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南京鼓楼和紫峰大厦，有一处不少初来南京的游客恐怕都会错过的古迹：大钟亭。即使参观大钟亭的游客，恐怕大多也只关注那口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铸造的大铜钟，毕竟这是明初南京钟楼留下的唯一遗迹。然而，大钟亭的看点却远远不止这口大铜钟而已。保留至今的大钟亭，是1889年江宁布政使许振祎主持建造的大钟寺的主体建筑之一。而这座大钟寺，是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湘淮系官员把南京改造成他们理想中的儒教之城的浩大工程的一部分。1864年湘军攻占太平天囯都城天京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认为儒家思想的衰微正是太平天囯运动的根源。于是，他们不惜代价大兴土木，对明清遗留的南京城地标建筑进行了全方位改造：将原江宁府文庙改建为武庙，将原道教宫观朝天宫（太平天囯时期为火药库“红粉衙”）改建为江宁府文庙，以“一文一武”两大建筑体现正统儒家思想；又复建莫愁湖名胜恢复文人活动，来滋养儒家文化。
江宁布政史许振祎（1827-1899）并非湖南或安徽人，但当曾国藩幕僚十六年，是曾国藩著名的“小迷弟”，自然愿为偶像留下的这座儒教之城添砖加瓦。他在南京任上建立了文正书院，还在曾国藩修建的莫愁湖水院后面建了一座水阁当作“曾公祠”供奉曾国藩（毁于日军侵华）。离开南京赴河南开封担任东河河道总督后，许振祎又在开封建造了供奉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二人的园林式祠堂“二曾祠”。追星追到这份上，也是很可以了。
而大钟寺作为一座佛寺，初看起来与许振祎用真金白银民脂民膏追星的行为并不符合。然而细究许振祎建大钟寺的目的，就知道他仍然在默默的为偶像留下的儒教之城添砖加瓦。依据清末民国时期的多种记载，大钟寺内供奉的除了佛像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民间传说中因其父（或谓即明初功臣康茂才）铸钟不成而跳入熔炉之中的“钟神女”。
1947年出版的《鼓楼》一书记载了当时大钟寺内仍然保存着《敬献大钟亭诗序》碑记，可能即为许振祎所撰：“康茂材铸（钟）不成，忧形于色。生有三女，问父何忧。父语其事，三女不动声色，一心救父，翌日齐赴钟地，慷慨舍身，跃入烈火炉中……孝感金石，洪钟立成”；书中甚至还记录了三女托梦许振祎请求将大钟掘出的传说：“相传洪杨时拟毁此钟，（钟）流血，遂止。清光绪十五年，江苏布政使许振祎莅任，梦三女云：身卧土中，五百年骨肉将碎，祈收出土。许初不信，一而再，再而三，始惊而掘土，得钟焉。乃修亭刻三女像，祀其中，述其事。”然而早有学者指出，北京、山东济南、淄博、山西清徐等地都有内容几乎相同的“铸造牺牲”传说。见多识广的许振祎恐怕也不见得认为“三女救父”故事是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显然是对“孝感金石”所代表的儒家社会秩序的重建和重申。
不过大钟亭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座儒家意识形态纪念碑而已。支撑大钟亭的传统木构攒尖顶的，是六根铸铁圆柱。洪武大钟悬挂在由六根铸铁柱和三根带铸铁张力杆（tension rods）的铁梁所组成的铸铁框架中，这一框架结构的外围却全部由木构架所包裹，使得大钟亭在外观上看起来完全是一座江南传统的木结构亭阁。在木质角梁与铸铁柱交接的节点处使用了粗大的螺栓加以固定，使得内部的铸铁框架与外围的木构架形成了一个整体。在角梁下方，还铸有凸起的铭文：“金陵机器局造江宁布政使许建”。金陵机器局的近代机器在大钟亭的建造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在当时便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目前所见最早关于大钟亭建造的记载出自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1889年6月15日的报道写道：
“（…）一位高官把洪武大钟从土里掘起，并重修扩建了一座寺庙，将大钟悬挂其中。这口18英尺（5.5米）高、口部宽7英尺（2.1米）的大钟半埋在一片空地上已有很多年了，被乞丐们当成了住所。当地人将大钟的来历说的十分神秘，并时常叙述一个古老的预言：没人能够将它从土中掘起，除非中国重新进入太平盛世（The natives spoke mysteriously of its origin and repeated an old prophecy that no one would be able to raise it from its resting-place until China should enter upon a new era of prosperity.）。据说以前试图挖掘它的努力都只能使它在土里埋的更深。这个预言能否实现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既然大钟是被从机器局运来的外国机器掘起的，并被悬挂在一座由洋式的空心铁梁和铁柱构成的塔中，或许这个预言并不会全然落空。”
大钟亭铁柱上的“金陵机器局造”铭文及《北华捷报》的记载都明确说明，大钟亭的铸铁构件来自晚清南京的洋务企业金陵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原由李鸿章麾下的英国人马格里于1864年创建于苏州，次年由于李鸿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移驻南京而迁至南京。金陵机器局旧址（后为金陵兵工厂、兵工署第21厂等）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晚清民国工业建筑群。
一份1880年代初的英国情报资料提及：“（金陵机器局）的铸造厂运转正常并且能够铸造大型铸件；利用水压铸造的技术已经由马格里博士引进。”1870-80年代的金陵机器局能够铸造大量各种类型的实心炮弹和空心爆炸弹，以及大至68磅（口径约200毫米）的前膛炮。实际上，马格里最终离开金陵机器局的直接原因就是1875年金陵机器局为天津大沽炮台制造的68磅生铁前膛炮因质量不佳而炸膛；这一事件间接证明了1870年代的金陵机器局具有铸造大型铸件的能力。
晚清金陵机器局能够铸造大型铸件的更直接的证据是金陵机器局旧址的晚清厂房内的铸铁柱，这些铸铁柱几乎全都是金陵机器局自行制造。走进位于南京中华门外的晨光1865产业园原金陵机器局机器左厂内的晨光厂史馆就能看到，这座厂房里的每一根铸铁柱上都有“光绪四年（1878年）金陵机器局监制”的铭文。铭文字体与外部边框均与大钟亭铸铁柱的铭文也都极为近似。由此可见，早在大钟亭建造的11年前金陵机器局就已能够大量铸造建筑用的铸铁柱，因此在1889年时金陵机器局为大钟亭铸造这样的铸铁柱在技术上并没有任何难度。金陵机器局晚清厂房中另一个与大钟亭的铸铁结构相似的特征是1886年建造的机器大厂所使用的铸铁张力杆（tension rod）。金陵机器局机器大厂的设计者是瑞生洋行所派的工程师波列士哥德（G. Bracegirdle）。有些研究者认为该厂房的铸铁张力杆“设计十分巧妙”，乃至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技术跳跃”；事实上，只要对19世纪的欧洲工业建筑稍微熟悉就会发现，铸铁张力杆在当时欧洲的工业建筑上是司空见惯的设计，甚至在1876年英国出版的建筑结构教科书Notes on Building Construction中就能直接找到与机器大厂所用完全相同的铸铁张力杆布置图样。因此，与铸铁柱一样，铸铁张力杆在1880年代根本没有任何“技术跳跃”可言，波列士哥德只是照搬在欧洲早已长期运用的模式化设计而已。2015年东南大学前工院结构建筑展展出的金陵机器局机器大厂铸铁张力杆结构Notes on Building Construction中用于加固木梁的铸铁张力杆布置图由以上分析可见，大钟亭铸铁框架结构的所有设计特征都可以在金陵机器局及其工业建筑上找到源头。大钟亭所采用的技术在当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都早已成熟，并没有太多技术挑战。大钟亭铸铁框架结构的重要意义主要并不在于技术多么先进，而是在于它将长期只存在于模式化的西式厂房设计中的铸铁框架技术引入了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中。
还记得洋务运动的口号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大钟亭恰巧把它颠倒了过来，它采用了完全近代化的铸铁结构，却包裹在一座完全传统的木结构亭阁建筑内部，堪称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许振祎建造的大钟亭，本来可以看作是洋务运动的象征：它使用了从英国引进的近代化建造技术，与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相结合，其建造目的却是为了弘扬儒家的“孝道”。然而，正如《北华捷报》提及的那则预言一样，大钟亭或许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务运动最终命运的预言。在儒家意识形态的表象之外，真正支撑起晚清政权的很大程度上还是外来的近代化技术。当更大的外来冲击来临时，这样的结合体恐怕是难以长久存在的。然而幸运的是，大钟亭本身最终还是留存了下来，让我们能通过一件实物去回望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