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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寺创建史实考——以新发现江总碑残石为中心

2026-04-04 10:10:56

[摘要] 关于南京栖霞寺的创建，历来认为是南朝宋齐间高士明僧绍“舍宅为寺”而成，几已成确凿不易之论。2002年在栖霞寺千佛岩三圣殿广场之下发掘出土南朝陈祯明二年江总撰《摄山栖霞寺碑铭》（简称“江总碑”）残石，通过对残存碑文的释读与缀合，却令人吃惊地发现，源头可追溯至北宋的传世江总碑文本中关于明僧绍舍宅为寺的事迹，并未见诸考古出土的陈朝原碑碑文。综合对唐宋时期涉及南京栖霞山的诗文与摩崖题记的分析，可推断明僧绍的故宅———栖霞精舍应即位于栖霞山的天开岩，学士张瓌曾居的白云庵也位于天开岩，而并非乾隆行宫暨试茶亭一带。考古发现的建筑遗迹尤其是陈朝江总碑残石的出土位置，则揭示出由法度禅师创建的栖霞寺的位置最初位于千佛岩三圣殿前的广场。在栖霞寺渐已成为宇内名刹的时候，明僧绍的栖霞精舍仍然长时间地得以保留，甚至一度成为在野官绅、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园。明僧绍的故宅———栖霞精舍与南朝初创的栖霞寺虽然同位于栖霞山范围内，但彼此间距匪近，可以说完全不是一回事，新出土的陈朝江总碑原石较客观地反映了栖霞寺创建的史实。

[关键词] 栖霞寺；明僧绍；江总碑；白云庵；天开岩

引言

南京栖霞山位于南京城东北22公里，以山麓辟建栖霞寺与千佛岩石窟造像而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佛教圣地之一。在南京的寺庙中，相对于孙吴、东晋时期就已经声誉鹊起的长干寺、高座寺、安乐寺等名刹，南齐时期才出现的栖霞寺可谓是晚出的“后生”，不过倒是应了后来居上之说，晚出的栖霞寺影响越来越大，至今依然香火旺盛。每年秋天，霜露既降，枝叶染丹，纵目尽是嬉戏喧哗的游人，简直无法想象当年这隐逸之地曾经的幽静与岑寂。

出身于晚渡士族——平原明氏的子弟明僧绍，可谓栖霞寺乃至栖霞山的灵魂人物。史载明僧绍从小就对佛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功名利禄却无心追逐。宋、齐两朝曾六次征召明僧绍委以散骑侍郎、国子博士等职，都被他以各种借口回绝了，但他的名声却反而越来越大，成了当时著名的高士，被称誉为“明征君”。南齐建元二年（480），明僧绍来到京师建康东北四十多里的栖霞山，并“刊木驾峰，薙草开径，披拂榛梗，结构茅茨”[1]，修建了一处精舍安顿下来。这一片区域由于林密山深，原先很不太平，但自从明僧绍驻足以后，猛虎远遁，盗贼归心，附近人烟也渐渐稠密起来。

在栖霞寺与千佛岩的创建过程中，还有一个与明僧绍同样重要的角色，这便是来自黄龙（指冯跋建于今辽宁省境内的北燕）的高僧法度禅师。法度禅师曾为明僧绍宣讲《无量寿经》，至“中夜忽见金光照室，光中如有台馆形象……居士遂舍本宅，欲成此寺，即永明七年三月三日，（法）度上人之所构也”[2]。永明七年（489）明僧绍撒手尘寰，临终之际他将栖霞精舍赠送法度禅师栖居，通常认为，这栖霞精舍便是栖霞寺的前身。

关于南京栖霞寺的肇建，传世史料大多强调了明僧绍“舍宅为寺”的事迹，除了《金陵梵刹志》所录宋代栖霞寺翻刻的陈朝江总《摄山栖霞寺碑铭》文本之外，比较早的记载还见诸隋僧释保恭的《蒋州栖霞寺请疏》：“恭虽疏薄，窃钦往彦，但所居栖霞寺，宋代明征君之所建立也。”[3]然而，覆核新出土陈祯明二年（588）江总撰《摄山栖霞寺碑铭》原碑残石，却发现了不少值得深思之处，尤其对于栖霞寺在创建方面所形成的已逾千年之久的历史认同，造成了几乎颠覆性的冲击。笔者不揣简陋，试从对江总撰《摄山栖霞寺碑铭》文本的整理入手，探讨栖霞寺在创建方面的史实。

一江总碑沿革

有陈一朝官至尚书令的江总，字总持，文才出众，夙有声誉，存世有文集三十卷。但正史对江总的评价不高，如《陈书》本传谓“后主之世，（江）总当权宰，不持政务，但日与后主游宴后庭……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几可归诸佞臣之列。江总崇佛，“弱岁归心释教”，对京师建康摄山（栖霞山）的栖霞寺情有独钟，晚年常入栖霞寺问道礼忏，留下了诸多与时贤唱和的诗篇。陈祯明二年（588）戊申十一月十七日，江总再度游览摄山并夜宿山寺，而其撰于陈祯明二年的《摄山栖霞寺碑铭》，或亦值此际立于栖霞寺。

位于今南京市区东北约22公里的栖霞寺，是一座集栖霞寺院、千佛岩石窟造像及敕造舍利塔于一身的千古名蓝，江总撰文并由韦霈楷书的《摄山栖霞寺碑铭》，后世多称之为“江总碑”，这应是栖霞寺创建后所立的仅晚于梁元帝《摄山栖霞寺碑铭》的第二块碑版，也是世所仅见的陈朝碑版，是探究栖霞寺建置最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江总碑的正文依次分别涉及摄山称谓之由来、明征君（僧绍）父子与法度禅师次第建造栖霞寺千佛岩石窟造像、历代高僧高士的行履、三论宗的弘传、摄山神隐靳尚归顺佛教的灵异事迹以及江总对慧布法师的景仰之情，文末以铭辞二十韵作结。碑铭出典有据，义理明晰，辞藻华丽，韵律铿锵。

《江苏通志稿》记述江总碑颇详：“此碑，陈侍中、尚书、宣惠将军、参掌选事、菩萨戒弟子、济阳江总特（持）撰，韦霈正书。唐会昌时毁废，后经重立，至宋复断。康定元年，僧契先复依旧本镌立，沙门怀则重书。咸丰间复毁于火，只存两石，亦为人携去，不在寺中。”[4]庶几可知，陈祯明二年所置江总碑原石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之际毁废，虽在不久后得以修补重立，但入宋后又残断缺损，加之碑文也已漫漶不清，遂于北宋康定元年（1040）翻刻一石。而此北宋康定元年翻刻之江总碑，由宋僧怀则重书，僧契先“依旧本镌立”。

北宋康定元年翻刻的江总碑，存世有初为陆和九收藏、现归故宫博物院的明拓割裱本，全本共15页，每页10行，每行十一二字不等，碑文通篇为效法王（羲之）书《圣教序》一脉的行书，正文部分字句偶见前后颠倒错置的情形，可能是整纸本经剪贴并拼接为割裱本之际所误。碑版正文后复有跋记曰：“此碑经唐会昌毁废，后已曾重立。至今其石断缺，文字讹隐，前充寺主僧契先自舍衬赀购石，依本写之，康定元年三月十七日镌立。本寺维那僧肃澄、上座僧智达、寺主僧元耸谨记，袁文雅刻字。”据此可知，北宋康定元年三月十七日重立之江总碑，实为江宁府匠人袁文雅承揽镌刻之劳，栖霞寺前充寺主契先只是经办者，诸志咸谓此碑“僧契先复依旧本镌立”云云，极易造成误解。此外，跋记谓北宋康定元年翻刻之江总碑的碑文系“依本写之”，由于江总碑的传世文本未见有早于明代的，故这里的“本”应是谓原碑的拓本。由于原碑历经损毁，加之风化剥蚀，碑文笔画漫漶不清，因此北宋翻刻之江总碑多有鲁鱼亥豕之类的误植亦属题中应有之义。

此北宋康定元年翻刻的江总碑，亦毁于晚清咸丰三年（1853），然残石犹有孑遗。据《续纂江宁府志》等记载：同治七年（1868）句容人尚北渔在栖霞寺附近石埠桥道上拾得北宋江总碑残石，仅存六行，凡二十七字，复见存百字之残石，因难于携带而作罢。光绪二年（1876）尚北渔又至石埠桥访石，被告知百字残石已作为石材运往江北修堤。此外，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亦有陈鹤浦、范松涛于栖霞寺千佛岩访得此宋刻残石二，并镌记于石，此即清代方若《校碑随笔》所云：“江总残碑在江苏上元，光绪辛卯九月，江宁陈氏获残石二方于千佛崖，镌题记三行于石之空方，行书，引唐韦应物‘若到栖霞寺，先看江总碑’。”此固前引《江苏通志稿》所谓“只存两石亦为人携去”云云。

清光绪十七年陈鹤浦、范松涛镌题北宋翻刻江总碑残石拓本，数年前曾见于国内西泠印社举办的古籍碑帖拍卖会，值得一提的是，陈鹤浦氏于石上所镌“若到栖霞寺，先看江总碑”诗句，却非如清代金石学者方若《校碑随笔》所谓出自唐代诗人韦应物，而是出自另一位唐代诗人苗发《送司空曙之苏州》的尾联两句，此诗存录《全唐诗》卷二九五：“盘门吴旧地，蝉尽草秋时。归国人皆久，移家君独迟。广陵经水宿，建邺有僧期。若到西霞寺，应看江总碑。”苗发与司空曙同为“大历十才子”，依依惜别之际，犹不忘提醒友人勿要错失前往南京栖霞寺摩挲江总碑的机缘，此可见江总碑作为一代名迹在唐代文士心目中非比寻常的地位。

此外，《云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十四明代邓原岳《过华亭寺读方子及碑》诗：“载酒寻僧席屡移，春山何处不相宜。琉璃影散天花落，金碧光摇法镜垂。地近西方开竺国，烟消下界瞰昆池。栖霞片石应堪语，苦忆南朝江总持。”其中所述之“栖霞片石”，说的也是江总碑。

南朝陈祯明二年所立江总碑的原石虽早已湮没无迹，然江总碑碑文的文本仍然存录于包括明代葛寅亮《金陵梵刹志》、梅鼎祚《释文纪》与清代陈毅《摄山志》、严观《江宁金石记》及《全隋文》等在内的文献，其共同的源头，大致可追溯至北宋康定元年栖霞寺僧契先“自舍衬赀购石”所立的江总碑翻刻本。

二江总碑校勘

2002年，在南京栖霞寺千佛岩三圣殿前的广场之下，发掘出陈祯明二年所立江总碑原石，但仅存碑额和上半约三分之一的碑身残石。残碑的碑阳、碑阴皆存碑文，而位于碑阳的正文即世传江总碑内容，其字体为工整清秀的楷体，但结字宽绰，尚略存隶书“燕尾”的波挑姿态。由于碑石残损不全，故碑阳镌刻的江总碑碑文篇幅仅约为原碑的三分之一，所幸行格尚可经辨析而复原。其中，碑文首题与作者题名合为1行，这种做法与后世碑版首题与作者题名分别独占一行的通例不尽相同，值得留意；在首题与题名之后为正文25行，正文之后为铭辞3行，铭辞之后有纪年文字1行。通篇共计30行（另有1行为唐代会昌毁佛之后修补重立此碑的题记，未计在内），满行54字。

图陈祯明二年（588）“江总碑” 碑文拓片（碑阳）

新出土陈祯明二年江总碑残石的碑文内容虽缺损不全，但经与包括上述明代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存录的江总碑传世文本覆核，仍发现有不少异同之处，兹条列如下。

原碑题首作“摄山栖霞寺碑文并铭”。葛寅亮《金陵梵刹志》与陈毅《摄山志》均作“摄山栖霞寺碑铭”，梅鼎祚《释文纪》与严观《江宁金石记》均作“金陵摄山栖霞寺碑文并铭”。

关于题首之后的作者题名，原碑仅存起首的“侍中”两字。《金陵梵刹志》《释文纪》《摄山志》在“侍中”前尚有“陈”字，且书者皆作“李霈”；《江宁金石记》未署记题名，但在碑文末的按语内记书者为“韦霈”。

原碑第3行“其状似伞，一名伞山”。“一名伞山”，《金陵梵刹志》《释文纪》《摄山志》与《江宁金石记》皆作“亦名伞山”。

原碑第4行“（此山）西南麓外道馆地，俄而疫”。《金陵梵刹志》《释文纪》与《摄山志》均作“（此山）西南隅有外道馆地，俄而疫疠”，《江宁金石记》作“（此山）西南偶有外道馆地，俄而疫”。

原碑第5行“村民野老竟来（谏曰）”。“竟”，《金陵梵刹志》《释文纪》与《摄山志》作“竞”。

原碑第6行“乃栞木驾峰，薙草开迳，披拂蓁梗，结构茅茨”。““栞”，诸书皆作“刊”；“迳”“茅”，《江宁金石记》分别作“径”“茆”。

原碑第8行“（朗其夜）室，此寺，永明七年三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构也）”。《金陵梵刹志》《释文纪》《摄山志》与《江宁金石记》皆作“朗其夜室。居士遂舍本宅，欲成此寺，即齐永明七年三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构也”。

原碑第9行“居士尝梦此岩有如来光采”。“光采”，《金陵梵刹志》《释文纪》《摄山志》与《江宁金石记》皆作“光彩”。

原碑第12行“……年正月，龛顶放光”。《金陵梵刹志》《释文纪》《摄山志》与《江宁金石记》“年”后俱无“正月”二字。

原碑第12、13行“（方）升金地者也”。“升”，《金陵梵刹志》《释文纪》《摄山志》与《江宁金石记》皆作“登”。

原碑第13、14行“（齐雍）州刺史王奂”。“王奂”，《金陵梵刹志》《释文纪》《摄山志》与《江宁金石记》皆作“田奂”。

原碑第14、15行“（梁临川靖惠王……见此山制）置踈阔，工用稀少”。“工用”，《金陵梵刹志》《释文纪》《摄山志》与《江宁金石记》皆作“功用”；“阔”，《摄山志》作“濶”。

原碑第17、18行“（深）相付属，法师聿修厥绪，劝助众工”。“属”“工”，《金陵梵刹志》《释文纪》《摄山志》与《江宁金石记》皆作“嘱”“功”。

原碑第19行“弘中道之宗致”。“弘”，《金陵梵刹志》《释文纪》仍作“弘”，《摄山志》与《江宁金石记》皆作“宏”，或避清高宗讳之故。

原碑第20行“帝乃遣中寺释僧怀、雴根寺释慧令等十僧……”。“雴根寺释慧令”，《金陵梵刹志》《释文纪》作“灵根寺释慧今”，《摄山志》作“灵根寺释慧”，《江宁金石记》作“灵根寺释慧令”。

原碑第21行“南兰陵萧视素幽栖抗志，独往绝群”。“独往绝群”，《金陵梵刹志》、《释文纪》与《江宁金石记》作“独法绝群”。

原碑第22行“神诣法度道人”。“道人”，《金陵梵刹志》《释文纪》犹作“道人”，《摄山志》与《江宁金石记》皆作“上人”，亦当是避讳之故。

原碑第25行“顷扵摄阜，受持珠戒。谨行尊师之及方深，汲引……”。《金陵梵刹志》《释文纪》《摄山志》与《江宁金石记》皆作“顷扵摄阜，受持珠戒。佩服之敬，虽敢怠于斯须；汲引……”。

原碑第27行“论生若寄，喻死如休”。《金陵梵刹志》《释文纪》《摄山志》与之同，《江宁金石记》作“论生若寄，喻死若休”。

原碑第29行“宝驾駈辀”。“駈”，《金陵梵刹志》、《释文纪》、《摄山志》与《江宁金石记》皆作“驱”。

上述异同，有一些属于鲁鱼亥豕之类的误植，如“独往绝群”之“往”字误为“法”，可归诸无心之失。此外，大多数明显都是刻意所为，具体情形又可分为三种。

其一，是将原碑使用的通假字或异体字，改为通行的正字，如将原碑“俄而疫㾐”之“㾐”字改为“疠”；将“居士尝梦此岩有如来光采”之“光采”，改为“光彩”；将“工用稀少”之“工用”，改为“功用”；将“（深）相付属”之“属”，改为“嘱”；将“劝助众工”之“工”，改为“功”；将“宝驾駈辀”之“駈”，改作“驱”；等等。

其二，属避讳，如清代的《摄山志》与《江宁金石记》将原碑“弘中道之宗致”之“弘”，改为“宏”；将“神诣法度道人”之“道人”，改为“上人”。

其三，是在传世文本中出现内容长短不一的衍文，如原碑第4行，所存残文为“西南麓外道馆地俄而疫磨灭三清”15字，但如果参考传世文本，再将缺失的内容“遗法未明五怖之灾万善开宗遂变四禅之境倏见齐居士平原明僧绍空解渊深至理高妙遗荣轩冕遁迹岩穴宋泰始中尝”共计49字嵌入，则第4行碑文将达到64字，再加上传世文本“外道馆地”前的衍文“有”字，则较原碑行格的满行字数多出11字。江总碑的传世文本在这一段里究竟衍生出了哪些内容，不得而知，不过推测为颂扬明僧绍学养的字句的可能性为大。

原碑第8行，所存残文为“室此寺永明七年三月三日度上人”，于此可见，传世文本介于“室”与“此寺”之间的“居士遂舍本宅欲成”8字，介于“此寺”与“永明七年正月三日度上人”之间的“即齐”2字，均为衍文，并且这些衍文也都毫无例外地指向明僧绍。

原碑第12行，所存残文为“年正月龛顶放光光色身相晃若炎山林间树”，如果据传世文本将缺失的内容“下赩如火殿禅师自识终期欣赡瑞应以建武四年于此寺顺寂岂非六和精进十念允谐向沐宝池方”计40字嵌入，再加上传世文本脱“正月”2字，则第12行碑文将达到60字，较原碑行格的满行字数多出4字。值得注意的是，据传世文本，原碑第12行“年正月”之前为“大同二”，即“大同二年正月”。但问题是，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即已圆寂的法度禅师，绝无可能再穿越到四十年之后看到梁武帝大同二年（536）龛顶放光的一幕，宿白先生对此扞格难安之处也“疑有讹误”[5]。显而易见，传世文本或者说北宋翻刻的江总碑此处的“大同”年号必然有误，不过这与本文的主题不是太密切，兹按下不表，容后再谈。

原碑第13行，所存残文为“升金地者也齐文惠太子豫章文献王竟陵文宣王”，传世文本不仅误“升”为“登”，而且在“竟陵文宣”与“始安王”之间脱“王”字。按，齐竟陵文宣王为萧子良，齐始安王为萧遥光，萧遥光以反叛被杀，故无谥号，直称始安王。今人所整理《金陵梵刹志》的几种排印本，于此“竟陵文宣始安王”，皆未予点断，可能未识此讹脱，将“竟陵文宣始安王”视为一人了。

原碑第13、14行“（齐雍）州刺史王奂，方牧贵臣”，其中的“王奂”，传世文本皆误作“田奂”。细察新出土原碑，“王”字左右皆有纵向泐痕，左侧尚较细微，右侧尤为粗拙，近似竖笔，使得北宋康定元年栖霞寺僧契先重立江总碑之际，径误“王”为“田”字，并一再误导传世文本。

此外，江总碑传世文本涉及栖霞寺千佛岩三圣殿内镌造的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造像的内容，可能也有一处讹误：“……镌造无量寿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并二菩萨倚高三丈三寸”，所谓“倚高”云云，令人费解，揣度文意，“倚”字或为“像”字之误，据此当断为“……镌造无量寿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并二菩萨像，高三丈三寸”，揆以原碑行格，其中的“像”字即位于第10行行末。

新出土陈祯明二年（588）江总碑原石，内容纵然残缺不全，但经与江总碑传世文本覆核，仍然极其有效地校订了传世文本存在的诸多错讹，从学术史的层面着眼，也颇有助于厘清之前的学者在使用传世文本时产生的种种误会。[6]而所有这些，对于厘清南京栖霞寺创建的历史沿革，都是极有意义的工作。

三明僧绍故宅与白云庵———基于文献的分析

明僧绍舍宅为寺是栖霞寺历史上流传最久也最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然而这一事迹，在梁僧慧皎撰著的《高僧传》里是这样被叙述的：“高士齐郡明僧绍，抗迹人外，隐居琅琊之摄山，挹度清徽，待以师友之敬。及亡，舍所居为栖霞精舍，请度居之。”[7]要之，其所述分明只是明僧绍撒手尘寰之际，将在摄山的居所捐为“栖霞精舍”以供法度禅师憩居而已，丝毫未提及明僧绍本人和后来起建的栖霞寺两者之间的关联。慧皎《高僧传》是同时载述明僧绍与法度禅师的最早的历史文献，其史料的可信程度相对而言是最高的。《高僧传》里的相关内容很简洁，体现出与明僧绍舍宅为寺几乎成为“共识”的背景下推出的《明征君碑》这样层累的文献的很大不同。

陈祯明二年所立江总碑虽然晚于慧皎《高僧传》，但却是全面叙述南京栖霞寺创建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今据考古出土的江总碑残石可知，传世江总碑文本中涉及明僧绍舍宅为寺最紧要之处的“居士遂舍本宅欲成”云云，竟然是北宋康定元年前栖霞寺主契先重立江总碑之际的衍文，虽让人感到诧异，但与慧皎《高僧传》也并无扞格难安之处。那么，北宋重刻的江总碑为何要凭空插入这样一段可与原碑碑文衔接、看起来几乎“天衣无缝”的内容呢？从常理来看，这样做的目的，无非两点，或者是叙事者意欲隐瞒或淡化相关的史实，或者想要无中生有哪怕是善意地“捏造”一些可能并不存在或并不确凿的事迹。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表明，累世相传的明僧绍“舍宅为寺”的事迹，其实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甚至可能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明僧绍捐赠法度禅师供其憩居的栖霞精舍与后来的栖霞寺是不是一回事？即是不是如民国时期陈邦贤《栖霞新志》所推测的那样：“齐武帝永明七年明僧绍舍宅为寺，延请法度禅师在寺讲经，这是栖霞有庙的起点。”[8]窃以为，这里最关键要弄清楚的一点，是明僧绍的故宅亦即捐予法度禅师憩居的栖霞精舍，与南朝时期创建的栖霞寺是不是大体位于同一处地点，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到两者是不是存在承继关系。兹参考相关材料逐一辨析之。

陈邦贤《栖霞新志》提及明僧绍临终捐予法度禅师的故宅——栖霞精舍，就是栖霞山的白云庵，这主要是通过明遗民张怡串联起来的。张怡，明南直隶上元（南京）人，山东登莱总兵官张可大之子，荫官锦衣卫千户。值李自成大顺军进据京师之际被俘，乘间逃离。明亡后遁入南京栖霞山，在白云庵出家做了道士，所与交游皆明遗老。张怡卒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享年八十八岁，即葬于所居白云庵附近。[9]南京图书馆藏张怡撰《白云道者自述》传钞本一卷，述其生平颇详：“道者名鹿徵，字瑶星，万历戊申先大夫守备瓜仪，生道者于署中，有庭鹿同时生，因以名之。甲申后更名遗，字薇庵。后更名说。戊申，葺摄山之白云庵而归老焉，更名怡，字自怡。庵为南齐明征君僧绍舍宅故址，居一山之胜，人因呼为白云道者云。”可知张怡初名“鹿徵”乃以祥瑞，明亡后更名“遗”是终老遗民之志，再更名“说”以至终更名“怡”，应是在清廷统治稳固之后出于自保之需，人呼其“白云道者”或“白云先生”则是缘于栖身白云庵之故。

张怡即孔尚任在《桃花扇》里塑造的栖霞山白云庵张道士的原型。康熙二十八年（1689）秋，孔尚任赴南京栖霞山白云庵造访张怡，并有《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诗云：

“淙淙历冷泉，乱石路频转。久之见白云，云中吠黄犬。篱门呯始开，此时主人膳。我入拜其床，倒屣意颇善。著书充屋梁，欲读从何展。数语发精微，所得已不浅。先生忧世肠，意不在经典。埋名深山巅，穷饿极淹蹇。每夜哭风雷，鬼出神为显。说向有心人，涕泪胡能免。”[10] 诗中述及张怡（瑶星）身处红尘之外，不仅著述不止[11]，且存忧世之心，回首前尘，不免涕泪相交。以至于后来创作《桃花扇》时，孔尚任设计了让白云庵张道士点醒犹沉浸于儿女情长的侯方域和李香君，并撕掉侯、李二人定情的桃花扇，让李香君遁入空门等情节，来作为故事的收结。这不能说与孔尚任昔年往造访张怡的经历及其影响没有关系。

张怡著述甚丰，除了结集为《古镜庵诗集》的吟咏风月或感怀世事的文学作品之外，他也撰写了浩帙鸿篇的史料笔记《玉光剑气集》，与探究栖霞山史地沿革迁废的《摄山志略》。可惜《摄山志略》已佚，张怡对于栖霞山（摄山）史地的探究，唯有“（白云）庵为南齐明征君僧绍舍宅故址”的断言仍见诸《白云道者自述》。不过，张怡的这一认识亦非自己的发明。迄今所见，将明僧绍故宅与白云庵“合为一体”者，似无逾于明末成书的《金陵梵刹志》。在该志卷四《摄山栖霞寺》之“古迹”条下有云：“白云庵，即明僧绍宅遗址，宋侍郎张瓌读书处，有王安国记。今僧庐其上。”[12]张怡曾官南京锦衣卫千户，获见祠部葛寅亮编纂的具有官方背景的《金陵梵刹志》，自非难事。

白云庵的位置，据明代盛时泰撰《栖霞小志》记载：“白云庵，自中峰涧而上行林樾中有庵焉，曰白云庵，其地益敞，其峰益耸，而其去颠益迩。旧有老屋三楹，一老僧独居，题名遍满壁上，日与蜗涎蛛网为伍。近岁，僧自然名正道者乃始经营之，山水之趣若有增而高深者，户外直与东峰相对，松风洒然，来于四壁，傍有密室，周围覆以香杉，前辟员窦，日光内射，则来者身心澄澈，若在世外矣。”[13]参酌同书条列的《印空安禅师塔》《白鹿泉庵》等内容，可以得出盛时泰《栖霞小志》提到的白云庵即位于栖霞山中峰涧清代乾隆行宫遗址与试茶亭附近的结论，并且这也是文史工作者较为统一的认识。

中唐诗人刘长卿“尝在摄山学出世法，寻明征君故宅”（语出陈邦怀《栖霞新志》），并有《栖霞寺东峰寻南齐明征君故居》诗云：“山人今不见，山鸟自相从。长啸辞明主，终身卧此峰。泉源通石径，涧户掩尘容。古墓依寒草，前朝寄老松。片云生断壁，万壑遍疏钟。惆怅空归去，犹疑林下逢。”[14] 据以可知，明僧绍故宅周围有溪水、石径乃至唐以前的古墓[15]与老松，可谓幽寂清静之极。不过，诗句中的“片云生断壁，万壑遍疏钟”，倒是揭示出刘长卿眼中明僧绍故宅的地貌与今栖霞山天开岩景观若合符契的一面。不晚于盛时泰《栖霞小志》的明代姜宝所撰《游摄山栖霞寺记》一文亦云：“……其上为天开岩，仄径巉岩，仅通杖履，即刘长卿诗，尝寻访明征君，所谓‘泉源通石径，风云生断壁’处也。”[16]可为旁证。相反，乾隆行宫与试茶亭一带（盛时泰《栖霞小志》记载白云庵所在地），则没有诗中描绘的这种景致。

活动年代大致与刘长卿相若的唐代诗人顾况，亦有《摄山》诗云：“明征君旧宅，陈后主题诗。迹在人亡处，山空月满时。宝瓶无破响，道树有低枝。已是伤离客，仍逢靳尚祠。”[17]其中的“陈后主题诗”，或即陈叔宝《同江仆射游摄山栖霞寺》诗。据顾况《摄山》诗，则不排除陈后主此诗原本题壁于栖霞山明僧绍故宅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摄山》诗的尾联称顾况黯然神伤从明僧绍故宅退出将踏上归途之际，又有山神靳尚的祠庙映入眼帘。靳尚祠，又名菩提王庙，大致位于天开岩东北半山位置的太虚亭，在天开岩一带目力犹可及，但如果在更偏西南的乾隆行宫或试茶亭一带的白云庵，即便撇开这一路的峰回路转，迂回屈曲，也是不大可能望见的。退一步说，即便明僧绍故宅位于乾隆行宫至试茶亭一带的白云庵，也难以想象“已是伤离客”的顾况反而会沿着背离山门的方向越走越远，一路跋涉到靳尚祠附近，这不符合顾况诗中的意境。所以顾况此诗也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明僧绍故宅更可能位于山林深处的天开岩，而非乾隆行宫至试茶亭一带的白云庵。

在关于明僧绍故宅究竟位于乾隆行宫至试茶亭一带的白云庵还是天开岩的认识上，其实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明代盛时泰关于白云庵位置的记载是否有误会之处。前文述及，对白云庵位于乾隆行宫至试茶亭一带的推断，主要参酌了明代盛时泰《栖霞小志》里的“白云庵”“印空安禅师塔”“白鹿泉庵”诸条记载，但笔者早年在栖霞山进行考古调查时，曾在栖霞山的天开岩集中发现多处直接或间接与白云庵有关的宋代题记，至今尚有遗存。

其一，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四月，黄召祥、刘昱同游白云庵，谨题”。

其二，为“胡亚専别白云老壬辰正（月）廿一日”，其中的“壬辰”为北宋皇祐元年（1049），此题记原石20世纪30年代被截取移往南京古物保存所收藏，该所复于原处依样画瓢翻刻一石。

其三，为盛时泰《栖霞小志》之“天开岩”条所载：“傍又云：魏中庸道常男思文崔程君某同至皇祐己丑九月十八日。又云……魏中庸谒白云老……”题记今亦有部分留存。

上述三条题记，第一条治平二年题记直接提及在天开岩游白云庵之事，后两条题记中涉及的“白云老”，顾名思义应即栖居白云庵者，据北宋王安国撰《摄山白云庵记》，白云庵系“浮屠奉然”来南京栖霞山“结庵（白云庵）以栖”，落成后有“南淮张公”来此，而“张之来也，自以杖屦行，而坐乎草莽崖石之间。公歌而吾和，麋鹿驯其后前，忘其堂隍之上也，冠带严而徒隶役也。食蔬而饮泉，野老之睥睨，而山鸟之啁啾，忘其燕享之际，宾客到而管弦侑也”。[18]这位“南淮张公”，即张洎孙、翰林侍读学士张瑰。据《宋史》本传，张瑰为官“遇事辄言，触忤势要，至屡黜”，则其盘桓栖霞山白云庵，应是“历应天府”期间之行止。由此可见，天开岩宋代题记中的“白云老”应是张瑰无疑。张瑰字唐公，而栖霞山天开岩适亦有“唐公岩”题刻，且以“唐公岩”题刻为中心，“其四傍最盛镌刻”，今仍历历可见，而“胡亚専别白云老壬辰正（月）廿一日”原石与前来“谒白云老”的魏中庸等人皇祐己丑九月十八日题刻，皆与之毗邻。

综合唐代刘长卿《栖霞寺东峰寻南齐明征君故居》诗、顾况《摄山》诗（一说为《题摄山栖霞寺》）与北宋王安国《摄山白云庵记》、明代姜宝《游摄山栖霞寺记》乃至诸多宋代题刻来看，南朝宋齐间的高士明僧绍“刊木驾峰，薙草开径，披拂榛梗，结构茅茨”的故宅——栖霞精舍，宋代浮屠奉然构建、学士张瑰曾居的白云庵，皆位于栖霞山天开岩，但唐宋诗文与现存摩崖题记都未言及明僧绍故宅与白云庵之间的历史联系，所以两者是不是“融为一体”，仍需更多的材料来证明。至于盛时泰《栖霞小志》所谓白云庵位于试茶亭附近的记述，只能视为孤证，在由唐宋诗文与摩崖题记构成的指向性明确的证据链面前，几乎没有办法成立。由此来看，《白云道者自述》所云张怡康熙七年（1668）所葺摄山白云庵，也以位于天开岩的可能性更大。

四栖霞寺与栖霞精舍辨析

南朝宋齐间高士明僧绍的故宅——栖霞精舍位于栖霞山天开岩，那么南朝时期初创的栖霞寺又当位于何处呢？

前文述及，2002年经考古发现的南朝陈祯明二年江总撰《摄山栖霞寺碑铭》残石，出土于栖霞寺千佛岩三圣殿窟前广场正前方（南）偏西处，距离三圣殿现存明代晚期补砌的砖石门壁约13米。

而局部的考古发掘揭示出，在三圣殿窟前广场，原先筑有一座范围较大的平台。平台周边的石磡基墙尚有留存。其中，南侧边界的石磡位于三圣殿明代补砌石门壁以南约16米处，东西向石磡彼此间距约21米，大致延伸至三圣殿左右毗邻的两所中型石窟的外侧边缘，平台面积约300平方米。

在这一平台范围内，大部为碎砖石泥土垫层，仅保留了一处南北向的条石遗存。遗存中间平铺条石，其东西两侧亦以条石叠砌，惟东侧保存较好，推断是一处垂带遗迹。综合起来看，这处条石遗存应为建筑的门道遗迹。据遗迹复原，门道宽约3米，其方向与明代“三圣殿”石门相对而略偏东，但正与三圣殿内的主尊无量寿坐佛遥相对应。

根据出土的以砖、瓦等建筑构件为主体的遗物判断，千佛岩三圣殿窟前平台的时代约为唐代晚期至五代时期。不过，陈祯明二年江总撰《摄山栖霞寺碑铭》原石在平台前方南缘正中略偏西位置的发现，不啻为三圣殿窟前平台的使用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据文献记载，陈祯明二年所立江总撰《摄山栖霞寺碑铭》虽于唐会昌五年废佛时被推倒废弃，但不久后的唐大中年间即为寺僧修补复原而予以重立。揆诸常理，陈祯明二年江总撰《摄山栖霞寺碑铭》重立的地点，无论从工程的便利角度抑“复法”的意义着眼，都应一仍其旧，而不至“另立山头”。因此，也就不能排除位于千佛岩三圣殿前这处平台的四至范围与经营布局，具有从南朝一直沿袭使用至唐五代时期的极大可能性。

考古调查还发现，以千佛岩三圣殿及其左右毗邻的两座中型石窟为主体的千佛岩南部山体壁面上，凿有密集的人工遗迹，遗迹的种类主要为大小不一的方形榫孔、形式多样且纵横分布的凹槽与排水沟槽等。对此，宿白先生早亦有所留意，谓“（三圣殿）龛壁上端有梁孔遗迹，知道在砌建石顶、门壁之前，接连岩面曾建有木构”[19]。而壁面人工遗迹分布的范围，则显示三圣殿窟前搭建的木构建筑面阔至少达到十余米，至于这一规模宏大的窟前建筑的形制，尚不得而知。

从分布范围来看，千佛岩南侧岩壁密集分布的榫孔、凹槽等建筑遗迹，一方面，有可能是为了开凿或修补巍峨高大的三圣殿及其内部供奉“西方三圣”而搭建的鹰架或栈道的遗存，另一方面，则更可能是依托三圣殿及其左右毗邻的石窟，在三圣殿殿前大平台上起建的南朝时期栖霞寺院木结构建筑的遗存。关于后者的可能性尤其值得留意，因为结合三圣殿前平台周边的石磡基墙与平台之上条石墁砌的门道乃至陈祯明二年江总撰《摄山栖霞寺碑铭》原石位置等遗迹考古发现的情形，不难推断出这片区域应即南朝栖霞寺院的中心建制，而江总撰《摄山栖霞寺碑铭》原石的出土地点，距三圣殿现存砖石门壁约13米的窟前广场正前方，极有可能便是与南朝时期栖霞寺院山门邻近的位置。

面南背北规划建成的南朝栖霞寺院，既是一组依托于千佛岩三圣殿及其毗邻洞窟的建筑，则其与千佛岩南朝石窟造像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栖霞寺院与千佛岩石窟造像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融为一体，这也使得栖霞寺成为彼时中国南方罕见的既究义理、尚讲谈，但同时又兼重禅观的佛教寺院。

一言以蔽之，以千佛岩三圣殿窟前广场为中心的南朝栖霞寺院，其空间位置与现今位于千佛岩西北的栖霞寺院并不重合。至于现今栖霞寺院的空间位置，据栖霞寺山门外右侧所立唐高宗李治御制《摄山栖霞寺明征君碑》的位置，或是隋文帝敕建舍利塔之际肇基，经隋唐时期逐步扩建而成的。不过，无论是南朝时期抑或隋唐之际兴建起来的栖霞寺院，距离南朝宋齐间高士明僧绍泰始年间“刊木驾峰，薙草开径，披拂榛梗，结构茅茨”的栖霞山天开岩，都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另外，值唐宋以降，栖霞寺声誉鹊起，俨然已是宇内名刹之时，明僧绍刘宋泰始年间起建的故宅、临终之际捐给法度禅师憩居的栖霞精舍，仍然得以保留[20]，并供人憩息凭吊，甚至可能一度成为在野官绅与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园。由此可见，明僧绍的故宅——栖霞精舍与栖霞寺虽然同位于栖霞山范围内，但彼此间距匪近，也不存在承继关系，两者从来都不是一回事。

据前引隋僧释保恭撰《蒋州栖霞寺请（智讲〈法华〉）疏》可知，认为明僧绍“舍宅为寺”并将明僧绍视为栖霞寺创始人的误会，虽然也由来已久，但直至北宋康定元年栖霞寺僧契先等翻刻并重立江总碑之际，才借机阑入“居士遂舍本宅欲成（此寺）”等衍文，固是契先等栖霞寺僧意欲从源头上将栖霞精舍与栖霞寺混为一谈，从而将栖霞寺创始人的帽子戴在明僧绍的头上。契先等栖霞寺僧之所以这样煞费苦心地篡改历史，在笔者看来，倒不一定是因为景仰明征君在南朝宋齐间的“高尚不仕”而钦慕其为人，相反，寺僧契先等人看重的可能恰恰是明僧绍裔孙明崇俨深为唐高宗、武则天“二圣”宠幸，乃至以明崇俨为代表的明氏家族与李唐帝室通过《明征君碑》而构建起来的因缘，说到底，栖霞寺僧无非意欲借此攀龙附凤，夤缘帝室，从而提升栖霞寺的“血统”。

2002年新出土的陈祯明二年江总撰《摄山栖霞寺碑铭》原碑残石较客观地反映了栖霞寺创建的史实，通过对原碑残文的辨析，在剔除了北宋康定元年栖霞寺僧契先等翻刻并重立江总碑之际阑入“居士遂舍本宅欲成（此寺）”等衍文之后，可以发现，南朝宋齐间高士明僧绍在泰始年间“刊木驾峰，薙草开径，披拂榛梗，结构茅茨”的故宅，亦即明僧绍临终捐供法度禅师憩居的栖霞精舍，与后来的栖霞寺之间并无关系，栖霞寺真正的创建者实为“度上人”，亦即法度禅师，创建的时间为齐永明七年三月三日，这个时间节点甚至比栖霞山千佛岩石窟造像的开工还要晚得多，其时明僧绍撒手尘寰已逾六年之久了。

（源自：邵磊：《南京栖霞寺创建史实考——以新发现江总碑残石为中心》，《东亚文明》，2021年第0期。）

注释：

[1]（陈）江总：《摄山栖霞寺碑铭》，载（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四《摄山栖霞寺》，南京出版社，2011，第190页。

[2]（陈）江总：《摄山栖霞寺碑铭》，载（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四《摄山栖霞寺》，第190页。

[3]（隋）释保恭：《蒋州栖霞寺请（智讲〈法华〉）疏》，载（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四《摄山栖霞寺》，第196、197页。

[4]（清）缪荃孙等纂修《江苏通志稿》之《艺文志·金石八》，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江苏历代方志全书》第40册，凤凰出版社，2016，第279页。

[5]宿白：《南朝龛像遗迹初探》，《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6]如前引宿白先生在《南朝龛像遗迹初探》一文将清代严观《江宁金石记》存录的江总碑读为：“大同二年，龛顶放光，色身相晃，若炎山林间，树下赩若火殿。”其实，《江宁金石记》所录江总碑文本在紧挨“龛顶放光”后仍有一“光”字，宿白先生可能断定彼此衔接的两个“光”字中必有一为衍文，故径弃之而断句若此。但据江总碑原碑残石第12行“龛顶放光”后确有一“光”字不误，庶几碑文当断为“大同二年，龛顶放光，光色身相，晃若炎山，林间树下，赩若火殿”。

[7]（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八《齐琅琊摄山释法度传》，中华书局，1992，第330～332页。

[8]陈邦贤：《栖霞新志》第一章《沿革》，商务印书馆，1934，第2页。

[9]据魏连科《稿本〈玉光剑气集〉整理琐记》一文综引，《书品》2006年第5辑。

[10]（清）孔尚任：《湖海集》卷七《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介安堂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