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优化人口结构，我国不断调整生育政策。但由于生育意愿下降、婚育时间推迟等原因，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2022年我国人口减少85万，是近61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生育率的提升不能仅依靠积极的生育政策，还需要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在此背景下，研究托育服务的供给水平、需求程度及供需耦合协调对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健全生育支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托育服务通常是指家庭内部儿童照顾功能因各种原因无法正常发挥时用以补充家庭育儿功能的社会服务机制［1］，托育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减少母亲承担的生育养育成本，利于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2］。国外学者对托育服务的研究起步较早，不仅从健康饮食、睡眠等角度研究如何提升托育服务供给质量［3-4］，研究托育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5-6］，还将托育服务与妇女权益保障结合，研究托育服务对女性就业等方面的积极影响［7-9］。近年来，国内对托育服务的相关研究呈快速上升趋势，且研究不断深入，对托育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三个方面：一是托育服务供给模式研究［10-12］，通过比较国际托育服务发展经验和梳理我国托育服务发展历史，结合我国托育服务发展现状，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托育服务供给新模式；二是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托育服务需求偏好研究［13-14］；三是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托育服务的供需矛盾［15-16］。
总体来看，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托育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研究不断增多，但现有研究仅对托育服务需求进行简单的分析，未考虑人口、经济等因素空间分布差异对托育服务需求的影响。在评价托育服务供给时，仅衡量托育机构的数量，忽略了托位数、面积、抚育人员等托育服务质量对供给水平的影响，对托育服务供需进行多维度综合考量的研究较少，并且缺乏对供需协调的深入探讨。南京市作为新一线城市，具有较强代表性，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城市托育服务供给与需求发展现状。因此，本文以南京市为研究对象，以街道/镇为研究尺度，将南京市分为中心城区、主城区和郊区，构建托育服务供给与需求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供给、需求及供需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异特征，以期更好地把握南京市托育服务供需特点，为南京市科学统筹规划与合理布局托育资源提供理论依据。
1.1 研究区概况
南京市位于长江下游、江苏省西南部，是江苏省省会、长三角城市群中心城市之一，总面积6587.02 km²，2021年末常住人口942.34万人。南京市现辖11个市辖区，共设95个街道和6个镇。全市划分为中心城区、主城区和郊区（图1）。中心城区包括玄武区、秦淮区、建邺区和鼓楼区；主城区包括浦口区、栖霞区、雨花台区、江宁区和六合区；郊区包括溧水区和高淳区。本文以街道/镇（以下简称街道）为研究尺度，各街道平均常住人口92 225人，常住人口最多的是江宁区秣陵街道，数量高达430 670人；最少的是六合区长芦街道，仅有21 453人。
南京市积极探索建设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了在全国具有引领作用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模式［17］，入选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本文基于供需协调理论研究南京市托育服务空间分异特征，能够更好地反映南京市托育服务供需现状，对其他城市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托育服务资源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2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1.2.1指标选取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18-20］，从街道尺度对托育服务资源进行供给与需求匹配分析，将指标评价分为供给和需求2个子系统，按照科学性、可获得性、系统性原则，构建托育服务供需耦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
1）托育服务供给。从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2个方面探析托育服务供给情况。（1）数量方面，选择托育机构数量和托位数，反映托育服务的供给规模。（2）质量方面，注册资本可间接反映托育机构的持续发展能力；由于家长普遍关注托育服务的环境设备和师资队伍［21］，选取建筑面积和抚育人员数量作为评价指标。
2）托育服务需求。选择交通、人口和经济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1）研究表明托育服务便利性影响居民的托育服务需求［22］，交通越便利，居民选择托育服务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将公交站、地铁站等交通站密度和路网密度作为交通组织的表征指标；（2）人口规模影响托育服务的需求规模，由于街道层面缺少0～3岁婴幼儿数量、出生率等统计数据，故采用户数和常住人口来衡量人口规模，户数和常住人口越多，托育服务的潜在需求越大。（3）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托育服务需求的重要指标，由于缺少街道层面人均收入水平等统计数据，故采用灯光指数均值衡量街道的经济活力。
1.2.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托育机构名称、地址、抚育人员、建筑面积、注册资本等数据来源于“我的南京”APP，资料截止日期为2023年1月，共采集到396家。交通路网数据来源于OpenStreetMap。人口数据来源于第七次人口普查。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珞珈一号01星。
1.3 研究方法
1.3.1 熵值法
熵值法根据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权数，能够反映指标信息熵值的有效价值［23］。本文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运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个系统的特征比重：
2）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
3）计算第j个指标的权重：
1.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常用于测度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的关联关系，如人口结构与经济［24］、生态环境［25-26］、旅游业供给与需求［27］、公园绿地供给与需求［28］的耦合协调测度，是区域均衡发展的有效评价工具。依据耦合协调度，划分托育服务供需协调发展类型，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托育服务供给综合评价指数与托育服务需求综合评价指数，公式相同，具体形式如下：
2）计算发展度，发展度（T）是托育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二者的整体情况，其表达式为
式中：α和β分别表示供给和需求的权重，我们认为托育服务供给和需求同等重要，故取α=β=0.5。
3）计算耦合度，耦合度（C）用于衡量托育服务供给与需求系统间相互作用强弱程度，C∈［0,1］，耦合度数值越大，表示托育服务供需耦合关系越明显，其表达式为
式中：u1、u2分别为供给系统和需求系统的综合评价函数。
4）确定耦合协调度，虽然耦合度可反映托育服务供给与需求系统间相互作用强弱，但存在两系统实际水平低而耦合度虚高的情况，因此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D）评判供给与需求在不同水平下的耦合协同程度，其表达式为
耦合协调度值越大，表明托育服务供给系统与需求系统匹配度越高。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南京市101个街道/镇（以下简称街道）的托育服务供给水平、需求程度综合评价得分，按自然断点法划分为低水平、较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高水平5个等级并进行可视化，分析南京市托育服务供给水平和需求程度的空间分异特征。
2.1托育服务供给分析
南京市托育服务供给水平整体较低，分布不均衡。从空间分布上看（图2），托育服务供给水平由中心城区向外围的主城区递增，再由主城区内部向外围递减。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街道集中在主城区，在郊区零散分布。主城区托育机构数量较多，且托位数、抚育人员较多，建筑面积大，托育服务供给能力较强；位于郊区的溧水区永阳街道和高淳区淳溪街道均为区委、区政府所在地，托育机构数量较多，托位数供给充足，抚育人员较多，托育服务供给水平高。中等水平区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低水平区和较低水平区广泛分布在郊区、主城区外围和中心城区内部。郊区和主城区外围托育机构数量少，该区域有22个街道托育机构数量为零；中心城区内部用地紧张，限于租金、场地等因素，托育机构数量较少，且托位数较少，建筑面积较小。
从区级层面上看，托育服务供给水平位于前三的是鼓楼区、江宁区和栖霞区。鼓楼区托育机构数量位于首位，共有58家，虽托位数较少，但其抚育人员较多，建筑面积较大，在托育服务质量和数量维度得分均较高；江宁区共有52家托育机构，数量位于第二位，且托位数较多，在供给数量维度得分位于首位，虽抚育人员较多，但注册资本相对较少，在供给质量维度得分弱于鼓楼区；栖霞区同样有52家托育机构，但托位数较少，在供给数量维度得分弱于江宁区，抚育人员、建筑面积和注册资本均位于前列，供给质量维度得分位于首位。托育服务供给水平位于后三的是溧水区、高淳区和六合区。供给水平最低是溧水区，该区托育机构数量最少，仅有16家，且建筑面积小，抚育人员少，在供给数量和质量维度得分均低；高淳区托育机构数量略高于溧水区，共有22家，抚育人员和建筑面积也略高于溧水区，且注册资本最少，供给质量维度得分低；六合区托育机构数量少，且托位数较少，但供给质量高于溧水区和高淳区。
从街道层面上看，各街道托育服务供给水平整体偏低，平均值为0.1482，高于全市平均值的街道有39个，占比为38.6%，其中江宁区秣陵街道（0.7517）得分最高，建邺区兴隆街道（0.5561）和高淳区淳溪街道（0.5429）次之，但与秣陵街道差距较显著；低于全市平均值的街道有62个，占比为61.4%，其中有25个街道托育机构数量为零。各街道的托育服务供给水平差异较大。5个等级的平均值由低到高依次为0.0137、0.0913、0.1900、0.3330、0.5278，托育服务供给高水平均值是低水平均值的38.2倍。托育服务供给低水平街道43个，占比为42.6%；较低水平街道18个，占比为17.8%；中等水平街道15个，占比为14.9%；较高水平街道17个，占比为16.8%；高水平街道8个，占比为7.9%。
2.2 托育服务需求分析
中心城区的托育服务需求普遍较高，主城区的需求差异较大，郊区的需求普遍较低。从空间分布上看（图3），托育服务需求高水平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内部和主城区邻近中心城区的区域。位于中心城区的建邺区沙洲街道、南苑街道和莫愁湖街道常住人口相对较多，且在交通组织和经济活力维度评分较高；位于中心城区的秦淮区五老村街道、玄武区新街口街道、鼓楼区湖南路街道在交通组织和经济活力维度评分高；而位于主城区的江宁区秣陵街道、淳化街道、东山街道和浦口区泰山街道户数和常住人口多，在人口规模维度评分高。需求较高水平区主要位于中心城区内部和主城区邻近中心城区的街道，位于中心城区的较高水平街道均在人口规模、交通组织和经济活力维度获得较高得分；位于主城区的六合区大厂街道、浦口区沿江街道和江浦街道、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和仙林街道户数和常住人口多，在人口规模维度评分高，但路网密度和交通设施密度相对较低，且在经济活力维度评分较低；位于郊区的溧水区永阳街道同样为人口规模较大的街道，因而需求水平也较高。需求中水平区分布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和主城区内部，玄武区玄武门街道、秦淮区月牙湖街道地处中心城区，在交通组织和经济活力维度评分高，但其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位于主城区的六合区雄州街道、江宁区麒麟街道和位于郊区的高淳区淳溪街道人口规模较大，但其在交通组织和经济活力维度评分较低。需求较低水平区集中在主城区外围，该区域交通站密度低，在交通组织、经济活力维度评分普遍较低。需求低水平区集中在郊区和主城区西北部，该区域户数和常住人口少，路网和交通站密度低，经济活力评分低。
南京市托育服务需求水平和城市发展规划密不可分。随着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的持续疏解，中心城区的居住功能逐渐减弱。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到2020年鼓楼区、秦淮区、玄武区常住人口分别减少330 804人、267 113人、114 132人。与此同时，位于主城区内部的江北新区、紫东地区、南部片区等新区的建设力度加大，南京市逐步形成“中部都市、南北田园、拥江发展”的城市空间布局战略。
从区级层面上看，托育服务需求位于前三的是秦淮区、鼓楼区和江宁区。秦淮区和鼓楼区在人口规模维度得分中等，但在经济活力和交通组织维度得分高；江宁区在经济活力和交通组织维度得分较低，但常住人口数和户数位于首位，在人口规模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区。托育服务需求程度位于后三的是高淳区、溧水区和六合区。高淳区的常住人口数和户数均位于末位，且在经济活力维度得分也最低；溧水区人口规模仅高于高淳区，在经济活力和交通组织维度得分同样较低；六合区的托育服务需求显著高于溧水区和高淳区，其常住人口数位于第四位，但在经济活力和交通组织维度得分较低，托育服务需求程度总体较低。 从街道层面上看，各街道托育服务需求平均值为0.2252，高于全市平均值的街道共有50个，占比为49.5%，其中，秦淮区五老村街道（0.5894）得分最高，其次为玄武区新街口街道（0.5335）和江宁区秣陵街道（0.5191）；低于全市平均值的街道共有51个，溧水区晶桥镇（0.0092）得分最低，其次为溧水区白马镇（00163）和溧水区东屏街道（0.0193）。从等级分布上看，各街道差异较大，5个等级的平均值由低到高依次为0.0434、0.1195、0.2282、0.3400、0.4743，高水平均值为低水平均值的10.9倍。低水平街道29个，占比为28.7%；较低水平街道13个，占比为12.9%；中等水平街道18个，占比为17.8%；较高水平街道27个，占比为26.7%；高水平街道14个，占比为13.9%。
3.1整体耦合协调分析
参考已有研究［29］，采用中段分值法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4种类型：0＜D＜0.3为低度协调；0.3＜D＜0.5为中度协调；0.5＜D＜0.8为高度协调；0.8＜D＜1为极度协调。从整体上看，南京市托育服务供给与需求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为0.33，处于中度协调。从类型分布（图4）上看，低度协调的街道39个，占比为38.6%；中度协调的街道39个，占比为38.6%；高度协调的街道22个，占比为21.8%；极度协调的街道仅有江宁区秣陵街道，占比仅为1.0%。3.2 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分析
从图4可以看出，中心城区、主城区和郊区的耦合协调类型存在显著差异，耦合协调度从中心城区内部向外围先递增后递减，中心城区以中度协调为主，主城区内部多为高度协调，主城区外围和郊区多为低度协调。
极度协调区仅有江宁区秣陵街道1个街道，一方面，秣陵街道的户数和常住人口为全市之最，人口规模大，托育服务需求位于高水平；另一方面，秣陵街道托育机构数量高达18家，其凭借全市第一的托育机构数量、托位数和抚育人员数，供给处于高水平，并高于需求水平。
高度协调区集中分布在主城区，在中心城区和郊区有零散分布。按照托育服务供需分级，高度协调区可分为3种类型：（1）基本同步型，这类街道高达15个，占高度协调区总数的68.2%，均位于主城区和中心城区，其中，雨花台区雨花街道、栖霞区仙林街道、六合区大厂街道、玄武区红山街道等8个街道供给水平和需求水平均为较高水平，浦口区泰山街道、建邺区沙洲街道、江宁区淳化街道3个街道供给水平和需求水平均为高水平。（2）供给滞后型，包括秦淮区秦虹街道、鼓楼区凤凰街道2个街道，占高度协调区总数的9.1%，均位于主城区，其在交通组织、经济活力维度评分较高，需求分别为较高水平和高水平，但托育机构数量和托位数较少，供给水平分别为中等水平和较高水平，略低于需求水平。（3）需求滞后型，包括高淳区淳溪街道、建邺区兴隆街道、浦口区江浦街道、溧水区永阳街道、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5个街道，占高度协调区总数的22.7%，多位于主城区和郊区，其中，高淳区淳溪街道托育机构数量较多，托位供给充足，抚育人员较多，供给处于高水平，但其需求仅为中等水平。
中度协调区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在主城区的栖霞区、六合区、江宁区和雨花台区有零散分布。按照托育服务供需分级，中度协调区可分为3种类型：（1）基本同步型，这类街道共14个，占中度协调街道总数的35.9%，其中六合区葛塘街道、江宁区江宁街道的供给和需求均为较低水平，鼓楼区幕府山街道、玄武区孝陵卫街道、六合区雄州街道等8个街道供给和需求均为中等水平。（2）供给滞后型，该类街道数量多达23个，占中度协调街道总数的59.0%，其中秦淮区五老村街道、玄武区新街口街道、建邺区莫愁湖街道、鼓楼区湖南路街道等需求较高，但由于托育机构数量、托位数和注册资本较少，供给处在较低水平。其中，五老村街道供需矛盾最为突出，其需求水平最高，但区域内仅1家机构提供托育服务，供给水平低。（3）需求滞后型，仅包含鼓楼区下关街道和栖霞区西岗街道，其凭借较大的建筑面积和较多的注册资本，供给处于较高水平，但需求为较低水平。
低度协调区集中在主城区和郊区，具体可分为2种类型：（1）供给滞后型，包括秦淮区夫子庙街道、秦淮区中华门街道、江宁区禄口街道3个街道，占低度协调区街道总数的7.7%。其中，位于中心城区的夫子庙街道和中华门街道在交通组织和经济活力维度评分较高，需求程度分别为高水平和较高水平，但区域内托育机构数量为零，供给水平低，供需矛盾突出。（2）低水平同步型，该类街道多达36个，占低度协调区街道总数的92.3%，其供给水平和需求水平的平均值分别为0.013 7和0.054 4，均处于低水平。其中，郊区的高淳区古柏街道、溧水区白马镇、高淳区砖墙镇在人口规模、交通组织和经济活力维度评分较低，需求水平低，区域内的托育服务供给水平略高于需求水平。其余33个街道供给水平均落后于需求水平，托育服务提升空间较大。
4.1 结论
本文基于供需耦合协调理论，从街道尺度分析南京市托育服务供给水平、需求程度及供需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异特征，得到如下结论：（1）南京市托育服务供给水平分布不均衡，由中心城区内部向外围的主城区递增，再由主城区内部向外围递减。南京市托育服务需求水平空间差异同样显著，中心城区在经济活力和交通组织维度得分高，主城区内部在人口规模维度得分突出，托育服务需求水平较高，主城区外围和郊区大部分区域托育服务需求为较低或低水平。（2）南京市托育服务供给与需求耦合整体处于中低耦合协调水平，高达77.2%的街道属于低度或中度协调水平。中心城区、主城区和郊区的耦合协调类型存在显著差异，耦合协调度从中心城区向外先递增后递减。
4.2 讨论
推动实现托育服务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是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未来应根据区域内供需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托育服务发展对策，重视街道之间托育服务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积极采取措施有效缓解各街道托育服务供需矛盾。极度协调的街道应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建设专业化、标准化的托育服务体系，为其他街道提供经验借鉴，在完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的同时，还应注意中高消费群体对高品质托育服务的需求，力求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托育服务供需动态平衡，同时利用托育机构数量多、质量高等优势，发挥对相邻街道的辐射带动作用，避免托育服务资源的浪费。对于高度协调的街道，应持续注重供给滞后型街道托育服务的规模和质量建设，充分发挥既有资金、市场和管理等优势，有效扩大托育服务供给规模，满足日益增长的托育服务需求；与此同时，应充分提升需求滞后型街道的居民托育服务意愿，一方面着力建设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为居民提供优质实惠的托育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宣传、政策支持等形式，将居民的潜在托育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对于中度、低度协调的街道，建议在一些典型的供给滞后型街道加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力度，积极探索托育服务供给新模式，通过托幼一体化、社区托育、家庭式托育等新形势，缩小托育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异。
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南京市托育服务需求和供给现状，为托育机构优化布局提供参考。然而托育服务供需体系涉及多方面，限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常住人口和户数作为托育需求的指标，未来可通过问卷调查等形式获取街道层面的育龄妇女数量、0~3岁婴幼儿数量、人均收入水平等相关数据，以更准确地预测托育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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