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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香港中环一座即将拆除的老楼里,八十九岁的陈婉莹颤抖着打开了一个尘封七十七年的铁盒。
"我一辈子都不想再看到这些东西,"老人的声音沙哑,"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说,就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些日子里发生了什么。"
铁盒里是几张泛黄的照片、一本破旧的日记,还有一块沾满血迹的手帕。当她的孙女小心翼翼地翻开那本日记时,第一页赫然写着:1941年12月25日,香港陷落。我们的噩梦开始了。
陈婉莹当年只有十二岁。那个圣诞节,她失去了父亲、两个哥哥,还有她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信任。
让我们回到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开始进攻香港。
当时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被称为"东方之珠",繁华而充满活力。陈婉莹的父亲陈志远在中环开着一家南货店,生意不错,一家六口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也安稳幸福。
那天早上,陈婉莹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她冲到窗边,看到启德机场方向升起了浓烟。街上开始有人奔跑、尖叫。
"日本人打过来了!"邻居李伯伯冲进店里,"陈老板,快收拾东西,准备逃难!"
父亲陈志远的脸色变得煞白。他把家人叫到一起:"听着,如果真的守不住,我们就躲到新界乡下去。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一家人要在一起。"
但他们高估了英军的防御能力,也低估了日军的残暴。
十八天。香港只守了十八天就陷落了。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在九龙半岛酒店向日军投降。这个圣诞节,成了香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陈婉莹记得,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母亲瘫坐在地上,不停地重复:"完了,完了,全完了。"
她当时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如此绝望。很快,她就懂了。
日军进城的第二天,噩梦开始了。
一队日本士兵闯进了陈家的店铺。为首的军官用生硬的英语说:"这里现在归大日本帝国了。"
"这是我的店,我们是良民,请不要伤害我们。"父亲战战兢兢地说。
军官走上前,突然一巴掌打在父亲脸上:"中国人!现在没有你的了!"
士兵们开始洗劫店铺,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一个士兵抓起陈婉莹十六岁的姐姐陈婉华的手臂,嘴里说着她听不懂的日语。
父亲冲上去想保护女儿,被一个士兵用枪托狠狠砸倒在地。两个哥哥想反抗,立刻被几支步枪指着。
"求求你们,她还是个孩子!"母亲跪在地上哀求。
军官冷笑一声,说了句什么。士兵们大笑着松开了陈婉华,但临走时,军官回头说:"三天后,所有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女人,到指定地点报到。不来的,全家杀掉。"
那天晚上,一家人躲在楼上不敢出声。陈婉莹听到街上到处是哭喊声、枪声、还有她听不懂但能感受到恐惧的呼救声。
"爹,他们说的报到是什么意思?"陈婉华问。
父亲没有回答,但陈婉莹看到父亲的眼中闪过深深的绝望。
接下来的日子里,陈婉莹目睹了人间地狱。
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实施了残酷的统治。他们首先针对的是华人平民。在日军眼中,所有华人都是潜在的反抗者,必须用恐怖手段威慑。
陈婉莹的日记里记录了她亲眼看到的场景:
"12月28日。今天在街上看到日本兵抓走了三个男人。李伯伯说,他们是因为没有向日本兵鞠躬。晚上听到枪声,第二天那三个人的尸体被扔在街头,胸口都有刺刀伤。日本兵不许任何人收尸,说这是给中国人的警告。"
"12月30日。日本兵开始挨家挨户搜查,说是找抗日分子。其实就是抢劫。我们家仅剩的一点粮食也被抢走了。爹去找日本人理论,被打得头破血流。"
"1月2日。听说北角那边有很多女人被日本兵抓走了,送到了军营。没人知道她们的下场。姐姐每天晚上都在哭,说不想去报到。娘也哭,但没办法,不去的话全家都会被杀。"
最让陈婉莹难以忘记的,是1月5日那天。
那天是"报到"的日子。无数香港女性被迫前往日军指定的地点。陈婉华临出门前,母亲给她换上了最旧最破的衣服,把脸抹得很脏,希望这样能逃过一劫。
"华华,如果有机会,就逃。"父亲说,"不要管我们,你自己逃。"
陈婉华眼泪直流,但还是点了点头。
她走后,一家人度过了最漫长的一天。陈婉莹记得,母亲一直在佛堂前跪着,念经念到声音嘶哑。父亲坐在门口,手里握着一把菜刀,随时准备冲出去。
晚上十点,陈婉华回来了。但她已经不是那个爱笑的姐姐了。她的衣服撕破了,脸上有淤青,走路的姿势很奇怪。她一进门就冲进房间,整整三天不吃不喝,不说一句话。
多年以后,陈婉莹才从母亲那里知道了真相。那些被叫去"报到"的女性,实际上是被日军强迫进行体检,筛选出来充当慰安妇。陈婉华因为反抗激烈,被毒打了一顿,但因为身体检查发现她有肺病,最终被放回。那个肺病,是父亲多年前帮她伪造的诊断书,为的就是逃避日本人的征召。
那个诊断书救了陈婉华一命,但更多的香港女性没有这么幸运。
陈婉莹后来了解到,日军在占领香港期间,在多处设立了慰安所,强迫大量华人女性为日军提供服务。这些女性中,有的才十几岁,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出头。她们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屈辱和折磨,许多人在战争结束前就已经死去。
但性暴力只是日军暴行的一部分。更系统性的罪恶,是对整个香港社会的摧残。
1942年2月,日军开始实施"归乡政策",强制驱赶香港居民到内地农村。美其名曰是"疏散",实际上是为了减少粮食消耗,也为了便于控制剩余人口。
陈家也在被驱赶之列。他们被赶上一艘破旧的船,和数百人一起,被送往广东的一个小渔村。
船上的条件极其恶劣。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没有厕所,所有人挤在船舱里,空气污浊得让人窒息。
"爹,我好饿。"陈婉莹的小弟弟说。他才八岁,脸色蜡黄,瘦得只剩皮包骨。
父亲从怀里掏出仅剩的半个窝头,递给儿子。自己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就在这时,船上传来骚动。几个日本士兵正在搜查行李,寻找"违禁品"。一个老人因为藏了几块银元,被当场拖到甲板上,在所有人面前被刺刀捅死,尸体扔进了海里。
"这就是私藏财产的下场!"一个军官用日语喊道,旁边的翻译颤抖着翻译。
船舱里一片死寂。陈婉莹紧紧抱着母亲,不敢出声。
到达渔村后,情况并没有好转。这个小村子原本只有几十户人家,突然涌入上千名香港难民,根本无法容纳。村民们虽然同情,但也无能为力。
陈家在一间破庙里安顿下来。没有食物,没有收入,每天最大的任务就是活下去。
父亲和两个哥哥出去找活干,但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们什么都不会。城里来的人,不会种地,不会捕鱼,只能做最苦最累的活,换取一点微薄的粮食。
母亲带着陈婉莹和姐姐妹妹,每天去山上挖野菜。有时候运气好,能找到一些树皮和草根,煮成糊糊充饥。
"娘,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陈婉莹问。
母亲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傻孩子,家已经没了。"
1942年的夏天,噩运再次降临。
日军在香港和广东地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名义上是搜捕抗日游击队员,实际上是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
那天傍晚,一队日本兵突然包围了渔村。他们声称村里藏有游击队员,要求所有男人站出来接受检查。
父亲和两个哥哥像所有其他男人一样,被集中到村口的广场上。日军军官说,他们会一个个检查,如果有人承认是游击队员或者提供游击队信息,可以获得宽恕。
没有人说话。
军官的脸色阴沉下来。他随手指了五个男人,包括陈婉莹的大哥,命令士兵把他们带到旁边。
"如果没人说话,这五个人就要死。"军官说。
人群中传来女人的哭喊声。陈婉莹的母亲想冲出去,被村民们拼命拉住。
还是没有人说话——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游击队员,这只是日军的借口。
军官挥了挥手。士兵们端起枪,对准那五个男人。
"不要!"父亲突然喊道,"我知道游击队的消息!"
这是谎话,父亲根本不知道任何游击队的事情,他只是想用自己的命换回儿子。
军官走到父亲面前:"说。"
"游击队在……在北边的山里。"父亲编造道。
军官盯着父亲看了很久,然后突然笑了:"你在说谎。"
下一秒,军官拔出了佩刀。
陈婉莹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的身体缓缓倒下,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响彻整个村子。
然后,更残酷的事情发生了。军官并没有放过那五个男人,包括陈婉莹的大哥,他们全部被枪杀。日军还纵火烧了几间房子,抢走了村里仅剩的一些粮食和财物。
那天晚上,渔村里哭声一片。陈婉莹的家,在一天之内失去了顶梁柱和长子。
二哥陈志强在那之后变了一个人。他每天出去,也不知道去哪里,有时候几天不回来。有一次回来时,陈婉莹看到他身上有血迹,手里拿着一把刀。
"哥,你去哪了?"
"别问。"志强的声音冰冷,"有些账,总要算的。"
后来陈婉莹才知道,二哥加入了抗日游击队。1943年春天,他在一次袭击日军据点的战斗中牺牲了。消息传来时,母亲已经哭不出来了,她只是呆呆地坐着,喃喃自语:"完了,都完了。"
日军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是香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除了对个人的暴行,日军还系统性地摧毁了香港的经济和社会。
陈婉莹在战后回到香港时,几乎认不出这座城市了。曾经繁华的中环满目疮痍,许多建筑被炸毁或烧毁。人口从原来的一百六十万锐减到六十万,超过百万人或死或逃。
她回到家原来的位置,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父亲经营了二十年的店铺,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废墟中,陈婉莹找到了一个被烧焦的招牌,上面还能依稀看到"陈记南货"几个字。她抱着那块招牌,终于放声大哭。
战后的很多年里,香港人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许多受害者选择沉默,因为创伤太深,不愿意回忆;也因为社会风气,许多经历过性暴力的女性被歧视,只能把痛苦埋在心底。
陈婉莹的姐姐陈婉华终身未嫁。她变得沉默寡言,不愿与人接触。1960年,她在一个雨夜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死因是服用过量安眠药。
陈婉莹在整理姐姐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日记,里面详细记载了1942年那次"报到"的经历,还有之后的噩梦、羞耻、和无法摆脱的恐惧。
"我觉得自己脏了,"姐姐在日记里写道,"永远都洗不干净。"
直到2018年,陈婉莹才决定公开这段历史。
"我今年八十九岁了,时日无多,"她对采访她的记者说,"我不想让这段历史被遗忘。人们都知道南京大屠杀,那当然是巨大的悲剧,但很少有人知道,香港也经历了类似的苦难。"
"日军占领香港期间,至少有一万名平民被杀害,数千名女性被强暴,超过百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整个城市的经济被摧毁,社会结构被撕裂。这些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但最让我痛心的是,"老人的眼中泛起泪光,"很多日本人到现在还不承认这些罪行,甚至试图美化侵略历史。这是对死者最大的侮辱,也是对和平最大的威胁。"
陈婉莹的故事在香港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年迈的幸存者开始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一位九十岁的老人说,他在日军占领期间被抓去做苦力,亲眼看到无数同胞死于饥饿、疾病和虐待。
一位八十五岁的女士说,她的母亲曾被日军强暴,一生都活在阴影中,临终前还在做噩梦。
这些证词被收集起来,形成了一份详细的档案,记录了日军在香港的罪行。香港的一些历史学者开始系统研究这段历史,出版了专著,举办了展览。
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有人质疑这些老人的记忆可靠性,有人说"应该向前看,不要纠结历史"。甚至有一些亲日的声音,试图淡化或否认这些罪行。
面对这些质疑,陈婉莹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
"我知道我的记忆可能不完美,毕竟时隔七十多年了。但有些事情,刻在骨子里,永远不会忘记。我忘不了父亲倒在血泊中的样子,忘不了姐姐回家后绝望的眼神,忘不了母亲哭干了眼泪的脸。"
"有人说应该向前看。我同意,我们应该向前看,但前提是不能忘记过去。如果连历史都不敢正视,我们凭什么期待未来会更好?"
"我讲出这些,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是为了记住教训。战争给所有人都带来了痛苦,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是受害者。只有铭记这些痛苦,我们才能真正珍惜和平。"
2019年,香港一家博物馆举办了"香港沦陷岁月"特展,展出了大量文物、照片和证词。陈婉莹捐出了她保存的那个铁盒,包括日记、照片和那块沾血的手帕。
展览开幕那天,已经九十岁的陈婉莹坐着轮椅来到现场。她在姐姐的照片前停留了很久,然后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相框。
"华华,我终于做到了,"她喃喃自语,"你的故事,不会被遗忘。"
这个展览引发了广泛关注。许多年轻人第一次了解到,原来香港也经历过如此黑暗的时期。一位大学生在留言簿上写道:"我在香港长大,却从来不知道这段历史。谢谢这些老人,让我们知道和平有多珍贵。"
陈婉莹在2020年平静地离世,享年九十一岁。她的遗愿是把所有关于那段历史的资料都捐给档案馆,供后人研究。
在她的葬礼上,许多不相识的人前来致敬。他们说,陈婉莹的勇气,让一段被遗忘的历史重见天日,让那些在黑暗中受苦的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关注。
历史学家在整理陈婉莹的资料时,发现了她最后的一篇日记,写于2019年12月25日——正好是香港沦陷七十八周年:
香港在日军占领下的三年零八个月,是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它提醒我们,战争的残酷不分地域,侵略的罪恶不容否认。
今天,当我们谈论二战历史时,不应该只记住某些著名的事件,而应该记住所有的苦难。南京的三十万亡灵需要被铭记,香港的一万受害者同样不应被遗忘。每一个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每一个遭受过苦难的家庭,都值得我们记住。
这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是为了珍惜和平。只有真正了解战争的代价,我们才会竭尽全力避免它的重演。
你听说过香港沦陷的历史吗?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痛苦的记忆?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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