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网上订的白下路的民宿时,我并没抱太多期待。只求室内干净清爽、没有异味就好。这对鼻子比狗还灵的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底线。不洁的环境和气味,简直能要我的命。
逛完明孝陵,乘地铁,步行八百米,抵达入住。推开门的瞬间,一扇窗开着,空气清新,我松了口气。
队友顺手关上那扇开着的窗,因为晚上要去逛夫子庙,时间不容浪费,我立刻进入休息模式,瘫在床上动也不想动。
第二天清晨,我们去街边的KFC买了早餐。油条配豆浆,简单粗暴地填饱肚子后,队友又踱到窗前看风景。我正收拾行李,忽然听见他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喊起来:
“快来!快来看!红房子——张佩纶…宅?”
我扔下手里的东西,凑到窗前。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就在楼下,立着一幢红楼青瓦的小楼。我立马停止整理,冲下楼去。
张佩纶。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陌生,但提起他的孙女儿——张爱玲,几乎无人不晓。这座位于白下路273号的老宅,不仅是张佩纶的居所,也是张爱玲文学世界的重要源头。说来有趣,它几经转手的故事,本身就是一段微缩的晚清史。
宅邸最初属于清朝靖逆侯张勇,民间俗称“张侯府”。后来转给了诗人袁枚,成为他“随园”的一部分。再后来,被李鸿章购得。
张佩纶是李鸿章最赏识的幕僚,也是其幼女李菊耦的老师。两人相知相恋,1888年婚后,李鸿章便将此宅作为陪嫁,赠予女儿女婿。张佩纶在此度过了晚年。
原建筑规模宏大,其时共三座楼,现仅存一座,是典型的明清府第风格。深宅大院,园林景观,雕梁画栋,有花园、厅堂、书斋和起居院落。
这是一座极为讲究的中西合璧外廊式建筑,建筑面积约504平方米。高大宽敞,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回廊环绕,青砖做主题,红砖做门拱,建筑正面中间为正门,进门处有五级台阶,门的两侧各有三扇窗户且左右对称,二楼与一楼相同,中间为门两侧为窗。建筑呈回字形,房屋居中,东西侧长约16米,有6根立柱,南北侧长约15米,有5根立柱,整个建筑框架由18根廊柱围成。1927年国民政府立法院曾设于此办公。
张爱玲在《对照记》中提到家里有“巨大的、刚亮的玻璃窗”,这在当时是相当西化的装修,也透露出李鸿章家族的洋务背景。遗憾的是,原建筑群在1937年的南京大轰炸中被毁。如今的白下路273号,留下一块遗址标识牌,供人凭吊。
但有些东西,炸不毁。
对张爱玲而言,这座老宅不仅是祖宅,更是“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的精神坐标。
最直接体现老宅影子的,是她的自传性小说《创世纪》。主角戚宝彝(明显以张佩纶为原型)的宅子,几乎就是对“张侯府”的文学复刻。她借女主角紫薇(映射其祖母李菊藕)的视角写道:
“老爹爹读书,在堂屋里,屋顶高深,总觉得天寒如冰,紫薇脸上暖烘烘的,坐在清冷的大屋子中间,就像坐在水里,稍微动一动就怕有很大的响声。”
这里的“高深”“清冷”“不敢动”,不只是物理空间的描写,更是世家大族里那种令人压抑的规矩和孤寂。她还写到“桌上铺着软漆布,耀眼的绿的蓝的图案”“白茶盅上描着轻淡的藕荷蝴蝶”——这些精致的细节,正是她对祖母陪嫁老宅中那些华美而疏离的陈设的记忆。
但老宅并不只有清冷。还有祖父母“诗酒风流”的温暖底色。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说:“我祖母的婚姻要算是美满的了,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
这所宅子见证了那段难得的温情。婚后,张佩纶将其中一栋楼命名为“绣花楼”,专供李菊藕居住,也就是留存下来这栋后人俗称的“小姐楼”。两人在此琴瑟和鸣,甚至合写过食谱和武侠小说。
姑姑曾对张爱玲回忆:“一听说桃花开了,你祖母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
这些片段,成了张爱玲心中对“家”最美好的想象。
然而温情背后,是家道中落的苍凉。李菊藕中年孀居后,独自带着儿女生活在这大宅中。张爱玲从老仆口中得知,祖母为了节省,连草纸都要算计着用。与当年的煊赫形成刺眼的对比。这种“坐吃山空”的窘迫,也成了张爱玲日后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站在小楼前,我凝望楼上的连廊。这个家庭的历史,也和南京史一样凝重。只是,他们是否知道,他们会有一个用文字凝固了那个时代的孙女儿。窗外的一次意外发现,竟与历史,完成了不期而遇。
比攻略还让人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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