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初，南京玄武湖畔的春寒尚未褪去，南京军区司令部却因为一份突然出现的密件而进入一级戒备。密件来自上海方向，内容只有两行字：国民党潜伏组已渗入南京，目标疑似会议驻地。字数不多，分量却极重。值班参谋将电报放在办公桌上，许世友看了半分钟，低声说了一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与惯常的应急方案不同，许世友并未先调兵布防，而是先往车库走了一趟。那里停着几辆刚刚下线不久的北京212越野车。车身棱角分明，底盘高挑，带着明显的国产工业痕迹。军区的老驾驶员说起这车，总要抬高嗓门，“咱们自己的铁疙瘩，能爬山，能蹚河。”许世友摸了摸车头，似乎下了什么决心。
北京212的确是在那个档口亮相。1965年4月，第一批样车从北京汽车制造厂驶出西直门，直奔总装测试场；年底开始小批量交付部队。三挡高低速分动箱，最大爬坡度30度，涉水深度七百毫米，这些数据写在蓝皮说明书里，却远没有许世友的一句土话更提气：“别看外壳粗糙，硬是顶用。”他当年在华中带兵行军，大别山里翻山越岭，全靠草鞋硬扛。若早有这种车，省下的不只是脚底的血泡。
防卫计划很快成形：会议地点外围由警卫团暗伏，桃花山坡顶停放二十辆北京212，油箱满载，钥匙插在点火锁上。命令一下，机要处负责备车，车辆连连夜开赴，整齐停成双排。桃花山距会场仅有两公里，其中一条碎石便道可直通江北，适合作紧急抽离。副参谋长担心“车多目标大”，许世友摆摆手：“真要打起来，跑得快才是王道。”一句话堵住了质疑。
会议召开前一周，南京城的气氛反常地安静。街头的路灯在夜里显得格外亮，宪兵巡逻次数明显增加。3月9日夜，宪兵营在中山门外截获一名可疑男子，身上搜出微缩地图和一支点三八口径左轮。此事没对外公布，却再一次印证了密件中的警告。许世友决定再添保险：会场周围加装探照灯，依次编号，断电后可改用柴油发电机支撑四小时。此外，所有北京212分成两组，一组随时可送首长离开，一组备作诱饵，一旦遭伏击，负责吸引火力。安排堪称“步骑炮车”混合配置，只不过炮换成了深夜里静静待命的汽车。
那段日子里，许世友每晚都要到桃花山看一眼。草木遮住车身，偶尔能听到驾驶员靠在方向盘上打瞌睡的呼噜声。他拍拍车门，低声叮嘱：“保持油满，不许掉链子。”有人悄声问：“司令，真要走山路不怕翻车？”许世友咧嘴一笑：“怕翻车就不开会了。”
许将军钟情硬朗之物并非偶然。解放战争前期，他的部队缺马缺车，只能靠战士们肩挑背扛。1948年8月，华东野战军在鲁中山区拉练，王建安部与许世友部会合。彼时两人旧怨未消，为了融合指挥权，许世友带着两瓶劣质高粱酒直闯王建安指挥所。“你我都别憋着，喝完这杯再打仗。”王建安仰脖一口闷，闷完就笑，这场酒局成了济南战役前夜最特殊的动员。八天后，济南城垣陷落，俘敌十万。许世友后来回忆，只说一句：“烈酒解疙瘩，合作出胜仗。”
从济南到南京，相隔十八年，许世友仍旧相信可靠的弟兄、靠得住的装备。烈酒给他舒筋，汽车给他底气。北京212的出现正好对上了他的脾性——皮实、性能稳定、不摆花架子。驾驶员梁启泰私下说过：“司令好像把车当成连排长，一句话指哪打哪。”
3月12日清晨，会议如期开始。会场周围布防严密，但始终未见敌情。到了夜晚十一点，最后一份报告念完，会议宣布休会。许世友站起身，对身旁参谋淡淡说：“撤车。”无线电指令发出，桃花山的发动机依次点火，车队开出山坡，逐辆驶回军区车库。路过大门口时，守夜哨兵立正敬礼，车灯在黑暗里划出一道白线，像是在为一次无形的战斗收尾。
第二天，他专程去厂区看那批被擦得发亮的北京212，顺手点了一支烟，望着齐整的车队出神。工程师凑过来询问摇臂噪音的问题，许世友挥手道：“不要紧，小毛病。核心是真硬。”随后转身离开，没有再谈别的。
1966年的这场虚惊，最终没有枪声，也没有硝烟。人们记住的却是那二十辆停在桃花山的北京212。在那个国产装备刚刚起步、风雨飘摇的时段，一位上将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基层：新装备不是摆设，而是随时能带着战友脱险的“老伙计”。这件事后来在军区茶余饭后被当作趣谈，许世友的一句话被很多驾驶兵反复提起：“只要发动机能吼，脚就不用再起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