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学期开设“南京汉文学历代作品选读”的选修课，以下是绪论部分。
绪 论
在南京开设一门有关于“南京汉文学”的课程大概是一种使命责任，因为这座城市有太多值得被言说的意涵。课程伊始，我想首先引述扬·阿斯曼的一段话：
各种类型的集体都倾向于将回忆空间化。任何一个群体，如果它想作为群体稳定下来，都必须想方设法为自己创造一些这样的地点，并对其加以保护，因为这些地点不仅为群体成员间的各种交流提供场所，而且是他们身份与认同的象征，是他们回忆的线索。记忆需要地点并趋向于空间化，……群体与空间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上构成了一个有机共同体，即使此群体脱离了它原有的空间，也会通过对其神圣地点在象征意义上的重建来坚守这个共同体。[1]
要达成回忆的空间化，那最便宜的方式就是将其攥系于一个具体的地域场景，可以说在古代的文学书写里，“南京”无疑是一个极为典型的空间，历代作者透过漫游、观照、吟咏、想象……以诸多方式使“南京”进入他们的生命，也在某种意义上将自我安置于这座城市，乃至于一个符号之内，在这样的过程里，南京成为了过去、现在，又必然地以其浓厚的意趣向未来的可能性投射出期待，用阿斯曼的话说，恰是在这些意义上，“群体与空间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上构成了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如今要走进的，也正是这样一个“共同体”。
南京进入文学书写的序列，乃至于渐次成为古代文学中的一个母题，本身也蕴含着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线索，这甚至不是南京影响了文化、政治，或是文化、政治促成了“文学南京”的形成这样的单向过程，而是互动交织的双线进展。正如郑毓瑜所发问的：“空间究竟只是一切物质活动的静态背景，或者是一种会参与物质变动而波动起伏的流体状态？空间如果可以透过数理方式计算与衡量，那么又该如何安置灵界与天堂？人固然生活在一个与社会现实相关涉，甚至是被规划好的空间中，但是透过记忆、书写与日常时间，人是否也可以‘创造’对于社会空间的主观感觉？”[2]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想都是肯定的。由此而言，阅读南京，自然就无法摆脱对于文学而外历史、政治、经济的多维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开设这门有关南京的课程，很难说是“纯文学”的，也不完全是所谓的“文学地理”[3]。不仅限于“纯文学”是因为“南京”无法只透过单一文学类作品的阅读而被加以认知，不完全是“文学地理”，是因为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只是落脚在历代文士对于南京的观感、书写与城市意象的建构发展这样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上，而不太涉及到地域差异、作者分布这些相关问题。
1 释“南京”
南京自然拥有很多古称，在不同语境下调用不同的称谓所唤起的知觉印象也都存在差异。从历史线索来看，南京真正进入文学场域始于孙吴，晋室南渡所带来的政治文化中心转移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进程。秦、汉的政治文化格局是以东、西二京，关内、关外的横轴构建的。衣冠南来，所形成的极为重要的转型，就是造成南、北纵向政治文化格局的演生。刘师培就指出：
三代之时，学术兴于北方，而大江以南无学。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乎其后，其故何哉？盖并、雍、豫，古称中原，文物声名，洋溢蛮貊，而江、淮以南，则为苗蛮之窟宅。及五胡抅乱，元魏凭陵，虏马南来，胡氛暗天，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时既久，民习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乱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被，文化日滋，其故一也。（《南北学派不同论》）[4]
这也就从学术变迁的角度指出了魏晋以后文化之于地域格局上的分布转移。自孙吴、东晋降及南朝，六朝俱都建业，换言之，其时言“南学”，也就是指以南京为代表的江左学术，这个范围可以扩及三吴，但用一个城市作为最为集中之表徵，则属南京，这也构成了后代审视、吟咏南京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参照背景。自然，对于南京的阅读，也要从这个横与纵的轴向转变的起始点开始谈起，故而在选文的第一篇就编录了左思的《吴都赋》，藉由都邑大赋的书写来窥瞻其时孙吴对于南京的营造开发。
关于南京的六朝城建开发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三国时期的都邑营造和军事冲突密切相关，从长江走势来看，南京居于下游，而地处上游的荆州是三国必争之所，一旦占据荆州，便可顺流直取建业，也正因如此，孙吴前期便建都武昌。建安十六年，孙权徙治秣陵，次年开始营造建业。“十六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5]从史料来看，孙权决定营造建业和张纮、刘备的建议有关，“纮建计宜出秣陵，权从之。”[6]事实上孙权作出这一决定也思量再三，其即帝位便于武昌，真正迁都建业则在黄龙元年（229）的九月，在台湾学者刘淑芬看来，“孙吴于军事对抗激烈时期立国，而长江上游的荆州为三方所争，系为军事要地，以国防而言，则建都武昌较为理想。荆州西以拒蜀，北以抗魏，若魏、蜀有所行动，都于武昌，即能迅速举全国之力抗争；故自黄初二年迄黄龙元年八年间，孙权都于上游的武昌。”而最终使得他下定决心迁都建业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地理及政治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就经济而言孙吴的军国供给仰赖三吴，而长途逆流运输至于武昌甚为不便；就地理而言，建业依山傍江，有险可恃；而就政治来说，孙氏起于江东，建都江左符合地方大族利益。但迁都也造成了“孙吴的经济中心和军事中心分立，孙权建都迁就经济中心，致使经济和政治重合，而与军事中心分离之情势，乃成为六朝江南政权的新发展。”[7]
晋室南渡以后，王导建议以建业为都，也是基于孙吴五十年经营的基础。纵然政局板荡，宋、齐、梁、陈皆建都建业，在这一过程中还生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心理，即惟有都治建业，才意味着掌控天下的政治合法性。侯景乱后，建业根基尽毁梁元帝建都江陵就引起群臣争议，周弘正、王褒就力主还都建康：
时朝议迁都，但元帝再临荆陕，前后二十余年，情所安恋，不欲归建业。兼故府臣僚皆楚人，并欲即都江陵，云，“建康盖是旧都，彫荒已极。且王气已尽，兼与北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所及。且臣等又闻荆南有天子气，今其应矣。”元帝无去意。时尚书左仆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顾曰：“卿意何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众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后因清闲，密谏还丹阳甚切，帝虽纳之，色不悦。及明日，众中谓褒曰：“卿昨劝还建邺，不为无理，吾昨夜思之，犹怀疑惑。”褒知不引纳，乃止。他日，弘正乃正色谏，至于再三，曰：“若如士大夫，唯圣王所都，本无定处。至如黔首，未见入建邺城，便谓未是天子，犹列国诸王。今日赴百姓之心，不可不归建邺。”（《南史·周弘正传》）[8]
足见经过百年经营基点，南京已然成为南朝皇权的空间标记，进入、占有这个空间本身就蕴含着享有天下的象征意义，乃至于这座城市本身和权力合法性高度绑定，都邑成了权威的能指象征。从政治文化的历史来看，王都作为一个特定话题最终往往被聚焦于三座城市，这也和地理空间上的权力文化转型有关，当然文学作品的书写也强化了这种认识。《文选》首列赋体，发端即为京都大赋，从班固《两都赋》延及张衡《二京赋》，再至于左思《三都赋》，数百年权力的转移、分散以及重新凝聚一统的期待被逐渐灌注到长安、洛阳、南京这三座都邑。这样的观念甚至影响到朝鲜，徐宗泰在策问答“山川形胜”时便认为：
大地山川，必有形胜，是乃造化灵秀之会也。或以气势之宏大，或以风物之清美。或以关厄，或以回合。大而帝王据之而为都邑，以揽天下之势；小而雄州钜镇之治，坚城名垒之筑，亦必择斯而为壮固之地。至于雅人逸士游览之迹，又多博涉远探，以骋其幽远奇杰之气焉。长安之河华，东都之嵩洛，金陵之钟山大江，此历代国都形胜之大者也。[9]
在域外文人的眼中，国都的代表也凝定在长安、洛阳与南京。南京作为王权政治的代表，已然牢固地锚定在历代文人的心中。由是也可以看到在导论部分编选的第一篇文章里，胡小石先生也指出：“中国古都，除北方之长安与洛阳外，在长江以南，当首推南京。”[10]胡先生进而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南京与文学史发展的深度关联性，而证成“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凡此足可见南京之于文学的特殊意义。
在都邑赋写的序列里，左思《吴都》可谓江南入赋之滥觞，而程先甲晚清时的《金陵赋》诚可谓之殿军。程氏本南京人，赋写金陵特有深情，开篇即言“建康之都，界长江之天险，跨百里而为郛。帝王所宅，则名胜荟于今古焉；疆圉所拓，则广袤甲于中土焉。”这里浓缩了地理与人文，也是我们意在强调的深度都市空间的多重视角。许结教授就曾评价言“程先甲之《金陵赋》，可谓兼括皇畿京城（历史的）和地方都市（现实的）双重涵义，更具深沉的文化意蕴，特别是自盛汉迄晚清历时两千年的都市赋创作在诸多学者眼中已是昔日黄花，遘衰难挽，然却仍有如《金陵赋》这般古谊典雅、文词精美的雄规壮制的出现，其传诵遐迩，邀誉一时，实耐人寻味。”[11]都邑赋写的衰歇，传统社会的末期，这位乡贤倾力对于金陵的重新书写，其中便内涵了多重意义。就程氏本人立场而言，其要在传写“风俗景物”，是从自身的生命经验来塑造南京的都市景观。
由是，从帝都造作至于市井空间，从地理胜景到历史遗憾，从物质空间到文本宇宙……南京成为了无数视线汇聚的焦点，释“南京”，就是意在提醒大家，南京是一个有待于从各个角度走入的场域，它远比我们日常的接交来得更加丰富，而这种丰富性本身，也恰是开设这门课程所着眼的所在。
2 释“汉文学”
用“汉文学”，而不是径直以“文学”与“南京”构成“南京文学”就是想避免因这一能指的通俗性而造成读者下意识视野的收缩，即只将目光聚集在中国本土的与南京有关的文学作品上。强调汉文学，就是凡以汉字作为符号载体书写的作品都是为“汉文学”，它是一个超越本土地域空间的概念。这里参考张伯伟教授对于“域外汉籍”的定义：
域外汉籍，学术界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在我的认知中，域外汉籍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对于某一类文献的总体称谓。所谓“汉籍”，就是以汉字撰写而成的文献，“域外”则指禹域（也就是中国疆域）之外，“域外汉籍”指的就是在中国之外的用汉字撰写的各类典籍，其内容大多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学术。20世纪初叶前后，亚洲学术先后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此一般而言，这也就是域外汉籍的时间下限。具体说来，域外汉籍可以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琉球、马来半岛等地的文人，以及17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从主体来看，他们集中在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汉字文化圈内。第二，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和刻本、朝鲜本、越南本等，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第三，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包括残卷），这些本来完全属于中国的文献，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有的在中国已无存。[12]
“汉文学”是从“汉籍”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概念，没有汉籍，自然汉文学便无所附丽，而汉籍所包容的范围按照张伯伟教授的界定，本身就拢括了域内与域外（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两大板块，那么完整的“汉文学”就应不单单限于本土书写，域外文人对于南京的写作，也应该进入我们的视线范围。因此，这里特别选用了“南京汉文学”作为关键词，就是一再突出我们选文涉猎范围上的一些有意的侧重。
从我寓目的几种南京诗词选本来看，其中就有关注到收录域外作品的，比如冯亦同编著的《南京历代经典诗词》[13]，特别标目一类“外国诗人咏南京”，选录了日本、安南、高丽共九位诗人共十一篇作品。这样的选录视野我觉得值得注意，“文学南京”是一个不仅仅属于本土文学的概念，起码在东亚汉文学中，它是一个超越国别的话题。
而这种对于超乎大陆地域范围以外的对于“汉文学”的强调，也意图因应如今现代文学研究导向的前沿。王德威教授近年来就一直提倡“华语语系文学”，在他的定义里，“华语语系文学原泛指大陆以外，台湾、港澳“大中华”地区，南洋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华人社群，以及更广义的世界各地华裔或华语使用者的言说、书写总和。”[14]而古代东亚“汉字文化圈”恰是在更早的过去，由超越国别、地域的“汉字使用者”其“言说、书写总和”的最佳先导。由是从“汉文学”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中的南京，其实质是鼓励生成一副变化、复数、多元（借用张伯伟师语）的眼光，而这种眼光恰是无论投向古代还是现代文学都极为必要的质素。王德威的雄心，是憧憬“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里，一个不同以往的图景于焉出现。近年中国史学界流行‘从周边看中国’的论述即在提醒，中国历史的建构不仅是‘承先启后’的内烁过程，也总铭记与他者——不论是内陆的或是海外的他者——的互动经验”[15]。我想此处对“南京汉文学”的提倡，也可视为对于王德威构想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例证实践。而这样的视角也可以呼应郑毓瑜的看法：
显然空间意象并不就等于从自然地域或文物遗址上所标示的方位，当然也不是单单由个人记忆就可以聚合出来，而必须是一种社会相续互动下的经验产物，是四面八方的线索相互作用下所浮显的立体座标。这样一个社会空间或文化空间，不但可以超越距离、方位所构成的地域区判，明显也超越了政治权限或国族兴亡的分野，而凝聚出一种越界存在的关系场域。[16]
可以说，我们试图呈现的，恰是在“东亚汉文化圈”背景下由不同线索交互形塑下的南京，它既串联了一切，又为一切所表徵，也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座城市超越了方位、走出了国别。
出于这样的考量，可以看到选文里包含日本永井禾原的《雪晓骑驴过秦淮》、中岩圆月的《金陵怀古》，朝鲜洪裕孙的《乌衣巷赋》、成伣《十台怀古·凤凰台》、李起浡《江南曲十首》等，所选合计7篇域外作品，在总数35篇内占到五分之一，这当然只是“沧海一滴”，但我们希望这样初初的涉猎足以让大家生成一种外扩的视野。
回到本土来看，那么历代围绕南京产生的文学不胜枚举。就如以上提到冯亦同的编著，其本身隶属于“品读南京”书系之一种，这个系列还包含《南京历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历代经典书法》《南京历代佛寺》《南京历代经典文物》《南京历代名著》《南京历代成语》《南京历代名歌》《南京历代楹联》《南京历代经典散文》等等。聚焦到我们关注的“汉文学”而言，就是以汉字为载体的艺术样式，那也涵盖名著、成语、歌曲、楹联、散文诸多体式。可以说“南京汉文学”乃至于包容一切艺术样式的“文学南京”是看不完、说不尽的。
这门课程的选文多集中在诗文赋。就诗歌而言，今年（2026年）莫砺锋老师刚刚出版了其与弟子童强编著的《南京诗词三百首》，也是我们这种课程的重要参考材料。
3 释“南京汉文学”
解释了“南京”与“汉文学”，还有必要就“南京汉文学”加以进一步说明，它所关涉的问题即在于究竟怎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被划入这个概念以内。我们不妨从一个相近的最近成果来加以对照。2025年广陵书社出版了一套《江苏历代文选》，江苏的范围大于南京，但是其选录文本的标准值得我们思考，按照徐兴无教授的说明，所谓“江苏历代文选”，是囊括了“历代反映江苏历史、书写江苏社会、描绘江苏风光、刻画江苏人物、体现江苏智慧的云纹和散文，其中既有江苏人的作品，又有关涉江苏的篇章。”（《江苏历代文选·总序》）[17]这也就意味着其择录标准一是依人之籍贯，一是准文本之内容。本课程选文的标准近此，但更多着眼于以南京为书写对象的文本。同时要指出，诞生于南京这个方位空间以内的文本我们也编选了一些，这主要是指所选录的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情采》与《知音》两篇。它们当然不是以南京这座城市为讨论对象，但是恰因为《文心雕龙》在南京的诞生，它标刻了历史南京所达到的文学批评高度，也是构成这座“世界文学之都”得以成立的重要佐证，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认为这样的作品理所应当被划入“南京汉文学”的序列。
由是，如果要简单概括本课程的选文标准，大概是三句话：写南京的、南京人写的以及于南京诞生的三种类别。
此外，就“文学”概念而论，这里不再作进一步阐释，简言之，本课程奉持章太炎对于“文学”的定义：“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学总略》）[18]限于时间自然没有办法从各类文体中择选文本，但就观念而言，我们认为对于“文学”的理解应该要足够的宽泛，而非狭隘。正如王德威提及《新编美国文学史》中所择录的那样，文学作品可以是经典文本，也可以是“《独立宣言》、总统演讲、广播、电影、爵士乐、建筑与涂鸦等各式各样的文本，甚至一些‘大逆不道’的对象，比如成人电影。任何一种铭刻了一个时代的情感的载体与介质，都被作为‘文学’写入了‘文学史’。”[19]这里也可以憧憬，如果未来有人能写成一部“南京汉文学史”，我们希望他所能提供给读者的趣味与面向，可以如前者这般开阔，自然这一切的前提，就是打开我们对于“文学”概念的刻板印象。
4 课程体系
下面对于编选文本的分章略加说明。选本共分五章，即五个专题：王气都邑、风光形胜、天下文枢、阅世理窟及牵魂梦域。这五个专题也可以说是我想和大家一起走进南京的五个视角。
第一章“王气都邑”选录了两篇京都大赋，《吴都赋》是以对“蜀都”的讥讽开篇的，“土壤不足以摄生，山川不足以周卫”的反面，恰是对于吴都形胜保有地利的夸耀，“大吴之巨丽”作为我们首先认识南京辉煌“金陵历程”的开篇大概显得恰如其分。随后是以上提到的作为殿军的《金陵赋》，作为帝制时代末期的乡梓抒情声音，以“金陵”入题多少似乎暗合着前尘遗梦的流逝。“于皇乐郊，既丽且腴”的开头大概能让我们看到其与左思的隔世对话。虽然依旧是从“帝王所宅”入手，但在程先甲的赋咏下，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普通人对于这片巨丽之地的享用，“人烟滃地，市声沸天”，较于皇城的肃穆秩序，他呈现了人声鼎沸下这座城市不断迈入现代的某种潜流的步调节奏。“人处安乐之窝，饱嘉德，饮太和，莫不优游而自得，徜徉乎婆娑。”这是属于常人的时空，是作为悲情都邑的皇城古地被揭示出的凡俗欢愉。
另外，选录马光祖为《景定建康志》所撰之序，意在让大家接触了解“地方志”这种类型的文献形态，了解一座城市，最为重要的方式就是阅读当地的“方志”。《景定建康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南京地方志，我想我们都有必要知道这部文献的基本情况。
以上三篇文章试图以最简洁的方式呈现作为“京都”的南京的古今之变，它们标记了这座城市的被营建、被记载与被享用，其功能性，尤其是历时的伴随城市定位变化的功能演化，是我们希望通过第一章选文的阅读呈现给各位的。
第二章“风光形胜”所选录的文本大概是选本中最具文学性的，这里的“风景”包含着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景，人文风景的生成有赖于文字的魔力，就像“凤凰台”的被铭记会自动调动起对于李白诗咏的吟诵，也正是李白的诗歌使得这个地点从众多的景色中拔超凸起而深刻地为人所记忆。正如商伟所言：“题写胜迹的诗文并非外在于胜迹而存在，而是构成了胜迹的一部分。它们以墨迹或石刻等物质形态出现在胜迹及其附近建筑的墙壁和栋宇之间，并且告诉我们如何来观览它们置身于其中并参与构造的胜迹景观。”[20]本章所选录的文本从南唐徐铉的《摄山栖霞寺新路记》至于当今许结老师的《栖霞山赋》，所呈现的就是从古到今文人士夫对于这座城市风光色相的赏玩。我们希望达成的，恰是商伟所言的透过此前作者文本所内涵的观览方式来重新打量这座城市中为我们所熟悉的风景。就像冯时可的《摄山夜语记》，他记录了作者与朋友晚居山堂，由歌唱《山鬼》而睹见灵异继而发端的一段议论，然而这些怪力乱神的对话，最终在摄山这座为佛法所占有、普照的空间内被导向了对于空寂的体认，“以法眼而观，则大地为幻境；以法身而律，则神道亦鬼趣。”可以说，唯有在摄山的空间内，这场对话才能消解掉其强行阐释悟道的造作，因为无人能够摆脱摄山所积酝的佛光真如，它使得“夜语”的发生成为可能，乃至于必然。“山风飒飒，木叶萧萧”，这无疑会重塑我们走进摄山时内涵的心态，导引我们投向山寺的感官。其他如胡炳文的《游钟山记》，李维桢的《游莫愁湖记》，谭元春的《三游乌龙潭记》，乃至于日人永井禾原的《雪晓骑驴过秦淮》等作品，我相信都会帮助我们再度发现这些景点为我们所不知的趣味，也会在此过程中以目光神接这些作者曾经望向风景的明眸。
第三章聚焦“天下文枢”这一概念，胡小石先生一早指出：“陆机《文赋》，葛洪《外篇》，亦为专篇，且与南京有关。至若累卷钜著，则推南齐末年刘勰之《文心雕龙》。”（《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陆机且无需赘述，晋室南渡，玄风盛于江左。而作为标志文学自觉的重要事件，就是宋文帝于元嘉十五年（438）设儒、玄、史、文四馆。本章选录《宋书·雷次宗传》正包含对此事的详细介绍。按照刘淑芬的说法，钟山一带的学馆、王邸，使其“成为‘钟山文化区’最早形成的一部分。”[21]这里活跃着大量的名流、隐士。而最能展露这种文化地带之“文化性格”的代表，就是本章选录的萧齐时期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孔稚珪对于周顒表隐而实宦的谴责，展露出钟山隐逸文化沉淀下对于尘世苟且的抗拒，“促装下邑，浪栧上京，虽情投于魏阙，或假步于山扃。岂可使芳杜厚颜，薜荔蒙耻，碧岭再辱，丹崖重滓”，此处擘画出山与邑，隐与仕之间森然的界限，而这种相悖的异质性状态、气性又同为南京这座城市所涵盖，阅读“钟山文化”也由此可以提供给我们一种有别于京都大邑面向之外的清冷素净的锋芒。同时，作为魏晋文学观念发展高度的集大成，作于南京的《文心雕龙》无疑是铭刻南京“天下文枢”地位的核心标志。本章选录了《情采》《知音》两篇，前者就“立文之道”提出了“形文”“声文”“情文”的三重观照，而诚意与修辞之间的关系，在刘勰“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的辩证发挥下，展露了南朝文人对于文质之论的时代认识。“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在文学技巧的发展，与对文学创作实际反思的基础上，所谓魏晋文学的自觉意识便显露在对于这些古老话题的回返与再释上。《知音》则回应着曹丕《典论》提出的“文人相轻”现象，刘勰从创作与欣赏的双重维度，强调“知多偏好，人莫该圆”，他试图引导读者养成一种体系性的阅读方法，所谓“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从六个维度提醒欣赏者如何研判一篇作品的价值。按张伯伟教授的阐释：
《知音》是对文学批评的批评，而且，它不是针对某一具体的批评作品而发，而是讨论了批评的原理，属于一种“元批评”（Meta-criticism）。刘勰以建安以来的众多文学批评论著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文学批评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干涉，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批评原理，这是非常可贵的。（《中国文学批评课：〈文心雕龙·知音〉》）[22]
这种自觉的对于前代已有批评观念、方法的重审与重构，铭刻了中古文学批评所抵达的高度，而这一切，恰为南京所孕育，人物、作品、思想与这座城市的血肉关联，共同形塑了“文学之都”的基底。胡小石先生标举中国文学其“真正在南京本地创成者”便特列“文学批评之独立”一事，有鉴于此，择录两篇刘勰之文，其篇幅尤微，然想来亦可推知其余之无垠矣。
如是在仕隐之间所锚定的操守，在文学批评中生成的机锋，以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所载记的风流，都构成了南京作为传统文学之城的丰厚内涵，而“天下文枢”的另一面向我们想通向近世，想要揭示这些由文学书写所凝聚的城市文化基因在近代的承续，由此所选录的《豁蒙楼联句》，作为民国时期首都名士、教授的雅集遗翰，其中分明呼应着旧时诗会的高雅，同时流动的对于国事的观照，都让我们从近代转型中的名流笔墨中看到涌动的南京文脉，如此所谓“天下文枢”，不亦宜乎？
如果说前三章都是关涉南京明丽壮阔，文脉深厚的一面，那么第四章“阅世理窟”便是直视这座城市的悲情。在诗词写作的历史里，“金陵怀古”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母题，怀古的基调总是对于绚烂昨日惨淡收场的感伤，而思理悟道常常恰是须由沉痛中得来。钱锺书先生便曾从尼采的趣谈引申到痛苦与作诗的关系：
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 “痛苦使然”（Der Schmerz macht Huhner und Dichter gackern）。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诗可以怨》）[23]
可以说在“金陵怀古”这个话题上，其所结构出的杰出诗作恰是“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的最佳诠释。“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山水寂寥埋王气，风烟萧飒满僧窗”（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三》）南朝华梦的绚烂想象总是在现实尘埃的照应下显得那么渺远，那么轻浮，也恰因为美的昨日太过于飘忽，便不断激起历代诗人对其细节的憧憬还原。此章我们主要聚焦诗歌，尤其选录了朝鲜诗人对于这座城市的“域外咏怀”，“金碧鲜明同泰寺，丹青凝焕景阳宫”（丁寿岗《金陵怀古二首·其一》），这些对于美好壮丽的城市地标的怀想，最终只能在时间与空间的推移变迁里沦为一声长叹，美悬浮在天空，那么绚丽又是那么脆弱，一切看似牢不可破的眼前都可能在下一秒的风烟中散作往日，“金陵王气浮云空，六朝变灭随东风。”（成伣《十台怀古·凤凰台》）在异域诗人的书写里，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座城市悲情所弥散的尺幅，而空间广度上的辐射，恰是纵向上不断下坠的伤痛不可承受之重所内蕴的必然结果。“噫！世间荣辱，梦也非真。”洪裕孙在《乌衣巷赋》中的议论，也不妨可以视为描述悲情南京昨日的一句贴切形容。
最后一章我题作“牵魂梦域”，正像洪裕孙的感慨，南京过往一切美的脆弱性使得这座城市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那样的不真切，一方面它有美的沉淀，扎稳了文化的根脉，另一方面它又有无数沉痛的遗憾，泪水满溢成了城市名称相伴的沉郁。而这些相反的力的作用，奇妙混合成了“南京”非凡的吸引力，它使得一个个走进她、离开她乃至于未抵达她的作者为之魂牵梦萦。他们脑海中盘旋的可能是这座都市所表征的那片故土，可能是那位与之邂逅相爱的城内的姑娘，也可能是自我憧憬想象所投注到遥远异国他乡的执念。由是，我们选录了庾信的《哀江南赋》、侯方域的《李姬传》以及海东诗人李起浡的《江南曲十首》，他们都是个体生命经验与这座城市发生互动所生成的幻梦。庾信的痛无以复加，就像田晓菲说：“庾信所失去的，所悲叹的，不仅仅是‘江南’，甚至也不仅仅是他的君主，而是整整一个时代，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失落感，比普通的乡关之思更深刻，也更无望。”[24]“死生契阔，不可问天”，痛苦的不可言说是庾信对于江南所有怀思最后抵达的终点，那回不去的过去，都飘荡在他的梦里的日日夜夜。而海东李起浡更是直言“我随一蝴蝶，飞入江南远”（《江南曲十首·其十》），在这座为其陌生却又熟悉的城市，却是他摆脱现实冷眼不解而希冀获得认同的梦乡。
以上是对选本结构的简单介绍，具体的内容有待于接下来的时间里与各位一同走进这一篇篇文本。“济济多髦士，能令元气扶”（李起浡《江南曲十首·其八》），希望我们一学期的探索，就是触摸到南京这座城市的“元气”，而这种气脉的继续流动，便有待于眼前的各位一同的呼吸与感受。
注 释：
[1] [德]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32页。
[2]郑毓瑜《文本风景：自我与空间的相互定义》，台北：麦田出版，2005年，第15页。
[3]事实上“文学地理”至今似乎也没有完全厘清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卞孝萱先生就曾指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的具体内涵尚有待于建构，但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文学发展程度的地区差异（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浅，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各别地区文学的地理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等等。”见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进一步讨论可参陈一军《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与生态诗学》，收录于曾大兴、夏汉宁、海村惟一主编《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五届年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其中论及“把握了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研究和生态批评三者的空间性，就算抓住了这三种文学批评范式最根本的意义。约翰斯顿认为，文学是‘对人们如何经历他们的世界的一种透视’。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研究和生态批评三者的空间实践就是对约翰斯顿所说的‘世界’的回应。”本文想要强调的也集中在此一“空间性”上，即透过过去文人对于南京这一都市空间的探访、生活与书写，去加深当下我们之于这一特定“空间”的理解认知。
[4]引据《刘师培全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546页。
[5]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志》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1118页。下引同据此。
[6]《三国志·吴志》卷八，第1245页。此处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言“纮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见同卷，第1246页。
[7]上述观点俱参考刘淑芬《建康与六朝历史的发展》一文，见氏著《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增订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8] [唐]李延寿撰《南史》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899页。
[9] [朝鲜]徐宗泰《晚静堂集》第十二，引据《韩国文集丛刊》，第163册，第256页。
[10]胡小石《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见氏著《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8页。
[11]许结《赋体文学与都市文明——以程先甲》，见《古典文献研究》（总第六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04页。
[12]参张伯伟师《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13]冯亦同编著《南京历代经典诗词》，南京出版社，2016年。
[14] [美]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载《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15]同上。
[16]郑毓瑜《文本风景：自我与空间的相互定义》，台北：麦田出版，2005年，第18页。
[17]引据徐兴无、曾学文主编《江苏历代文选》，徐涛主编《诗歌卷》分卷，广陵书社，2025年，第3页。
[18]引据程千帆《文论十笺》，见氏著《程千帆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9]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载《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3期。
[20]商伟《书写胜迹：诗人李白与金陵凤凰台》，见商伟主编，韩笑副主编《江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61-62页。
[21]刘淑芬《东晋南朝“钟山文化区”的形成》，见氏著《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增订本）》，第175页。
[22]见张伯伟师《中国文学批评课：〈文心雕龙·知音〉》，刊于巩本栋、蒋寅主编《中国诗学》第36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
[23]钱锺书《诗可以怨》，见氏著《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16页。
[24] [美]田晓菲著《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416-4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