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南京，徐悲鸿用多年积蓄，加上吴稚晖等友人助资3000大洋，终于在傅厚岗4号这块荒地上，建起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
彼时正是国难当头——徐悲鸿站在庭院里，居安思危。望着刚落成的家，提笔写下“危巢”二字。谁曾想这座“危巢”，也将成为他情感纠葛的漩涡。
徐悲鸿出生于1895年，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屺亭桥镇人，自幼随画师父亲徐达章学书画。1919年赴法留学，就读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画家、美术教育家，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代表作有《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八骏图》等，尤擅画马，奔马神形兼备，充满力量感，成为其艺术符号。
这一年，他与妻子蒋碧薇搬进“危巢”，结束了此前在石婆婆巷学院宿舍趴地作画的窘迫。这是栋坐北朝南，二层西式砖木小楼，建筑面积约200㎡，占地约1333㎡。
当年右侧为徐悲鸿定制画室：高约5.33米（1.6丈）、长约10米（3丈）、宽约6.7米（2丈），挑高充足，适合大幅创作。
左侧上下两层：进门有楼梯；楼下前客厅、后餐厅，楼上两间是卧室+浴室，大门右侧门房，后院临时工棚作佣人房。
那些日子，徐悲鸿常深夜创作，蒋碧薇便温一壶茶陪伴左右。他们曾是冲破世俗的恋人，1917年徐悲鸿初到上海闯荡，困顿中得蒋碧薇倾心，两人不顾家庭反对私奔日本，回国后，蒋家为保全颜面，曾登报宣称女儿病逝，这段往事一直是他们情感里的亮色。
但其实两人婚后住在学院宿舍时，浪漫的爱情面对柴米油盐就开始出现了裂痕。宅子建成时，他与蒋碧微已结婚十五年，育有一子一女。
虽然徐悲鸿收入不低，却痴迷收藏古画、资助友人，花钱不计成本。蒋碧薇家境富裕，追求精致社交与物质享受，两人常为开支争执，入住“危巢”的安稳也难掩经济观念的对立。
1930年秋，当时还是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生——孙多慈，走进徐悲鸿的画室。这个18岁的安庆女孩，清秀文静，画功扎实，很快引起徐悲鸿的注意。他亲自指导她素描、油画，为她修改画作，甚至为她画肖像。此后两年师生间的艺术交流渐渐升温。
1932年，傅厚岗新居落成后，徐悲鸿常邀学生来家中作画。孙多慈成了常客，有时在画室一待就是半天。徐悲鸿为她画了多幅肖像，其中《台城月夜》最为著名——画中两人并肩立于南京台城，月色朦胧，情意暗涌。
这种师生恋在当时社会是禁忌，更何况徐悲鸿已有家室。流言蜚语很快传开，这幅画后来被蒋碧微发现，矛盾终于爆发。
面对丈夫的移情，蒋碧微选择了最激烈的方式反抗。她在家中处处与徐悲鸿作对，甚至将孙多慈送来的百棵枫树苗全部折断。徐悲鸿为表心意，在画室刻下"无枫堂"三字，并刻印"无枫堂主人"，以示与孙多慈断绝关系。但裂痕已深，难以弥合。
1937年抗战爆发，徐悲鸿被迫离开南京，赴重庆筹备抗战画展义卖。他走时，蒋碧薇留在“危巢”，受他所托照看房屋与画作。战乱中，南京沦陷，“危巢”遭日军洗劫，财物被抢，庭院里的当年栽下的两颗白杨树也被砍，幸好房子保留了下来。
1938年7月31日，两人关系还是决裂，徐悲鸿人在外地，在当地《广西日报》刊登启事，宣布与蒋碧微脱离关系。这则启事轰动一时，将"慈悲恋"推上风口浪尖。孙多慈承受着巨大压力——社会舆论的指责、家庭的反对、蒋碧微的敌意。
她一度动摇，甚至接受家人安排的相亲。最终与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订婚。徐悲鸿得知后，曾写信挽留，但孙多慈回信婉拒，称"此生无缘"。徐悲鸿得知后，痛苦万分，在画室中彻夜不眠。
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天，徐悲鸿回到南京，却未再踏入“危巢”与蒋碧薇团聚。在重庆，他们已协议离婚，蒋碧薇获得“危巢”的产权。
徐悲鸿在南京短暂停留后，当年就赴北平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这座他亲手建造的家。
1949年，蒋碧薇离开南京，“危巢”被国家收回。而远在北京的徐悲鸿，早已与廖静文组建了新的家庭，可傅厚岗4号的“危巢”，始终是他心中无法抹去的印记。1953年，徐悲鸿逝世，临终前还念叨着当年在“危巢”创作的时光。
如今，南京傅厚岗4号已成为徐悲鸿纪念馆，这座“危巢”，藏着徐悲鸿与蒋碧薇的相濡以沫与决裂，藏着他与孙多慈从师生相知到情愫暗生的遗憾，更藏着一个文人在民国乱世中的爱与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