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强奸的日本士兵，大部分强奸完了就杀掉。往往是强奸完后刚一撒手，女人就逃跑，士兵们便从后面向女人开枪……”
这句字字泣血的证词，并非来自受害者的哭诉，而是出自一位日本随军记者之口——小俣行男。1938年起，他作为《读卖新闻》的特派记者，跟随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采访，亲眼目睹了南京城里那场持续六周的人间炼狱。多年后，他将这段无法磨灭的见闻写入书中，用侵略者同胞的视角，为日军的滔天罪行留下了不容辩驳的铁证。
一个来自施暴方阵营的记者，为何敢揭露如此黑暗的真相？答案只有一个：这不是编造的谎言，而是1937年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日常，是日军暴行最赤裸的真实。
一、不是单个士兵的恶，是军国主义的“兽化”教育
或许有人会疑惑：难道所有日军士兵都是天生的恶魔？
真相远比想象中更沉重——这些士兵中，很多人本是普通的农民、工人，在家乡或许也曾是丈夫、父亲。但当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便彻底沦为了没有人性的施暴者。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日本军国主义数十年如一日的“兽化”教育。
自明治维新起，日本便将军国主义深植于国民教育的骨髓：他们鼓吹“日本是神国”“大和民族最优秀”，将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其他民族污蔑为“劣等”，把侵略中国包装成“解放亚洲”的“正义之举”，让士兵从骨子里认定“中国人可以被随意欺凌”。
更扭曲的是对武士道精神的篡改：他们剥离了“忠义”“廉耻”的核心，只放大“残忍”“服从”的极端。在军营里，上级对下级动辄打骂、侮辱，彻底摧毁士兵的人格尊严；训练中，以“杀人无疚”为目标，让施暴成为“勇敢”的象征，让服从命令凌驾于人道主义之上。当一个人被剥夺了良知、否定了人性，剩下的便只有压抑到极致的暴力情绪——而这股情绪，最终全发泄在了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身上。
二、强奸后必杀人：日军的“报复”与“灭口”
小俣行男笔下“强奸后即开枪”的惨剧，绝非偶然，而是当时南京城里的普遍现象。
日军攻占南京前，在淞沪战场遭遇了三个月的顽强抵抗，“三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妄想被彻底击碎。巨大的损失与挫败感，让他们将怨气全部撒向了南京的无辜百姓——施暴，成了他们扭曲心理的“报复”。
更卑劣的是“灭口”的算计。作为侵略者，他们深知自己的暴行必然招致记恨与反抗，因此“强奸后杀人”成了既定的流程：既能满足兽欲，又能杜绝后患，如此“一举两得”的恶行，被他们当成了“高效”的手段。
在这场浩劫中，女性没有任何年龄的“豁免权”：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被强行施暴，八九岁的幼女遭轮奸致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所里，无数姑娘被日军强行拖走，从此杳无音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后认定，南京沦陷后的第一个月内，就发生了近两万起强奸案，而绝大多数受害者，最终都没能逃过被杀害的命运。
三、不止一人见证：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小俣行男的证词，并非孤证。
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英国传教士、记者，以及国际安全区的工作人员，都用日记、书信记录下了日军的所作所为。他们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与这场战争无直接利益纠葛，却用笔墨还原了最真实的人间地狱——这些文字，后来都成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关键证据。
还有慈善团体、市民团体的埋尸记录，每一笔都浸透着血泪。仅这些记录在册的遇难者数量，就足以印证日军暴行的规模之巨、手段之狠。而南京大学整理的近四千万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更是收录了日军日记、幸存者证词、第三方记录等海量史料，将日军的罪行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日军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还源于军队纪律的彻底崩坏。攻占南京后，日军高层几乎放弃了对士兵的管控，烧杀抢掠成了“默许”的常态。南京城里的房屋大半被烧毁，人口从一百多万骤减至十七万，曾经的六朝古都，沦为了尸横遍野的废墟。在这样无约束的环境里，士兵们的人性彻底泯灭，只剩下施暴与破坏的原始本能。
四、铭记不是记恨，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如今，七十余年过去，有人说“事情都过去了，该翻篇了”。但我们不能忘——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看清军国主义的罪恶本质，不让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
小俣行男作为日本记者，敢于冲破偏见与压力说出真相，正是因为这些事真实发生过，容不得半点否认。那些无辜死去的百姓，那些被摧残的女性，他们的遭遇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国家强大，才能保护人民；和平来之不易，必须誓死捍卫。
这篇来自日本记者的自白，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无数受害者的血泪控诉，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警钟。我们必须永远铭记，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警醒：侵略必然遭到谴责，暴行永远不会被遗忘；吾辈当自强，唯有国家强盛，才能让“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剧，永远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