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自古以来没有流经南京，严格意义而言，南京并不是一座大运河沿线城市，但南京却是大运河流域不可忽视的存在，两者共生共荣，共同书写了中国水运史上的辉煌篇章。南京多条运河与大运河连通
京杭大运河，自古以来没有流经南京，但南京境内的破岗渎、上容渎、便民河等多条河流，将南京与大运河联系起来。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
破岗渎和上容渎均开凿于六朝时期，其中破岗渎因地位显要，屡见于史籍。关于破岗渎开凿的最早记载，见于晋朝陈寿《三国志》中的《吴书·吴主孙权传》，赤乌八年（245）八月，东吴孙权迁都建业（今南京）后，“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金陵图书馆特藏部主任纪景超介绍，破岗渎从句容茅山延伸至江宁方山，这条人工河道漕运繁忙，直至隋唐时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始撰于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载南京历史的地方志，其中有关于“破岗渎”中埭坝的描述，“破岗渎上下一十四埭，上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宁界，于是东郡船舰不复行京江矣”。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介绍，破岗渎最大的特征在于其由岗顶向两侧各建7座堰埭来分段节制、拦蓄水源、控制水位，形成一组大规模的梯级航道。“堰埭的修建使破岗渎成为我国有记载的最早完全用建筑物控制水量的运河，体现了当时很高的水利工程技术水平。”为了缓解破岗渎日趋紧张的水运交通，梁武帝时于破岗渎北又开凿了上容渎。
破岗渎和上容渎是建康城的经济命脉，有力地支撑了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繁华和地位。清乾隆年间开凿的便民河，则再续南京与大运河的直接联系，这也是今天镇江至南京的第三条运河。
据《京口山水志》记载：便民河“自县西簰湾师古滩，迳句容之龙潭，达上元栖霞山下碾驼坝”。镇江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礼刚说，便民河的开凿既回避了长江段江阔浪险，也规避了黄天荡的急流之险，“一日之中，帆樯往来，殆以千计”。
《光绪丹徒县志》中的便民河
“《宋书》中有关于各地通往都城的内河里程的记载，从中可见，东吴、东晋、刘宋时期已经形成了以建康为中心的内河运输网。”在贺云翱看来，南京虽不在京杭大运河边，但通过多条运河，长江、大运河、太湖等得以紧密相连，南京与周围城市共同组成了以水为纽带的江南经济圈，如果说江苏运河是网，南京便是网的核心。
明朝，大运河在南京“复兴”
从古籍中看，早在元朝，南京就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扮演着漕运物资中转地的作用。《至正金陵新志》记载，为便于漕粮中转，南京专门建立了漕粮转运的仓库，其中广运仓位于龙湾（今下关）江边，负责“收受江西、湖广二省，饶州路并本路州县官民财赋等粮，逐年都漕运万户府装运，由海道赴都”；大军仓负责“收支本路粮斛，逐年拨装海运”。
从明代起，南京和运河的连接更为紧密，甚至还成为了大运河的“复兴地”。
元朝大运河一度中断，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即位后“重启”大运河。据《明史》记载，朱棣一方面“命平江伯陈瑄督转运……所谓陆海兼运者也”，沿袭海河运并用的路线；另一方面“命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浚会通河”，疏浚大运河的淤塞河段。
朱棣迁都北京后，“留都”南京作为漕粮集散中心，通过大运河与北京紧密相连。
南京城市文化研究会会长卢海鸣介绍，明朝时期，南京设有许多漕粮的仓库，其中最著名的有秦淮河畔的羽林右卫仓、饮虹桥西南的骁骑右卫仓、上浮桥西的常平仓、赛虹桥南的预备仓等。《南京港史》记载了长江中下游的漕粮通过各条水路先在南京集中，再经过仪真（今江苏仪征）北上的情形：“成化七年（1471），漕运实行‘长运法’，令江南州县漕粮解运到南京集中，再由运军直接运往北京。”
贺云翱分析说，在明初建都南京期间，朱元璋从各地征集了富商、手工业者进入南京，加上留在南京的宗室、官员、军队，这些人口都需要依仗周边的粮食供应，每年输入南京的粮食数量在200万石以上。迁都北京后，朝廷规定每年要储粮200万石于“留都”，尤其是实行长运法后，作为“留都”的南京的运量实际上比作为首都的时候还要多。明朝学者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所言“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正是当时南京漕运地位的体现。
南京与大运河荣辱与共
纵览古籍，不难发现，大运河在政权运行过程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清代官员林起龙在《请宽粮船盘诘疏》中这样评价：“国之大事，惟兵与漕。”
据清代《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使臣来中国，在抵达大运河连接钱塘江的水路时，敏锐发现了大运河防御松懈的状况：“镇江为扬子江下游胜地，人口甚繁，昔时曾筑一巩固之城以卫之，今城已旧敝，无裨兵事矣。”这也为后来英军夺取镇江，封锁大运河埋下了伏笔。
1842年6月，英军处心积虑发动“扬子江战役”，以舰船70余艘，溯长江上犯，将攻占镇江作为战略目标，以切断运河漕运，两江总督牛鉴大为惊慌，《筹备夷务始末》记载了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该逆据我咽喉之地，若再因循岁月，使我粮艘不能归次，漕米何以兑开？仪征不能捆盐，游徒何所得食？兼之江苏一带，专待川楚之米源源接济，而道路梗塞，商贩不前，其祸患之深，诚有不堪设想者”，道光皇帝在接到牛鉴的奏折后，回复称“朝廷廑念漕运重地，敕耆英便宜从事”。
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被迫在南京下关江面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英军达到目的后，随即从南京撤军，京杭大运河的运输恢复常态。
“镇江府位于大运河和扬子江的交汇处，它的陷落导致了南北交通动脉的阻隔，使得漕粮无法运至京师，直接威胁到了朝廷的命脉，迫使道光皇帝迅速求和。”在卢海鸣看来，南京虽然不是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但是，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南京的繁荣离不开运河的长年滋养，大运河的荣光也有南京的奉献。两者共生共荣，共同成就中国水运史的不朽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