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翊雄
大部分史书只记载了对城市的屠杀，但要知道大多数人口是居住在乡村的，很多人都忽略了对农村的屠杀。只能尽量从史料中找寻一二了
清朝屠城并非只是屠城而已，而是类似几百人的小村子，碰上了也就是屠光，行军路上就跟行军蚁扫过一样。一次几十公里的急行军，可能顺手就杀光了好几个村子。用第一个系统整理明史史料的李光涛的话说，"几乎每一页都有杀人。"
据《明清史料甲编》二至六，凡五本，《丙编》五至十，凡六本，共十一本，此十一本之史料，几于页页俱杀人纪事。而此杀人之 本章，所蒙之朱批，大都又皆曰：知道了，有功官丁，兵部察奏”“此十一本史料，如以当初整个顺治朝之全部档案计之，其所占之数量，只仅仅千中一二而已、千中之一二，杀人之酷烈，犹如此可畏。” “清人之杀人比之流寇之杀人，更残忍，更无数。虽然，此残忍嗜杀之结果，于彼亦不利。
1.诸贝勒曰：“众汉官，着尔等各带近亲前来，远亲勿带，以免其妄领财货使尔等脸面无光。”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於各屯堡杀之。杀完後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一备御赏给一庄。此次屠杀，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後为聪睿汗惜而止之，查所馀闲散之优劣书生，复以明例考举三百馀名。——《满文老档》
2.“该堡有汉人男丁百余，曾遣人赴毛文龙处，约为内应，故将该屯汉人皆杀之”——《满文老档》
3.“据山东右布政使侯国安呈称：东省自罹虏乱，数百万钱粮，悉无可问。…… 本司于本年（当系崇祯十二年）六月初三日，方始入境，所过地方，由黄河以抵济南，计程数百，皆奴氛流毒，村落寥落，途次杳茫，遥闻率多号泣之声，不觉潸然泪下。沿路抚绥，于六月十一日到任。目击全齐皆灰，臭气道路，血积盈衢。所积零星残黎，尽髡发坏面，损股折肱。本司于灰烬之中，整顿安插”——崇祯十三年正月《兵部题<山东巡抚王国宾题>稿》
这段话里没有描述具体被屠杀的数字，但造成的人口损失已经达到“村落寥落，途次杳茫”，“臭气道路，血积盈衢”的地步，可以 想见其规模之巨大，而且绝非仅仅限于对攻克城市的屠杀，农村人口所受之屠杀同样非常严重。
4.“单车所历，触目刺心，有未易一二言者，盖燕冀之壤，地大人稀，数载之内，尽于虏，尽于疫，尽于荒，民气萧条，与死为近”“元气久伤，难可骤复，一闻虏至，生趣索然”“臣所过地方，如庆都、栾城、赵州、柏乡、唐山之属皆一望莽荡，蒿艾不除，白草黄沙，行人凄断，及入其城邑，鸡犬寂寥，有瓦 砾而无室家，有荆蓁而无烟火。刀俎孑遗，首如蓬葆，啼笑无端，莫知其痛。臣与诸有司，相见劳苦，有谓曾经虏破，人已胆裂，招 之不来者；有谓城垣广阔至二十余里，而城中居民不满二三百家者”“有谓编审人户向来数万，近止千余，握笔唱名，几同点鬼者”——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的《兵部行<兵科抄出察理广平府属龚鼎孳题>稿》
龚鼎孳所述在所有造成人口损失的原因中，“虏”也即满清是第一位的。百姓一听满清兽军要来，就“生趣索然”。屠杀之惨，三年之后，仍旧触目惊心。那些在屠刀下幸存下来的人，所谓“刀俎孑遗”，因为亲人被残杀，头发如同乱草一样，神经 也失常，“啼笑无端，莫知其痛”，这是怎样的一副惨象？论凶残，满清可谓达到了最顶点。其所经之处，屠刀下的幸存者也已被其非人类的残暴恐怖吓得近于痴呆，“曾经虏破，人已胆裂”。
5.“本日未时又接得鲁王手书，内云：二十六日，奴骑倏忽而至，其势甚众，衮城四关焚烧，乡村镇店无一处，无一家不被焚劫掳掠，满目流离，惨不忍闻。城中内无守兵，外无救兵，危在旦夕”——崇祯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山东巡抚颜继祖题本》
6.兵部题为饷运抵德，虏阻难前，恳乞敕部设法迎护以速军需事。所过地方，止见庐舍灰烬，人民绝无，原野不忍见闻，兼载道而奔者，无非虏营逃出之难民，靡室靡家，哀鸣可恻。目前之阽危如此，将来之水陆何资？不大可为寒心乎？”——崇祯十六年三月的《兵部题<兵科抄出兵部督饷侍郎王题>稿》
7.一路室庐丘墟、盖藏俱尽，无从贸易”“野外庙店尽已圮毁”“东省自虏残之后，人民死亡略尽，盗贼蜂起”——崇祯十六年四月的《兵部行<兵科抄出山东巡按余日新题>稿》
8.“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蓬篙满径，鸡犬无声，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几?皇上亦何以致治乎?’帝欷歔泣下”——《平寇志》记载崇祯十六年五月，明保定巡抚徐标
崇听说百姓被满清兽军残害，自己作为皇帝，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子民，怎么不“欷歔泣下”？
9.顺治十一年，清政府新任余姚知县赵守纪向百姓征粮。姚北云柯（今低塘街道历山一带）施、朱、马、陆等姓抗违不遵，却把粮食缴至由孙嘉绩、熊汝霖起事时推举的县令陈相才家。由是骚动杀官。清驻镇余姚都司赵承基提兵赴剿，乡民拥众二千余人拒之，以白布缠头，在三山所城外西北二里许朱马村格斗半日，官兵败走。时三山合所人皆在城上眺望呐喊。清驻杭州大将军金砺下令调宁波官兵至云柯镇压，并屠三山所城。兵至，城中诸生潘时镇率耆民，执香跪迎，叩首泣诉，具言所城百姓并未参与反抗。清帅乃网开一面，从西门进，东门出，在城内仅杀一男子、一妇人。而云柯乡民则斩戮无遗，数当以万计。
10.1661年7月，于七发动起义。为了找于七，清兵走到哪里杀到哪里，尤其是在牙山遍寻不着于七痕迹时，他们便将这份愤怒发泄到隐藏在山里的普通民众身上，数万名民众死于屠刀下，尸体遍野、血流成河，后来有人在牙山下建了一座亭子，取名“血灌亭”。在于七的老家栖霞，灾难也没有避免，于家大小人口中，被清廷满门抄斩50多人；受牵连的家族亲友被关、杀超过三千人 ；清廷围胶东，攻牙山，杀戮男女老幼和义军十几万人 。
于七之乱，杀人如麻。乡民李化龙，自山中窜归。值大兵宵进，恐罹炎昆之祸，急无所匿，僵卧于死人之丛诈作尸。兵过既尽，未敢遽出。——《聊斋志异·野狗》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公孙九娘》
11.伪定西伯唐通败降后，我军复攻破流贼原籍米脂县，歼其亲族，掘其坟墓，弃其骸骨，侦得流寇党羽俱经星散，以闻。——《清世祖实录》卷八，记顺治元年九月二十日，平定山西固山额真叶臣自军中奏报
多少带点黑色幽默，李自成和大明打了那么多年，亲族都没事，倒是满清军一来，就将李自成的亲人和同乡全部杀光，如同鬼子进村。
《明末农民战争史》：这时，北路阿济格带领重兵已由山西保德州渡过黄河，进入陕北。他留下一班投降将领围攻榆林，自己则统兵南下。十二月十四日，清军占领米脂，惨无人道地将李自成故里李家跕和李继迁寨的居民，不分老幼全部屠戮一空
12.马雄屠新会各村，杀掠男女无算，势且逼广州。——庭闻录
13.降将刘良佐兵屠掠村落——南天痕
14.是月，马得功入永春州，进次虎豹关，陷德化诸县，屠攻民寨三百有奇。——续明纪事本末
15.大清兵乏食，就乡聚和买，民多不从。鹿步下有龙眼，五百馀家，开砦门放；尔显攻围，尽屠之。——西南纪事
16.“癸巳八月，余上三衢，入广信，所过州县，一城之中，但茅屋数间，余皆蓬蒿荆棘，见之堕泪。讯问遗老，具言兵燹之后，反覆再三。江西士大夫，响应金、王，株连殆尽，言之可悯。及至信州，见立砦死守者尚有数十余处，而乡村百姓强半戴发，缙绅先生间有存者，皆隐匿山林，不见当道，文士有知名者不出应试。鼎革已十载，雒邑顽民，犹有故主之思，舍此以往，天下所无也。总之，千古节义，多出江西庐陵、广信。”——张岱
17.“予自江右入浙，过鄱阳湖，进舟上饶江。所历安仁、贵溪、弋阳、广信、玉山诸郡县，入其城，大都不过数十家，而江中行舟，竟日罕见。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因言康镇将者，河南人，日率健儿入村落，系乡民以归，指为山贼，屠掠殆遍。广信一府，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余以业盐持引，穿横卒而过，无敢呵者，入贵家大族，皆闭门围坐待死。得吾升粟撮盐，则大喜，唯吾所欲而不较，予闻此言，掩耳急去，时甲午八月”——《天香阁笔记》
18.遂屠凤阿，擒祁八、杨凤鸣入京，斩决——甲申传信录
19. 卓布泰由普安入滇，双鲤走，李成蛟败凉水井。定国罗炎凉水井大营陷，妻子家属被执死，遂焚铁索桥。十三日，微服谒滇京，留总兵李永成，副总兵李春铭、陈玺断后，皆战死，兵民死者不下三四十万，皆十一年来楚、川、滇、黔精锐百战所养成者也。——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20.顺治十五年，刘达返川交差、回到阆中故里后，给李国英的一封信中，对比了离川和回川前后目睹的情况。他写道：“返乎三巴，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涂。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篙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
21.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是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
22.云南府以及临安、曲靖、澄江、寻甸各府与迤西之楚雄、武安、姚安、大理、永昌各府，无处不遭兵火，无人不遇劫掠。如衣粮财物头畜俱被抢尽，已不待言；更将男妇大小人口概行掳掠，致令军民父母、兄弟、夫妻、子女分离拆散，惨不堪言。所存老弱残废又被捉拿吊拷烧烙，勒要窖粮窖银，房地为之翻尽，庐舍为之焚拆，以致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全口，抢天呼地，莫可控诉。见今省城粮米照湖南新官仓斗每斗增价至一两三钱有余，每石价至一十三两有余；若照云南旧用大斗一石约有新仓斗二石，价至二十六两，犹无处寻买。军民饥饿，道死无虚日。其在永昌一带地方更为惨烈，被杀死、拷烙死者堆满道路，周围数百余里杳无人烟。真使贾生无从痛哭，郑图不能尽绘。职不知滇民何至如此其极也。——玄烨の父洪承畴
23.“又据广德州（今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知州闵义栋申称，职奉王札，八月初八日抵建平，此时白茅山土寇拥众倡乱，堵塞中途，不能前进，因建平值剿戮之余，邑中无官，人民逃窜，城郭空存，而祝令亦到。随弃躯从土贼丛中，单骑至州，止见城外战骸山积，城中影迹灭绝，阒其无人，惨伤萧条之状，十倍建平，尚有乌合贼巢，负固不服，即与郭镇商议进剿，屡获克捷，此广德情形也。此诸逆兴祸，遂使暴骨如莽，青磷夜见，以至城空野空”——顺治三年一月初五日的《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
这里提到的“建平值剿戮之余”，所谓“剿戮”自然又是对当地百姓的灭绝性屠杀。至于广德州城外，“战骸山积”，所谓战骸也不过是被清军屠杀的平民尸骨。城中“影迹灭绝”，自然又是清军屠城导致的惨象。
所谓“诸逆兴祸，遂使暴骨如莽，青磷夜见，以至城空野空”乃是满清奴才栽赃之故技，使得当地“城空”“野空”的，除了满清兽兵，再无其他人。
24.“五月至岳州，闻长沙、衡州、常德皆归版图，职即叱驭疾驰，今兹六月初十日，已过湖南至长沙矣，长沙事毕，衡州、常德，渐次巡历。其余郡县，兵之所下，职即踵之而至，不敢避难。……至于地方情形，职见闻最确者，不敢不先为皇上、皇叔父摄政王陈之。除武昌府久定不赘外，七郡之中，岳州之焚毁杀戮极惨，而巴陵为最惨，自壬午以来，无岁不被焚杀，无地不为战场，加以今春奇荒，骼胔盈道，蓬蒿满城。职自岳至长，自雇夫役，自裹糒糗，夜宿草中，昼食树下，村不见庐舍，路不见一行人，惨目骇心，无图可绘。长沙为群逆盘踞，数年剥民，已尽脂膏，临遁复行焚杀，城中房舍皆无，民皆弃家远遁。”——顺治四年八月初九日的《湖南巡抚张茂熺揭帖》中说：
当时还仅仅是顺治四年，湖南景象已经是“焚毁杀戮极惨，而巴陵为最惨”，“骼胔盈道，蓬蒿满城”，“夜宿草中，昼食树下，村不见庐舍，路不见一行人，惨目骇心，无图可绘”
这些景象已经足以把所谓的清初人口损失仅仅是一些城市据点的谎言戳得粉碎了！只不过满清的奴才依旧是试图把这一切栽赃到抗清义军的头上，而事实只能是相反。满清官员自己都承认，清军对反抗地方，向来是过一地，屠一地。如吴达所说“当事者曰：叵测逆命，宜杀勿赦……。臣恐江、广（指江西、湖广）等处，自此无噍类矣。”“城池破时，尽为诛戮，皇上则曰：‘诛乱人’”如蔡应桂所说“攻克所至，未免玉石俱焚之叹”。
长沙既被满清奴才称为“群逆盘踞”之地，那清军攻克之后焚杀屠城，是必然的。而幸存的孑遗之民之所以要“弃家远遁”，也正是为了逃避满清淫威，否则如张茂熺这个奴才所言，他们不但不应该远遁，反而应该留下来欢呼满清的解放才是了。所以造成湖南地方路不见行人，惨目骇心的罪魁祸首，除了满清还是满清
25.“户部尚书臣戴明说等谨题为恭报湖南情形……微臣奉命伊始，即闻湖南荒残，然犹未身亲目击也，今于本年十一月初六日巡历，衡州府属，道经岳阳长沙，一路巡行，所至如岳属之巴陵，长属之湘潭、湘阴，衡属之衡山等县，城无完堞，市遍蓬蒿，虽间有寥寥孑遗，皆结草而栖，苟安于颓垣败壁之余，即通衢古道，驿舍萧条，日暮投宿，必纡绕于深山穷谷之中，始有茅茨村舍，然犹风栖破户，月照空廷。其间沃壤掬为茅草，荡为荒丘，举目皆然。”——顺治十三年二月的《户部题本》
26.《清世宗实录》雍正七年九月癸未：“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人民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子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
注意，雍正这里还只是说的杀戮良民，也就是那些愿意屈服在满清淫威之下的百姓尚且都有许多被满清兵丁所杀。对雍正这样的满清 统治者来说，如果是杀戮不肯剃发的百姓，那就是杀得合理，杀得应该了。 即便仅仅从满清统治者的自供来看，已经可以想见满清屠杀规模之骇人听闻到什么程度。
27.本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湖广总督吏部左侍郎佟养和揭帖，据湖南总兵张应祥呈称：本年六月内，奉英王令旨分领宁南官兵，除解散外，见在官兵一万二千七百余员名，马骡一千八百九十余匹头，数月无饷，腹难堪。且清朝恩泽普遍，断不令披坚执锐之夫，啼饥号寒等情。又据承天总兵贾三省呈称：兵丁乏饷，兼以天气寒冷，目击心惨，束手无计，势处危急，日难支持等情。又据黄州总兵徐勇呈称：兵丁缺饷，饥寒难忍。职点金无术，危追难待等情。又据州总兵郑四维呈称：职自任州，地方荒疲，每日焦心设法，措办已六个月。因大贼一只虎蹂蹦数月，人民口口，又新招抚各营，将荆州所属州县焚劫尽空，百里内外，罕有人迹，众兵嗷嗷，实难支持等情。——《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
28.“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里甲胥役具皆潜逃不知去向。职随出告示招抚，无如一路逃兵来牵宰耕牛，攫取鸡豚，稻米豆谷，悉皆抛散，即至极幽极深之地，无处不到。如相近内江一路，兵丁经过，沿村扰害，人民尽逃。近泸州一路，兵丁驾船抢掠，一路人见此辈带刀前来，无不骨拆心惊魂胆俱丧也。又泸州，富顺交界之一山最深，其民逃避其间，庶几可持无恐。无如兵之所过，遍山搜寻。其妇女望见惊走，媳弃其姑，母弃其子，童稚不能相随者弃置山谷,越日走视，为虎所伤而死。（妇女）被兵追及，遭其淫污而死，尸在草野，经月不收此皆历有地方，姓名可考。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者盖五月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康熙十九年（1680年）富顺新任县令钱绍隆《详请禁病害文》
29.总镇标下小校绐其帅曰：“大敌已退，土寇处处屯聚，宜发兵捕剿。”总镇然之，分遣诸校往各乡村，杀其老弱，掠其妇女财帛，捆载而归。——《守赣纪略》
30.茅麓山之战，围困茅麓山的清军主将穆里玛见强攻无法取胜，“见逆寨高险异常，周围一百五十余里”，强攻难以取胜。同时，山区土壤贫瘠、食物难以自给自足，遂决定对明军采取长期围困的战术。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无耻的清军征调附近各省民工近百万，用于运送军粮、构筑无数木城堡垒，木城外挖宽和深度为八尺（2.5米）的濠沟，濠沟外埋设一道宽五尺（1.6米）的排桩。茅麓山下夜以继日地劳作造成大量民夫死伤，甚至在大冶县发生民夫哗变，起义的民夫又被清军残酷镇压。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这血汗筑成的包围圈切断了义军与外界的联系。
夔东十三家义军大多是原大顺军余部，自顺治八年（1651年）离开广西后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 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
然而康熙三年（1664年），二十万清军的大围剿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击败四川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 事后清朝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
清政府为摧毁茅麓山这一弹丸之地，付出的代价是极其巨大的。投入的兵力多达十万以上，据李国英的描述，四川清军和驻防西安八旗兵由南面和西面，湖广清军由东面，陕西清军由北面，把茅麓山区一百五十余里的地方团团围住，清军主帅靖西将军穆里玛，定西将军图海驻于茅麓山南面的黄龙山督战，相持在半年以上。附近各省为运送军粮、物资、服其他劳役而征发的民夫更是不计其数，使百姓们承受了难以忍受的负担。王夫之记载：“而（虏）兵督挽运，丁夫死者积崖谷，益峻法驱里民，三千里外诸军负挽，披蓑笠，缘绝?峭壁蚁行，延绵弥望不绝。” 李国英之子李雯也写道：“先是楚运自西瀼、渣溪起旱（即由船运改为人挑肩负的旱运），用夫背运至茅麓山。道里险远，往返不下半月，运既无多，夫多饥毙。”
甚至有的地方还因为夫役负担过重发生哗变，如湖北大冶县，康熙三年春正月，运夫哗。西山用师，县派民夫运粮，轮至第三批三百余人，中路逃归，拥聚北关外，左公铉等倡首，要索公县，抢掳后衙与猾胥之家。县官屏匿数日始去。而公铉自称左将军。上檄招安，至县，鼓吹迎之。公铉益恣
这些零星史料透露清政府围剿夔东抗清武装给湖北、湖南、四川等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李来亨父子牺牲后，部下士卒三万余人，多半在混战中壮烈捐躯，部分逃散，150人被俘，无一人乞降。清朝将领惟恐有明军将士潜藏逃出，派了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穷凶极恶地实行斩草除根，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扫穴无遗类”
和鬼子进村一样，满清进村也要抢“花姑娘”，下面是一些乱世中女子的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