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云锦的织造以“通经断纬”技术为核心，其织造机器构造复杂，织造工序繁多，织造过程十分考究工匠的技术。南京云锦的技艺口诀是南京云锦发展过程中所凝练的技术要点，具有宫廷和民间的双重属性。
图1 云锦大花楼织机 金文绘
长久以来，对于南京云锦技艺口诀的研究侧重于从口诀的内容分析其内涵，以色晕口诀的研究为主。2009年，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口诀及技艺的保护也愈发完善。本研究从南京云锦技艺口诀的形成轨迹出发，解析口诀中的造物思想、文化内涵与哲学观念，并结合视觉修辞学与文化记忆理论分析技艺口诀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视觉属性与理论属性。本研究认为，对南京云锦技艺口诀的研究不应该只停留于表面，其技艺口诀不仅是非物质属性的体现，更凝聚了工匠思维和设计思维。为此，本研究的尝试旨在对南京云锦的技艺口诀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以期为技艺口诀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新的参考。
一、南京云锦技艺口诀的形成与内容
（一）历史文化发展
南京云锦经历了元明清三个朝代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独有一方的风格，代表着我国织造技艺的高峰。元代，统治者在建康（今南京）设立了东、西染织局，发展妆花技艺；明代，设立南京内染织局、南京工部织染所和供应机房以及神帛堂；清代，设江宁织造，设计制度更加完善，几乎承办了清朝所需要的各类绸缎。由此可见，南京云锦的发展历史悠久，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已经形成较为严密的技术系统，久而久之，一些织造技艺口诀也应运而生。《清史稿·志七十八·舆服志二》中有关于皇帝、皇后及皇室贵族的服饰介绍，如皇上朝服“色用明黄，惟祀天用蓝，朝日用红，夕月用月白。披肩及袖皆石青，缘用片金，冬加海龙缘”，皇上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以及皇太后和皇后朝袍“皆明黄色，披领及袖皆石青，片金缘”，除此之外，其他皇室大臣、皇子公主的服饰都有相应的用色标准。从中可以发现，关于服饰的配色口诀早已形成，并有诸多配色技法，贯穿云锦织造的始末。
南京云锦的织造有严格的程序系统，其中主要的织造技术有拽花、牵经、挑花结本、倒花和妆花，需要经历设计、意匠、挑花、装机、织造这几个步骤，在织造过程中，更有数不清的技术要点。云锦织造以大花楼织机为主（图1），小花楼织机为辅，三者都需要两名工匠共同配合操作。操作大花楼织机时，需要上下两名工匠面对面而坐，操作小花楼织机则需要上方负责拽花的工匠侧坐，上下协同配合完成织造。南京云锦织机技术的进步也直接推动了早期云锦技艺口诀的形成。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有关于云锦织造技术的详细记载，随着时间的推进，云锦的织造技术也在不断完善。该文献口诀中所记载的“前世打爹骂娘，后世投进机房。冬天不得烤火，夏天不能乘凉”，说明南京云锦的织造步骤多，要点细，其生产织造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学习织造的工匠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掌握一项技能，这也印证了此类技艺口诀不仅是云锦织造技艺所凝练的精华，同时也为工匠的学习与传承提供了帮助，是云锦流传至今的重要资料。
（二）口诀生成逻辑
南京云锦的技艺口诀具有宫廷和民间的双重属性。据《南京云锦》等文献记载，“云锦”一词最早出现于苏州民间行会组织，后因其珍贵和精美等特点，人们便逐渐引用了这一名词。元明清三代都设有专门的官办机构来负责云锦的织造工作。明代由于织造任务极为繁重，“原有的岁造和后来的改造只能在局外由民间领织”，并且“利用民机为官局加工织造”。在清代，江宁官办和民间丝织业繁荣，江宁织局主要负责承办御用缎，平均每年织造三千多匹绸缎。与此同时，民间的丝织业发展更为迅猛，其丝织机器的数量更是高达五万台。根据云锦传承人杨建顺介绍，南京云锦研究所目前拥有的四五十台大花楼织机，都是从民间收集而来。在清代，一些富裕人家会在家中置办织机进行云锦织造，而完成的成品则会有专人前来收购。可以说，南京云锦口诀生成是宫廷规制与民间智慧相互融合、共同演进的结果。
南京云锦的宫廷属性塑造了其口诀的规范性。在明代，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并实行“局役制”，将工匠编入匠籍，严格管理其生产活动。清代则采用“买丝招匠”的方法，广集良匠，并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来规范工匠的生产行为。宫廷对云锦的审美需求进一步推动了其口诀向系统化方向发展。例如，“寸锦寸金”这一说法体现宫廷对于织物等级的严格划分；而“逐花异色”则与礼制制度中的颜色体系相对应，反映了宫廷对色彩的严格要求。云锦织造中织造的经纬密度、色彩配比等指标，使得口诀成为宫廷审美意志在技术层面的转译工具，确保了云锦在满足宫廷需求的同时，也传承了精湛的工艺和严格的标准。同时，皇帝对缎匹的质量也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云锦织造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按照规范进行。相关文件记载：“织造送来上用满地风云龙缎、蟒缎、妆缎、宫绸、宁绸、纱等九百四十匹；官用大立蟒缎等二千八百十五匹，共三千七百六十匹，其中跳丝及擦后落色之缎，明纱二十匹。令其补织赔偿送来。”从官办织造的处罚措施中，也能看出其制度的严格性，如三处织造送来的缎匹中有一二匹不能使用的情况，则“著落织补，不准开销”，如果有十匹以上不能使用，则“将该织造议处”。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宫廷对云锦织造质量的严格把控，确保了云锦作为皇家御用织物的高品质。
民间属性为云锦口诀注入了丰富的实践基因。游离于官营体系之外的民机户，在云锦口诀中发挥出独特的作用。南京民间的云锦业是云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艺人技艺高超，民间的云锦行业的繁荣甚至带动了南京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皇帝还曾下令限制机户开机不得超过百张。这一举措从侧面反映了民间云锦业的规模之大以及对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
光绪三十年（1904），江宁织局被撤裁后，清代统治阶级所需的缎匹全部从民间采办，云锦的生产工作也由此全面转向民间。至1954年，南京政府重新召集老艺人组建了“南京云锦工作小组”，随后又成立了“南京云锦研究所”。在对南京云锦传承人杨建顺的采访中了解到，他于1978年加入南京云锦研究所，师从老艺人王长金等人。云锦的操作过程复杂，学习周期长，杨建顺加入云锦研究所后学习了近十年时间，才基本掌握云锦的各项操作技艺。据他介绍，当时南京云锦采用师徒制的学习方法，师傅一对一进行教学，云锦的每个制作步骤都有相应的师傅负责指导。在当时，云锦织造技巧并没有文字和图片记载，教学完全依靠口口相传的模式进行。久而久之，师傅们将掌握的技巧，通过口诀的形式保存下来。例如，最简单的接头操作都有口诀：“掐、搭、弯、喂、撒”。云锦的口诀传承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知识转化的过程。民间工匠通过口诀的创造与传播，构建起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扎根于民间社会的生产实践，使得云锦技艺在规范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织机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既传承了古老的技艺，又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南京云锦技艺口诀的工艺内涵
（一）口诀中的设计智慧
南京云锦的图案色彩体系饱含积极的生态性特征，不仅纹样生动鲜活，色彩明艳饱满，图案还具有“繁花似锦”的特征，是中国织锦的样式典范。工匠们积累下来的图案创作经验变成口诀流传至今，是当代人研究云锦和进行图案创作的重要资料。现存的云锦技艺口诀中，有关于云锦配色的“色晕”口诀，以及设计植物纹样与绘画动物纹样的口诀（表1）。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徐仲杰先生在《南京云锦史》中概括的图案创作八句口诀：
量题定格，依材取势；行枝趋叶，生动得体；宾主呼应，层次分明；花清地白，锦空匀齐。
表1 南京云锦配色图案创作口诀
“量题定格，依材取势”指的是云锦纹样的布局法则，先确定创作立意，再依照不同的题材拟定风格。其中，“量题”不仅指的是确定创作的主题，更是与“工巧”的合一，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行枝趋叶，生动得体”则对应了具体图案的创作过程，讲究枝叶的描绘要自然生动，线条流畅不死板。“宾主呼应，层次分明”强调了主次之分，花朵与枝叶之间应当存在良好的互动关系，不过度留白，也不过分装饰，形成对比的效果。“花清地白，锦空匀齐”则说明画面整体需要达到对立统一的效果，在颜色处理，纹样布局上要注重平衡，使各个部分相得益彰。这八句口诀充分说明了图案创作“适应性”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与艺术性完善结合的处理方法”。张道一先生对云锦图案创作口诀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丰富了其内涵，他提出了两句口诀：“写实于形，简便得体”，即图案要趋近现实样貌，形态生动，但不可完全照搬，避免画面繁乱。“写实于形”强调图案设计要基于现实的形态，追求形象的真实感和生动性。“简便得体”则提醒创作者（设计者）在追求写实的同时，要注意避免画面的繁乱和复杂。这两句口诀与徐仲杰先生的八句口诀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云锦图案创作的重要指导原则。它们不仅体现了云锦图案设计的美学理念，也反映了工匠们在长期实践中对艺术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纹样设计中的象征意义，是云锦设计智慧的重要体现。牡丹象征富贵，莲花寓意清廉，松竹梅代表气节，这些纹样不仅具有装饰功能，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通过纹样的组合与搭配，云锦设计构建起一套完整的象征意义体系，使织物成为传递文化信息的载体。在诸多植物纹样的绘画口诀中，数牡丹的口诀为最多：
小瓣尖端宜三缺，大瓣尖端四五最。老干缠枝如波纹，花头空处托半叶。
牡丹纹样的创作要注意花朵主体的造型与周围缠枝的关系，花朵要圆润，枝干要流畅。前两句描绘了牡丹的外形，为了让牡丹的造型更加饱满，艺人需要在花瓣的中间留三至五处圆缺，对于大花瓣与小花瓣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在花瓣周围围绕的缠枝要顺应花朵的形象，形成连绵不断的样式，同时要注意粗细适宜（图2）。花朵与缠枝结合，构成四方连续的样式，象征着富贵万代。云锦中牡丹花与缠枝的处理方法同样可以运用在其他工艺的纹样设计中。其他的植物纹样绘画口诀，都要求艺人在创作时注意花朵和枝干之间的平衡关系，在缠枝莲的口诀中，要求将盛开的莲花喻为天上的一轮明月，把环绕莲花的莲梗比作月亮周围的光晕，再将莲藤比作穿行在月间云中的苍龙;处理大花时，“花大不宜独梗，果大皆用双枝”，如果只用一根枝干支撑，那么整体画面会不协调，使用双枝，造型会更加稳妥（图3）。
（二）口诀中的礼制观念
1.礼制文化对云锦纹样设计的影响深远而持久。云锦纹样中的龙纹、凤纹、麒麟纹等，都严格遵循着等级制度的规范。以龙纹为例，五爪金龙仅限于皇室使用，四爪、三爪龙纹则依次递减。这种严格的纹样等级制度，体现了封建社会等级秩序在织物设计中的具体呈现。龙袍是江宁织局的代表作品，在云锦研究所成立初期，其成功复制的“万历皇帝龙袍”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轰动。复制品上的龙形象十分生动，沈从文先生曾对定陵博物馆展出的“万历龙袍”赞叹：“这件明朝皇朝袍的选料、织纹、色彩、图案、织造技艺，都同历史真品相同，堪称再现传世珍稀原貌”（图4）。
云锦意匠稿的设计师在对龙的处理上，张道一先生将技巧总结为：
龙开口，须发齿目精神有。头大、颈细、身肥、尾随意。掌似虎，爪似鹰，腿伸一字方有劲。神龙见首不见尾，火焰宝珠衬威严。
在龙的刻画上，着重于威严的形象与精神的表达。龙袍上的龙需要张口，采用正面或侧面的形象，清代的龙袍基本采用的是“前、后正龙各一，腰帷行龙五，衽正龙一，襞积前、后团龙各九，裳正龙二、行龙四，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在形象的刻画上，要严格遵循规定，以显示力度（图5）。
图5 清乾隆 明黄色缎妆花彩云金龙绵龙袍 故宫博物院收藏
云纹也是龙袍中的重要纹样之一，近代云锦艺人对画云的口诀是：
行云绵延似流水，卧云平摆像如意。大云通身连气，小云巧而生灵。
《说文解字》对“云”的描述为“大泽之润气也”。云作为纹样出现时，承载着丰富的内涵，包括国家的祥瑞、吉祥的寓意、等级的象征以及对美好的向往等。在云锦中，大云与小云纹样分别在不同的织物上，各自具有不同的意义。
与龙纹息息相关的还有云锦中的凤纹，两者都有“三停九似”的口诀表达，它不仅是古人对龙凤的想象，更是对等级秩序、天人合一和吉祥如意的文化表达。这一法则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传承。
2.云锦色彩体系深受“五色观”影响，青、赤、黄、白、黑五色不仅是色彩选择的基础，更与五行学说相对应。在具体运用中，云锦匠人遵循“天玄地黄”的色彩观，将天地之色作为基本色调，在此基础上进行色彩搭配。这种色彩观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造物艺术的影响。在色彩的运用中，云锦要求每朵花的花瓣都有颜色荤素的变化，除此之外，构成的整幅画面要做到“上下左右不同色，横竖斜向无色路”。通过对色彩的提取可以发现，云锦使用的颜色以红、紫、白为主，这类色晕多用于花的设计中；用色多采用同色系或邻色系；高明度、中饱和度的色彩搭配低明度、低饱和度的色彩。根据《南京云锦》记载，清朝末年民间云锦常用的颜色有赤色和橙色系统、黄色和绿色系统、青色和紫色系统，每种系统都包含几十种颜色。云锦色彩的审美意识“由于民族、宗教、地域、历史以及阶层地位的差异，色彩逐步从具体的视觉元素中分离出来，产生了自身的文化和象征意义，色彩的情感力贯穿于历史的各个时代，这种最为直接与有效的艺术语言展现出更加丰富和强大的表现力”。色彩系统的符号化不仅可以延续民族情感，同时可以融合当代个体情感，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图案创作的色彩系统。
礼制等级在云锦色彩中的体现尤为明显。黄色作为帝王专用色，严禁民间使用；红色象征喜庆，多用于婚庆场合；蓝色代表庄重，常用于祭祀场合。这种色彩使用规范，既是礼制的要求，也是社会秩序的体现。
上文所提及的云锦“色晕口诀”可在《舆服志》找到印证，经过本研究发现，色晕口诀所配制的色彩关系不仅关乎明度的变化，还关乎彩度和冷暖的变化。例如，龙袍上常出现的织金五色祥云，虽然符合“荤素相间，逐花异色”“上下左右不同色，横竖斜向无色路”的配色技巧，但这种色彩运用方式并不符合生活实际。其原因在于，这种独特的色彩搭配口诀旨在丰富画面的视觉效果，符合人们对于神仙世界的美好想象。同时，五彩祥云与金龙的组合，更进一步凸显了封建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象征着皇权的神圣与不可侵犯。
（三）口诀中的工艺哲学
南京云锦技艺口诀蕴含了工匠对天人关系与美学规律的深刻认识，形成“道器相融”的工艺哲学体系。在物象上，云锦可以用于服饰、诰帛中，具有实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属性；在意象上，云锦凭借其丰富的色彩和样式成为织锦中的代表之作，云锦的形成融入了工匠的巧思和丰富的哲学意味。
“一枝三叶分三岔，老干折枝不露根”这类口诀，表面是云锦的技术要点，实则是哲学的表达。枝干有多少叶片，在云锦艺人的心里并无定数，但呈现出来的结果要和谐。云锦所描绘的折枝花为多，如何平衡花朵与叶片之间的关系是创作中的重点。这幅清代的织金五彩蝠莲纹妆花绒（图6），一个花朵配三支卷叶从四面八方向外伸展，叶片环绕在花朵周围，既不显单调又不显繁乱。又如张道一先生所说：“花的叶子三三两两，宜聚不宜散，更要忌讳单独一个叶子长在枝干上，画法如此，自然生态亦如此。”云锦师傅在制作过程中遵循传统的数理观念，以三为多数，三在传统观念中寓意稳定，也寓意图案和谐统一。
除此之外，一些传统的哲学观念也蕴含在云锦的图案创作中（表2）。如画梅的创作口诀“枝不得对法，花不可并生”取自于《华光梅谱》，画梅要讲求“多而不繁，少而不亏……花须相合，枝须相依”。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万物应保持天然本性而非人为矫饰，体现在梅花纹样的创作中表达梅花真实的自然形态。上文提及的“色晕”配色口诀采用“五行配色法”，青属木位东方主春，赤属火位南方主夏，黄属土居中央，白属金位西方主秋，黑属水位北方主冬，其配色要满足“逐花异色”的审美需求。此外，云锦的配色以三色晕为主，加入传统的配色哲学，是天和道的统一，也是天和人的统一。
表2 技艺口诀哲学内涵
三、南京云锦技艺口诀的理论内涵
（一）视觉属性
纹样，不仅是人类对自然万物和人文事物经过形象思维整合后的艺术再现，更是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田自秉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中指出，中国传统纹样本质上是一个“以象表意”的符号系统。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视觉符号作为一般符号，具有“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符号分两个层面：表达实体层面，即能指（Signifier）;内容实体层面，即所指（Signified）。南京云锦技艺口诀不仅是技艺凝结的精华，也是视觉经验向语言符号的系统性转译。口诀中对绘画的具体描绘对应了符号的能指层面，而其蕴含的传统文化思想和美学思想即对应了所指层面。以云锦拽花口诀为例：一抡、二揿、三抄、四会、五提、六捧、七拽、八掏、九撒，口诀将拽花技巧凝结成简短的九个短语，在工匠的眼中，它们共同构建了立体的场景。这类口诀的转化与“情境学习”理论形成对话，既保留了传统作坊的空间情境，又突破了物质载体对知识传播的时空限制。此外，口诀还通过修辞将抽象的质量标准转化为可感知的空间秩序，使复杂的工艺流程和质量要求变得更加直观易懂。这种语言形式暗合罗兰·巴特的图像修辞学理论——语言符号通过隐喻、转喻等手法，在接收者意识中重建视觉意象，形成“心理图像”的认知界面。更具深意的是，在云锦口诀中，这种修辞手法不仅帮助学习者在心中构建起清晰的操作图像，还进一步强化了操作指导的精确性。
人们常以“逐花异色”来形容云锦的图案样式与艺术风格，其根本原因是云锦的图案创作的取材广泛，配色庄重典丽，大量的传统吉祥纹样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纹样都被运用其中。在云锦的技艺口诀中，有大量的图案创作与绘画口诀，其蕴含着深刻的图像意义。德国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提出了图像意义分析的三个层次，即前图像志分析、图像志分析和图像学解释。在前图像志层面，图案口诀指向图案的具体形象，制定创作规则，例如口诀中对于不同花卉的绘画口诀，不仅记录了具体的花卉形象，还对细部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在图像志层面，关联传统纹样的文化象征意义，包括传统纹样的运用方式和寓意，例如口诀中展示的中国传统动物纹样龙、凤的整体绘画方式以体现礼制文化色彩，以及色晕配色法中所对应的“天地玄黄”与五行色彩观；在图像学解释层面，暗含某个时代的社会意识思想情感，以及传统的工艺哲学思想，如上文分析的图案创作口诀（总），暗含中国传统的工艺哲学思想等等。在云锦的创作中，图像和口诀是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图像只有被置于一定的释义规则中才能获得意义，而语境则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释义系统”。由此可以看出，附于图案之上的视觉属性从物质载体中抽离为口诀化的信息模式，其内在的逻辑仍然可以构成在创作时使用的规则，文本也成为实质性的载体。
（二）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
清代后期，南京是民间丝织业规模最庞大的地区。1853年，南京城内的织机共有35000台，乡村共有15000台。民国时期，南京城内有大大小小专门用于丝织的机户（图7），富裕的人家专门开设账房，有较为完善的生产体系，普通人家则在家中置办少数几台织机，生产散件。民间的南京云锦机户多为分散，技艺高超的工匠业分布在南京城内的各个地区。直至1957年，江苏省政府在陈之佛先生的“云锦研究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南京云锦研究所，召集了民间优秀的工匠，对于南京云锦进行系统性的保护。在云锦研究所成立后，老一辈的民间艺人收集各处散落的云锦资料，编撰成册，并招收学徒，为云锦的传承打下基础。1982年，政府建立了“中国织锦工艺陈列馆”，后改名为“南京云锦博物馆”。由此可见，南京云锦经历了从民间分散式到制度化、专业化的转变，形成了“凝聚性”的结构。其技艺口诀的保存，也印证了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转变。
南京云锦技艺口诀，不仅是“口传心授”传承制度的传承，更是集体所产生的共同意识。“凝聚性结构”可以将人与他身边的人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经验、期待和行为的空间，并为他们指明方向。在没有网络可以记录资料的时期，云锦的技艺口诀完全来源于前辈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积累总结的经验，“凝聚性结构”使这些被铭记于心的经验和回忆“以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使其保持现实意义，其方式便是将发生在从前某个事件段中的场景和历史拉进持续向前的‘当下’的框架之内，从未产生出希望和回忆”。当单一个体被凝聚成集体时，个体经验也从而变成了集体经验，一些缺失和遗漏的部分也会慢慢变得完整。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范西纳认为，口头性是研究传承的重要因素，当这两个因素结合的时候，记忆也会变得完整。在扬·阿斯曼的研究中，集体记忆被分为“交往记忆”（CommunicativeMemoria）和“文化记忆”（CulturalMemoria），其内容、形式和媒介各不相同，云锦技艺口诀对应了其中的交往记忆层面（表3）。交往记忆侧重共同回忆，可以理解为与同时代的人所拥有的共同回忆，如工匠对于技艺的理解和经验。民间的南京云锦分布范围广，相应的不同区域的工匠可能擅长不同的技术要点，再通过师徒传承给相近的人。当老艺人被聚集起来时，技艺要点也被聚集成为如今的口诀，保存并流传。但是，交往记忆并不会永久地保留，会随着承载者而产生并消失，这可能也是口诀缺失、不完整的原因之一。
结语
南京云锦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杰出代表，其口诀不仅是技艺传承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华文化智慧的凝练与表达。口诀不仅是技艺操作的指南，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哲学与价值观念，并体现了老一辈手艺人肯吃苦、肯钻研的工匠精神。云锦技艺的传承依赖于师徒制与口传心授，这种模式强调经验积累与实践创新。在现代社会，许多传统技艺面临传承困境，而云锦技艺的传承模式为这些技艺的延续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此外，南京云锦技艺口诀的文化价值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认同提供了新的思路。云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技艺本身，更体现在其承载的历史与文化认同感。通过研究云锦技艺口诀的文化内涵，可以发现，口诀中蕴含的哲学、美学等思想可以融入现代文化产品的创作和传播中，通过文化符号的转译与重构，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未来，随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挖掘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南京云锦技艺口诀的内涵将继续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本研究仅为初步探索，南京云锦技艺口诀与现代社会的结合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作者信息：潘姝璟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原文刊于《民艺》2024年第5期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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