王安石 | 执掌权柄前的特立独行与南京讲学的重点是什么

嘉祐五年1060年11月，40岁的王安石接到宋廷诏令，委派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司马光五辞而受命，王安石七次奏章请辞而不遂，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

1061年6月，安石迁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诰等文书），这次安石有了前车之鉴，很快接受了任命。

1062年7月，任知制诰的王安石，被临时差派去纠察在汴京（开封）的刑狱，就职后，对开封府已经判决的一桩斗鸡（鹌鹑）案进行反驳。引发了王安石个人与开封府、支持开封府的上级机关审刑院间的对抗纠纷，最后以调任王安石为同勾当三班院作为结局。

1063年，宋仁宗病逝。8月，王安石因母亲病亡，离开汴京返回金陵（南京）丁忧。治平二年1065年10月，母丧除，诏命王安石复职工部郎中知制诰，安石拒绝复命，而是留在金陵收徒讲学著述。且看安石期间教学重点在哪？以他为学生出的题目为例。原文见《临川文集·策问》。

问：将军队驻扎在夷狄之地而使百姓疲惫，沉迷于打猎游乐、宴饮作乐，赏赐没有节制，且楼台、池塘、宫室的规模奢华，这是国家之所以贫困的原因；如今这些都没有，但有关部门的请求常常出于谋取权力和利益，然而财政仍然不足。

亲信任用亲戚和后宫家族，使公卿大臣的后代尊贵显赫，平民和隐士中的才俊被阻塞而不得任职，这是官职之所以空缺的原因；如今这些都没有，而在位任职者都是天下公认选拔出来的人才，然而仍然缺乏人才。

过去军队很多，却不因为军队多而耗费钱财；如今百姓中的壮年大多离开（农业）去当兵，而租赋全都用于军粮饷银，然而仍然兵力不足。

过去马匹很多，却不因为马匹多而耗费土地；如今国内则空出可耕之地作为牧场，约亿万顷，对外则花费钱币从四方夷族购买马匹，然而仍然马匹不足。

这是什么原因呢？

问：夏朝的法度到了商朝就被更改，商朝的法度到了周朝又被更改，都是根据时世、顺应民众而加以节制。然而，它们的立法精神难道不相互效法吗？

但凡认真研究过古代历史的，都知道专制这个近现代的词汇并不适用于中国元明清之前的历史。王安石的反复拒绝和抗命不遵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一个政治气氛相对宽松的时代。

这个个性是有资本的。王安石是当时公认的儒学大家、文章领袖。他生活简朴、不涉奢靡、不结党营私。其辞官的理由往往是“才疏学浅”、“需奉养亲长”或“不适应职务”，属于儒家认可的“谦退”和“孝道”。

他屡次拒绝快速升迁的机会（如辞修起居注、辞试馆职），这在官场中反而营造了一种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不慕荣华的形象。在看重气节的士林中，极大地提升了他的个人声望。皇帝强行授予官职，有时是为了彰显自己“求贤若渴”；而王安石辞官，则反过来证明了自己“非为功名”。两者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相抬升的舆论互动。至于拒绝复职，可以用“哀痛未平”、“潜心学问”、“调理身体”等无可指摘的儒家理由来解释。儒家法典化的制度文化环境，给士大夫提供了相当大的个人选择空间。

而王安石生活的北宋，宋太祖确立的国策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这奠定了宋代皇帝与士大夫一种相对“共治”的政治氛围。皇帝需要依赖士大夫官僚集团进行治理，而士大夫也享有较高的政治安全感和议政空间。惩罚一个像王安石这样声望崇高的士大夫，尤其是因其坚持原则（而非贪腐谋逆），在政治上是成本很高的，可能损害皇帝“纳谏”、“重士”的名声，引发清议不满。

从王安石的江宁讲学内容，更能看到当时文人对时政乱象的关注和对后学之辈经世思想的培养。

虽然表面上没有古代极端的奢侈浪费（“台榭陂池宫室之观侈”），但国家依然“不足于财”。王安石点出“有司之所请常出于权利”，矛头直指官僚机构为私利而耗费公帑，触及了行政效率与利益集团问题。

虽然没有了外戚宦官专权、恩荫泛滥的极端情况，采用了相对公平的选拔（“公天下之选”），但仍然“不足于士”。触及了科举和教育制度能否培养出真正符合时代需要、有实务能力的人才问题。

通过今昔对比，深刻揭示了“养兵”、“养马”制度的内在矛盾与低效。过去兵多马多而不觉其耗，如今却成为财政和资源的沉重负担，导致兵不强、马不足。这直接指向了北宋“冗兵”积弊和国防后勤体系的失败。

连续用四个“今皆无此…然亦不足于…”的排比句式，引导学生（同时也是向当政者）追问：表面的弊病去除了，但根本问题（制度性、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甚至以新的形式加剧。这迫使思考者必须超越对个别现象的道德批判，深入到国家治理的体制、政策和效率层面。这正是王安石后来变法中“理财”、“强兵”、“改革科举与学校”等举措的思想先声。

反观当下，依旧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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