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攻下南京后不久，朝廷便迅速下发了论功行赏的诏书。“特沛殊恩，用酬劳勚”，这是清朝表彰战功的固定套语，意思就是“特地施以特别恩典，酬答将士们的劳苦功高”。
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赐名毅勇，世袭罔替，晋太子太保。“世袭罔替”是清朝给宗室、功臣最高级别的爵位继承待遇。理论上，爵位可代代相传、永不中断，每一代继承人都能原封不动地继承原本的等级，也就是民间口中的“铁帽子王”。
曾国荃则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赐名“威毅”。与哥哥不同，曾国荃的爵位是“袭次完时，给予恩袭世袭”。也就是说，曾国荃的爵位也可以继承，但只能传三代左右，此后就不再世袭，甚至还可能降级。
一时间，曾氏两兄弟“天下无两”，爵位与声望都达到了顶峰。
但实际上，这是朝廷在大局初定与权利制衡之间，落下的一步极为微妙的棋。
狡兔已死，走狗当烹，在太平天国覆灭的那一刻，便已悄然启动。
彼时，曾国藩手握重兵，由他直接指挥的湘军总兵力已达到十二万人，其中，曾国荃的嫡系“吉字营”就独占五万人。这支以湘乡、湘阴老乡们为核心的队伍，跟着曾国荃血战数年，硬生生困死了天京。可太平天国一灭亡，清廷对汉人武装的疑惧便瞬间放大，尤其忌惮曾国荃这支嫡系势力过于强大，尾大不掉。
为了制衡湘军，朝廷迅速出手，提拔了左宗棠、沈葆桢等与曾国藩素有分歧的官员，刻意分化湘军内部，并将矛头对准曾国荃，以此敲打整个湘军集团。看似论功行赏，实则步步为营。
可朝廷为什么就那么厌恶曾国荃呢？
原来，朝廷对曾国荃的厌恶从来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源于他的贪婪和滥杀。
破南京前，湘军缺饷缺粮，士兵每日仅能喝白粥度日，军心濒临崩溃。曾国荃心里清楚，这支队伍靠的不是朝廷的俸禄，而是“破城后大抢一场、衣锦还乡”的共同信念。可“务实”的曾国荃不仅贪，还贪得无厌，贪得明目张胆。
据野史《清稗类钞·忠荩类》记载：光绪十年(1884)，左宗棠问两江总督曾国荃：“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左宗棠听了，大笑说：“我固谓老九才气胜乃兄。”
“挥金如土、杀人如麻”这八个字，道尽了曾国荃的成事之道。
这虽然是则野史，但也可反映出部分真实。曾国荃也是秀才出身，但是他行事大胆果决，不像曾国藩那样迂回讲理。曾国荃打仗只讲究两点：一是军令如山，战场上，后退着立斩，绝无通融的余地；二是以战养战，攻下城池后，默许大抢三日，以“搜剿”为名，将战利品尽数分给士兵，将他们的目标从“尽忠”转化为“发财”，以此绑定生死与共的利益，打造出一支唯命是从的铁军部队。
这种模式，虽然造就了吉字营强悍的战斗力，但也埋下了极为残忍的祸根。
咸丰十一年（1861）的安庆之战，便是吉字营从“默许劫掠”到“制度化洗劫”的关键转折点，也是历史上首次留下曾国荃部抢劫的详细记载。
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当时曾国荃吉字营攻克安庆后的惨状：
“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各伪官眷属妇女自尽者数十人，余妇女万余俱为兵掠出。房屋贼俱未毁，金银衣物之富不可胜计，兵士有一人得赤金七百两者。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坏垣掘地，至剖棺以求财物。”
吉字营入城后，斩杀叛军万余人，凡成年男子甚至换牙期的孩童皆遇难；伪官家属中，几十名妇女自尽，其余妇女万余人则被全部掳走；房屋未毁，但金银衣物被搜刮一空。其中有一名士兵，甚至搜出黄金七百两；拿不走的财物就尽数破坏，拆墙掘地、剖棺挖宝，只为了寻找财物。
彼时，曾国荃部已断饷六个月，入城后对城中百姓既是屠城，又是劫掠。百姓遭遇的苦难，成了吉字营的发财之路，也成为了曾国荃无法洗刷的骂名。
太平天国经营天京十一年有余，这十一年，天京既是太平天国的都城，也是江南地区的核心重镇。更何况，被太平军攻占之前，南京便已是明清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可谓是底蕴深厚、财富云集。
对湘军而言，南京是他们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次捞金机会。为了这一刻，全军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哪怕喝着白粥坚守，也要拿下这座“财富之城”，期望能一次捞够一生的资本。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一攻下，城里会发生什么，可以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