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南京东路步行街,“中华第一街”的美誉便脱口而出。但真正能说清这条街来龙去脉的人,却寥寥无几。在这里,我们不妨简单梳理一下它的百年变迁,读懂藏在砖瓦间的历史印记。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两年后的1845年,英租界应运而生。彼时的南京东路一带,还不是如今车水马龙的模样,而是溪涧纵横、田埂交错的农田湿地,满是江南水乡的原生态气息。1850年,英商跑马总会圈占了今河南中路附近80亩土地,开辟出第一座跑马场与花园;次年,一条连接外滩与跑马场的小路正式修筑完成,名为花园弄(又称派克弄,Park Lane),民间则俗称其为“大马路”,这便是南京东路最早的雏形。
时间推进到1854年,跑马总会选址另辟第二跑马场(即新花园,位于今浙江中路至西藏中路之间),花园弄也随之向西延伸至浙江中路;1862年,跑马厅第三次迁徙,落址于今人民广场、人民公园一带,花园弄再度向西拓展至西藏中路。与此同时,路面也进行了升级改造,由最初的土路改为碎石、煤渣铺设,宽度与通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逐渐成为英租界内的核心干道。

19世纪末,南京路尚未成为上海的商业中心,地价相对低廉。而“地皮大王”欧司·爱·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精准捕捉到租界西扩、商业重心北移的时代趋势,在妻子罗迦陵的建议下,大举收购南京路两侧的土地。其地产版图最鼎盛时期,曾占据南京路约44%的面积,“半条南京路是哈同的”这一说法,也成为他当时财富与地位的最好佐证。
1865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统一租界内路名,将“花园弄”正式定名“南京路”。此后,这条道路迎来了商业的快速崛起:早在1862年,这里就已有14家洋行、3家药房、9家洋布庄,汇中饭店等西式业态纷纷落地;到了20世纪初,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相继开业,直接奠定了南京路远东顶级商业街的地位。据1906年统计,这条街上已汇集了30余个行业、184家商店,烟火气与商业活力愈发浓厚。


很少有人留意到,南京路的命名,实则与《南京条约》有着深厚关联。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被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允许英国人在沪居住、贸易、设立租界——这正是上海租界诞生、南京路得以修筑的根本前提。1865年工部局将这条道路定名“南京路”,核心动因便是纪念《南京条约》,以此彰显其凭借条约获得的在华通商、设租界等特权。同时,这也契合了当时英租界的命名逻辑:租界内东西向道路多以中国城市命名(如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而南京路位居首位,既是城市之名,更承载着特殊的条约纪念意义。或许后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也让这个路名得以保留,未再改动。




我们大多在这条街上走过无数遍,见证着两侧高层建筑拔地而起、迭代更新,却很少有机会从高空俯瞰这些楼宇的全貌。万幸的是,前些年无人机还能正常飞行,让我们得以凭借“上帝视角”俯瞰这片土地,穿透喧嚣,重新审视这些矗立在百年商街上的建筑,读懂它们与这条街共生共长的岁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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