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陆陆续续、认认真真在天津、上海、南京Citywalk了一下近代建筑群（详细路线请看文末视频）。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仔细看中国近代史，觉得那是灰暗的、屈辱的、惨痛的。借着这几次行走，我把躺在书架上很久的唐德刚近代史系列拿了出来，打算勇敢直视这段血肉模糊时期。知晓如何走过那一段，才会更明白为什么会来到这一段。
这三座城市，很契合唐先生的"历史三峡论"。近代中国从帝制到民治，就像长江穿越激流险滩的三峡，是一段必然艰险、充满回流的转型期。这三座城市恰好是中国穿越近代惊涛骇浪转型期的三个关键航段的地理坐标与物证——天津是试图“修补旧船”的洋务阶段，对应技术转型；上海是旧体制崩解、新经济模式在半殖民地条件下的扭曲萌芽，对应经济转型；南京是试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一次尝试，对应政治转型。
建筑是最大宗、最持久的资本固化形式，也是凝固的权力关系。那些砖石，真实记载着那些雄心梦想、艰难尝试与深刻失败。
天津1900’：“师夷长技”，旧体制内的技术修补
“变器物、不变制度”的洋务尝试。天津是李鸿章晚清技术现代化的试验场。开滦矿务局、天津机器局、北洋水师学堂，这些洋务设施构成了他"强兵"梦想的基地。利顺德饭店里，还保留着李鸿章与德国人德璀琳、汉纳根的“友谊”——那是他在"以夷制夷"的棋局中，试图为旧船加固甲板的努力。
（图1:开滦矿务局）
（图2 利顺德，建于1863年，中国第一家涉外饭店）
但技术转型受制于僵化政体，技术可以移植，制度却无法嫁接。只搞技术转型，政治治理、社会结构、价值观却停滞在中世纪。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一败把“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50年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冤枉地报废了”。之后就是更残酷的“瓜分危机”。天津九国租界沿江而设，每个国家都按照自己的意志切割空间，正是这种瓜分的具象化。
寓公与遗老。五大道的天津，好像还停留在北洋时期，这里成了各路势力的交汇点。前朝遗老、总统、总理、督军、买办，下野的、在野的、准备复起的，都把宅邸建在这里。citywalk沿途路过了好几个总统府、总理府、市长府，还嗅得到“一人得势、亲族云集”门阀政治的影子。一张北洋权力地图，几乎可以用天津的房地产来绘制，是旧时代不愿离去的挽歌。
上海1920’：殖民背景下的经济转型
外滩“第一立面”无疑是宏伟的，是当时国际贸易、全球资本的直接体现。但当获得唐德刚先生所说的“试看伦敦、香港19世纪巍然屹立的高楼大厦，有几座与鸦片无关？”的视角后，再看这些宏伟大楼，整个人都不好了！鸦片贸易合法化后，中国外贸总额的60%以上与鸦片相关，而进出口运输几乎由英商总揽。随着上海崛起，全国外贸进出口中心移往长江下游，广州十三行垄断海上贸易结束，生意破产，导致"千千万万翻山越岭、摆渡撑船的搬夫船夫"失业，最终为洪秀全制造了造反的基本队伍，带来更深层次、更剧烈的的社会结构裂变。
（图3. 外滩怡和洋行）
北京东路、江西中路、九江路等外滩“第二立面”没有正立面那么耀眼，却关联更深层的民族资本、商贸、买办网络。"北四行"和"南三行"们，承载着本土经济转型的挣扎与生长。
（图4. 原盐业银行和金城银行是仅留北洋国徽的两栋楼）
租界建筑群代表旧秩序崩解中最汹涌的漩涡——资本全球化、社会结构裂变、新阶级诞生，旧秩序在这里崩解得最彻底。康有为、孙中山都提到他们早年乘海轮经过上海、香港时的震撼——"见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正是这种震撼，催生了他们变法维新革命的理想，开启最难的政治转型。此时正宜转移到南京。
南京1930’：试图政治转型的第一步
一府五院。沿着中山北路，分布着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这就是孙中山设计的"五院制"政府，是他试图将西方"三权分立"与中国传统"考试制、监察制"结合的产物，代表了试图彻底推翻帝制、模仿西方建立共和政体的努力，这是转型中最痛苦、最反复的政治转型。
形式的统一与权威的脆弱：南京民国政府建筑为"复兴传统文化，唤醒民族意识"，推行"中国固有形式"运动，在西式现代结构上叠加中式大屋顶、琉璃瓦、飞檐斗拱，试图用中国传统符号包裹现代技术，反映了试图在精神上寻找文化主体性的努力。当时的"首都计划"雄心勃勃，要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但晚清以来中央权威瓦解、地方割据、派系林立、财力匮乏、战乱频仍的现实，让计划不断缩水。建筑的形式统一了，政治的整合却远未完成，旧官僚体系、地方军权、财政分割仍在。
在三个城市空间里穿越了近代的“三峡”，似乎看到了每一次触礁、每一次调帆、每一次对彼岸的眺望。非一人一代，便可毕其功于一役，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历史的三峡虽然惊险，但终究是向前流淌的。这正是我们理解来路与去向的起点。
参考书：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袁氏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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