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96年12月12日下午2时30分，美国纽约洲际大旅馆，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会场上，无数摄像机和照相机都对准了一位德国女士。她，就是当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夫人。她向各国记者展示了她外祖父拉贝先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写的战时日记及资料，并宣布将这2117页日记及资料捐赠给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此时，正相当于中国时间12月13日凌晨，59年前的这一时刻，南京城沦陷，旋即开始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1月，上海失守。日军高举着血红的太阳旗，杀气腾腾地逼近南京，日机的轰炸也日甚一日，南京危在旦夕。
20多位来自不同国度的西方人，如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丹麦人，他们中有牧师、商人、教师和医生，不顾本国驻华使馆的劝阻，留在了这座炮声轰鸣的危城。11月底的一天，他们聚集在金陵大学校董会的客厅里，热烈地商议着：日军长驱直入，直逼南京，南京的陷落已不可避免，是否有可能筹建一个难民保护区。德国饶神父在上海沦陷时，就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助20多万无家可归者，他们也想仿效，并为这个拯救人类生命的组织起了一个全球性的名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个50多岁的德国人被推举为安全区主席，他的名字叫John H.O.Rabe，译音为拉贝。
身穿咖啡色西服、戴着金丝眼镜的拉贝当即表示，他将以德国商人、纳粹党人的身份，向与德国结盟的日本人交涉，可望能取得较好的结果。
拉贝有一种威严而不失慈祥的风度。他生于1882年11月23日，1918年来华任德国柏林西门子公司（中国总行设于上海）北平及天津分行经理。1930年调南京任分行经理。在华30年的经历已使他基本融入到这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他学会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中国无疑是他心目中的第二故乡，他在生活上和生意上都得到善良的中国人民的厚待，他的儿孙都是在中国出生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促使他早在上海“八一三”抗战后，就积极参加了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骥（John Magee）创设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为救济伤兵及上海方向涌来的难民，不遗余力。正是他的正义感、能力、对中国人民的热忱和德国人的身份，才使他成为安全区主席这一特殊角色。
国际委员会共有15人，加上马骥牧师为主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成员，共22人，这是一支人数虽少，却热情洋溢、勇敢无畏的队伍。拉贝将和他们一起赤手空拳地同死亡、恐怖、野蛮打交道。
当时在南京最负盛名的英国新闻记者之一田伯烈目睹这一切后，怀着崇敬的心情写道：
“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他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可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无私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会议进展顺利，众人群策群力，很快就确定了难民区的位置：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这是一块只有3.86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位于南京市西北角，也是石头城中最幽静的地区。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鼓楼医院，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大使馆及许多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都在安全区范围内。
地图很快画好了，决定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
02
空袭越来越频繁，大炮的呼啸声也越来越近。美丽的古都被炮弹和恐怖包围了，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争先恐后地逃离。此时，拉贝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也正紧张地投入筹备工作。他们首先要与中日双方交涉，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不驻扎军队，不加轰炸，使留在南京的居民在最危急时，可以获得躲避的处所。
事情的进展似乎十分顺利。中国当局确认了难民区的位置。饶神父来信，上海的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并口头表示：倘难民区不驻扎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故意加以袭击。
12月1日，南京市长马超俊把难民区的行政职权交给了拉贝，同时派送450名警察，3万担米，1万担面粉，一些盐，并拨10万元钱。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也表示合作，并拨交军粮存条两张，一为米5万石；一为面粉10万包。
宁海路5号前外交部长张群华丽的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安全区分设了18个难民收容所。拉贝他们似乎早就意识到了，把金陵大学辟为妇女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则划为青年妇女收容所，专收30岁以下的年轻妇女。
03
12月12日深夜，火光冲天，杀声震地。守城军队于炮声隆隆之下悲愤地撤退。日军的坦克和骑兵狂涛般刮过堆积如山的尸体。惊恐失措的难民几乎全部集于难民区内。未能及时撤退的中国士兵也纷纷涌往难民区，要求保护。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只好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缴枪后就可以保全性命。这些士兵扔下的枪支弹药和军装堆得马路上到处都是。国际委员会只好雇人掩埋枪支，焚烧军衣。
13日下午，枪声渐稀，日军大队入城，拉贝高举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帜，带着秘书史密斯去同进城的日军交涉。在汉中路，他们与日军先头部队相遇了。拉贝拿出地图，向其解释难民区的位置。一个军官听完翻译的话，从军裤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军用地图，地图上没有标明安全区的范围。史密斯在上面用钢笔标出了安全区的位置。但日军却阻止拉贝再继续前行。
拉贝又说明了一个情况：“刚才有一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进了安全区，我们希望贵军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拯救他们的性命。”日本军官表示可以放心。
拉贝却无法放心，14日早晨，他又和史密斯把译成日文的公函交给日军长官。岂料在场的5人竟无一人肯接收，谓此事须与特务机关长负责人接洽。
15日，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四五个日本兵，来到国际委员会办公室，要求交出6000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因难民们分散在各个收容所，日军一时也难以分清哪些是中国兵，美国人费吴生费尽口舌辩解了一个小时，想保护走投无路的中国士兵。日本军官却不高兴地走了。
拉贝、史密斯等三人又赶到新街口交通银行大厦日本特务机关长所在地交涉，负责人原田少将接见了拉贝，日本大使馆的福田参赞担任翻译，他说：“关于难民区，入口将派兵驻守，难民区内可留置警察，除警棒外，不准携带武器。安全区委员会可享用存米1万担，并可将难民区外的存米运入等。”“至于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可以信托日军的仁慈态度。”
但事实证明，日军并不守信用，安全区内并不安全。
当天晚上，国际委员会的十几名委员在煤油灯下开会时，接到报告，日军到安全区抓人。拉贝急坏了，立即带着委员们赶去交涉。日军不理不睬。
日军在鼓楼附近的最高法院搜出了一屋子的枪。他们气势汹汹地闯进安全区，挨户搜查，1300个男子，被认为貌似军人，用绳子绑着，100人捆成一串，戴着帽子的，都被一个个抓出来扔到地下，其中有许多士兵。
拉贝气得脸色发白，日本人欺骗了他，才不过几个小时，就如此不顾国际信誉，他们亲口许诺的“信托”、“仁慈”的诺言竟同戏言！他觉得对不起这些中国人，他曾向中国士兵保证，放下武器就能保障生命。与其这样，不如让他们拼命到底啊！
16日一早，金陵大学李格斯教授赶来报告，昨天夜里，金陵大学100多个妇女被劫走并遭强奸。法学院和最高法院的难民全部被抓走，50个警察也被劫走，当时有日军官说：“拖去枪毙！”李格斯提出抗议，反而被一个军官当胸揍了几拳。午后，又有志愿警46人被捕。
屠杀！强奸！抢劫！暴行在步步升级，不断被报告到国际委员会总部。
日军以搜查军人为名，每日都将10余卡车的人押向城外，进行屠杀，马路上尸横遍地。
妇女们不堪蹂躏，都避往金陵大学。日军在安全区外找不到妇女，恼羞成怒，每日用大卡车到女收容所强行将大批妇女载走，翌日送回。金陵大学当时已住满7000余人，仅仅几天工夫，被强奸的妇女已近半数。17日这天，“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1000人，一个可怜的妇女被强奸了37次”。
宁海路5号宽敞的大厅内，彻夜亮着煤油灯。国际委员们在召开紧急会议，22名外国人义愤填膺，决定联名上书抗议。第二天，拉贝带着14名代表将抗议信送到金陵大学对面的日本大使馆，要求日本大使馆转告日本军事当局，迅速采取有效行动，约束士兵，制止暴行，田中参赞答应转告军队。但情况并未见好转，暴行报告仍不断送到安全区总部。
五台山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绮丽得像皇宫、清幽得如同仙境的所在，城陷后，这里不再是弦歌诵习的福地，却成为妇女们的避难之处，但避难的妇女终究还是逃脱不了被强行抢走的命运。
沿中华门到下关江边，遍地大火，烈焰冲天，全市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烧成灰烬。
愤怒的拉贝不知怎样来排遣他的怒火，日军的兽性大发确实出乎他的预料。为了给后人留一份记录，他把每天的所见所闻记载于日记之中，他详尽地记录了集体屠杀、砍头、活埋、水淹、火烧、奸杀等500个惨案。马骥牧师和克里斯蒂安、克鲁茨等两名德国人则拍摄了日军的种种暴行影片。拉贝决定，他要向全世界揭露这种种兽行，为人类呼吁人道，伸张正义。
拉贝找来一个叫做袁存荣的大个子，问他：“你是中国人，有件事叫你干，你敢不敢？”袁问什么事，拉贝说：“古年岗有两个军用仓库，国民党走的时候丢下的，全是硝磺，你去炸掉它！否则给日本人拉去做子弹，要死掉多少中国人？”袁说：“好！我去炸。”拉贝又问：“怎么炸，你懂不懂？”袁大个摇摇头。拉贝教他先用褂子兜上硝磺，再用手在地上撒一条长线，然后点火柴。袁大个去了，照他教的办法，将一仓库硝磺炸掉了。
04
拉贝挑选了德国国社党党旗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旗帜，并不因为他是德国纳粹党人，而是出于一种策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结为法西斯同盟，盟国对盟国，事情总要好办些。因此，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世界上最恐怖、声名狼藉的标记“卐”和天底下最慈善、有口皆碑的标记“卍”，竟然同处一地。国际委员会宫殿式的屋顶上，插了一面黑“卐”字白圈红底色的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党旗，国际委员会斜对面的二层青砖楼顶上，飘动的是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红底“卍”字会旗，它们共同担当拯救南京市民的重任。
用德国纳粹党“卐”标记对付兽性的日本兵，果然屡试不爽，有意想不到的效力。于是拉贝和另外两个德国人，成了日本兵最奈何不得的人物。那些强奸妇女的士兵，一见到德国人，就连声惊呼“德意志！德意志！”悻悻而去。
拉贝租住的广州路小粉桥1号的宅院里，也收容了几百个妇女和老人，他负责供给衣食。日本兵也多次偷偷爬墙而入，拉贝则利用纳粹党标记来对付这些强盗。
12月17日，拉贝不在家，约有15个日军士兵闯入他的住宅，有几个攀墙而入，刺刀出鞘，抢劫了拉贝助理员身上的钱币和几种文件。事后，拉贝开具失单，向日军永井少佐提出抗议，永井被迫写了一幅布告，贴在拉贝的大门上，禁止日本兵擅自闯入。但只要拉贝一出去，日本兵即溜进来为非作歹。一天下午6时，拉贝出门归来，见有两个日本兵闯入，其中一个正解衣准备强奸一个姑娘，拉贝大声斥责，两个日本兵才越墙而去。
12月19日下午6时许，六个日本兵又攀越拉贝住宅的花园围墙。拉贝用手电筒照着一个日本兵，此兵举枪作射击状，又觉伤害一个德国人后果不会太妙，于是要求拉贝打开大门让他们出去。拉贝断然拒绝，叫他们仍从墙上爬出去。有的日本兵不愿意再爬墙，拉贝指指自己胸前的那枚国社党勋章，质问日本兵是否明白这枚勋章的含义。这枚黑白图案的勋章在日本是至高无上的，日本兵只好乖乖地爬墙出去。档案记载上的这件事情还可以从现年81岁的丁永庆老人的回忆中得到验证。
12月20日，拉贝开车到安全区总办公处去，一个日本兵横加阻拦，拉贝大声斥责，叫他尊重汽车上的德国国旗和胸前所佩国社党党徽。
作为安全区的最高长官，拉贝面对的困难像千万座大山。除了要防止日军的恣意侵扰和屠杀外，难民区的衣食药品也是个大难题。总面积只有3.85平方公里的难民区，拥挤着近30万难民，每幢房子里，人们都像沙丁鱼罐头挤得水泄不通，晚上也只能一个挨一个勉强躺下，所有的空地都搭满了芦苇棚子。时值寒冬，粮食、煤炭、水、药品，少了哪一样，30万人都将难以生存下去。
日军占领南京后，封存了城内所有的米和煤，到1938年1月初，国际委员会的存粮已十分有限。经交涉，日军军需处石田少佐答应国际委员会购买米3000袋，面粉5000袋，煤600吨。10日早晨，国际委员会会计克鲁茨带着五辆卡车前往提货，石田少佐又不认账了，称米煤面粉一概不能出让。
拉贝大怒，致函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责问日军为何出尔反尔。拉贝又分别通过英、美、德等国使馆出面，给日军施加压力。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骥也是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童年好友，他们利用种种关系和国际舆论，迫使日军同意让近30万难民每天能购米1000袋。
1月17日，拉贝又致函福田参赞，提出三项要求：一是由“南京自治委员会”迅速发售米、煤、面粉；二是允许国际委员会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运米3000袋，麦9000袋；三是准许国际委员会由上海装运食品600吨。
拉贝又向英、美使馆求援，为难民募得捐款购买粮食、医药用品。日本当局竟厚颜无耻地要没收捐款给日伪机关支配，拉贝坚决予以拒绝。
南京沦陷之初最危急的两个多月内，总计受拉贝和国际委员会救济的难民达25万人，妇女受庇护幸免日军蹂躏的有数万人。为表彰他对南京难民的救助，抗战胜利后，当时的中国政府颁给他一枚系有蓝白红绶带的采玉勋章。
05
1938年2月22日，拉贝奉西门子公司之命离开南京，乘英舰前往上海，至4月底返回德国。
拉贝回国后，在西门子总厂任远东人事部长。在5月2日至25日的20多天中，他连续作了五场演讲，向人们展示有关证据，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让德国公众了解南京发生的一切，以期引起国际舆论对这种罪恶行径的谴责。
6月8日，拉贝寄给希特勒本人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报告共260页，介绍了他留守南京的原因，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成立的经过及其主要工作。其中附件259页，为拉贝1937年12月9日至1938年2月22日离开南京期间的部分日记，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约翰·马骥拍摄的58张、国际红十字会会计克鲁茨拍摄的22张日军暴行照片，每张照片都有拍摄时间、地点和拍摄对象的详细说明，客观地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拉贝在两组照片前写道：“下面展示的这些照片，只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所发生的无数事件中的极小部分。而拍摄这些照片的目的，并非是要去煽动人们对日本进行报复，而只是希望让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对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有所了解，并敦请他们利用一切法律手段终止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
拉贝此举，显然是希望希特勒能够出面阻止日军的暴行，并引起希特勒的警觉。这使犯下类似暴行的德国法西斯感到难堪。几天后，拉贝遭秘密警察逮捕，他的六本日记和有关照片也被搜走。经西门子公司出面担保，三天后拉贝被释放。但被强令保持沉默，不得再举办报告会、出版书籍，特别是不允许展示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照片。1938年10月，拉贝取回了被搜走的日记，但部分照片被没收了。拉贝愤怒之下，勇敢地提出退出纳粹党，遭到拒绝。
06
1943年11月，拉贝在柏林的住宅在大轰炸中被炸毁。1945年5月，柏林为盟军攻占后，拉贝的生活变得相当凄惨。他因曾是南京纳粹党小组的负责人，而被逮捕起诉，后因他在中国从事的人道工作而获释。英国占领军“非纳粹化委员会”出具了一份证明，证明他在南京建立安全区，主持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拯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因此不应被追究责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曾邀请拉贝前往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审讯日本战犯出庭作证。因其身份特殊，未能参加。
这时拉贝已63岁，还患有皮肤病。全家六口人，生活无任何来源，衣食均无着落。拉贝在英保险公司的人寿保险因战争遭到了损失，原西门子公司的养老金也无指望，只能靠收集野菜做成面糊汤度日。
当年国际委员会的几位美国人，金陵大学的史密斯教授、裴志博士，美国长老会的密尔顿牧师，鼓楼医院的德利谟医生，在南京得知拉贝的遭遇，十分同情，除在经济上援助外，曾设法使其返华居住，终未成功。
中国人民也从未忘记这位善良、正直的德国老人。1948年初，获知拉贝老人生活窘困，南京市参议会成立了救助拉贝劝募委员会。向银行、钱业、大商店及地方慈善机关和当年受救济保护的市民劝募，在全市引起极大反响。当年受拉贝庇护免遭凌辱的妇女，枪口下得以生还的男子，得到米粥救济免遭饿毙的老人，得知拉贝的境况，无不热泪盈眶，处于战乱中的他们尽管生活艰难，但还是尽自己所能，纷纷解囊相助，不几日便募得1亿元。经特别批准，购买美金2000元，辗转汇至德国援助拉贝。
战后的德国，物资极度匮乏，有钱也买不到食物。1948年3月，南京市长沈怡急速在瑞士购买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奶油、果酱等食品打成四大包寄给拉贝。表达了南京市民对这位老人的由衷的感激。
拉贝接信后，老泪纵横。6月18日，沈怡接到拉贝复信。信中说，包裹已运抵法兰克福，只等得到法城柏林之间的包裹许可证，就可收到。又说：“我们只有收集野菜野果，为孩子们加汤。而我们大人只靠干面包与汤糊度日，最近连面包亦难以得到了。至于马铃薯与我们早已绝缘了。我作为一家之长，处于此种艰难之境，您一定能想象到，获得食物包裹对于本人具有何等重大意义！”
6月22日，沈怡又接到拉贝的信，说包裹已收到，全家“均感无限快慰”，孩子们分到自己的一份食物时，无不欢呼雀跃。其欣慰感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南京人民的友好支援使拉贝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
沈怡接信后，感到拉贝当年对全市市民的恩惠很深，如今年近古稀，全家不得温饱，决定从6月起，按月给他寄赠食物一包。南京人民曾想方设法让拉贝来中国安度晚年，但终未能如愿。
1950年，拉贝患中风在柏林去世。
拉贝先生的日记公开后，已成为回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有力武器。他在南京的住宅已经考证确认。1997年3月28日，星期五，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拉贝寻访》节目后，反响强烈。笔者同一天在《扬子晚报》撰文介绍了拉贝在宁住宅被发现的经过。德中友协的沈群先生正好在宁洽谈德国投资项目，回程飞机票是星期天中午，他费尽周折，才打通了我家中的电话，并表示回德国后要促使德国政府作出反应。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拉贝住宅辟为纪念馆。
被誉为“辛德勒”的拉贝，还将走向荧屏和银幕。笔者和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侯青莲合作，把拉贝的事迹改编为8集电视连续剧《南京的辛德勒》。待电视剧完成后，还将套拍成电影，它们将再现拉贝和难民们赤手空拳地与侵华日军进行的一场正义和邪恶的较量。
4月3日，拉贝的墓碑已从德国运抵南京，10日，江苏新闻出版局赴德，购买了《拉贝日记》的中文版权，约15公斤的《拉贝日记》共有8卷10本，2460余页，正由南京大学德语系组织翻译。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中国的“辛德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