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登上中国画坛的黄秋园
——我发现黄秋园的历程
文/左庄伟
画本寂寞之道，真正的大画家总是孤独的，不追名逐利，安于在无名中潜心作画，真正有了实名人们总会来拜访的，名副其实的画家方可名垂青史。这是真理，这种道理也很符合当代国画大师黄秋园。
如今世人论画和画家的高低大致有三个标准：一是依画家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你是什么主席、书记或什么“长”，你的画就是好的，画价亦是高的。话又说回来，当你这些官帽没有了，价也随之而降了，人也不受尊崇了。二是依名气。你是名人，不管你画得怎样都受追捧，据说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倪萍尚未入画门的画竟然卖到12万元一幅。因此不少画家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有的重金买媒体，有的厚脸皮自吹自擂，还有靠骂人出名，无奇不有。三是靠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这很难！因为你没有地位又没有名，在当今势利的社会里要想被人承认是不容易的。
想当年年轻的徐悲鸿到上海求发展穷困无着，幸得高剑父赏识，由高奇峰在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他画的马才出名的，进而赴日、法留学。当他日后发展成大家，主持中央大学美术教育时，也不忘恩师品格，并相继发现和提携培养了许多大画家。如他在江西发现了傅抱石，在南京发现了吕斯百、杨建侯，在广东发现了黄君璧，在福建发现了张书旂等等。徐悲鸿作为伟大的美术教育家对中国的美术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功载历史，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我们这些后生。
20世纪60年代当我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留系任教（美术系前身是中央大学艺术
系），便以徐悲鸿和徐悲鸿学派的艺术教育思想和艺术创作思想作为发展的指导思想，我立志把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最好作品介绍给人民大众，坚持现实主义艺术道路。
半个世纪以来我始终如一。就对美术人才的发现和推举而论，我尽了有限的力，做了所能及的事，值得留存历史的是发现和推举了黄秋园，为陈丹青撰写了第一篇评论文章，萧平出道时的第一篇评介文章是我写的，其他的画家、书家就不计其数了。
黄秋园是从南京走向全国的一位国画大师。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一个晚上，我刚从讲台上走下来（那天晚上我是向非美术专业的大学生讲授中国绘画鉴赏），一位女大学生等在教室外见我，她是江西省妇联派来南师教育学系进修的学生，我们之间有一段对话，至今还记得：她说：“左老师，我是南昌来教育系进修的，听您的课很受教育，您很懂中国画。”我说：“我是美术系的教师，就教这门艺术的。她说：“我有一位同学有很多画，他家里很困难，不知道能不能卖？”我说：“我没有见过画很难说高低，能不能卖，他家的画是哪里来的？谁画的？”她说：“是他父亲留下的，听说他父亲解放前有历史问题，叫黄秋园，您听说过吗？我说：“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不过如果离这里近，可以看看画再作出评价。你在江西南昌离这里太远。”她说：“不要紧，坐火车一个晚上就到南京，我叫他拿过来给您看看。”这次谈话我并没有在意，因为这类的询问是经常有的事。
大概十天半月之后突然有一位年轻人（黄秋园之子黄良楷）背着一大捆画来南师大南山我的居所找我，捆画那样子就像农村赶集市卖席子那样，很粗的一捆，两头扎起来。他着实很穷，路费说是借的。我留他在我家吃饭，安排住南山坡小招待所五角钱一晚的通铺。我看了他带来的大小不等的画，十分吃惊，这么多幅，画得这么精到。我脱口而出：“这么好的画我多年没有见到过！”看一幅赞一幅。各种纸质的画，小幅多为写书法的黄色仿纸，幅幅都是认真之作。我询问他父亲是做什么的，他不太愿多说他父亲过去的情况。给我的印象是解放前曾与在江西工作过的蒋经国有往来，这段历史使他一直受管制且不被重用。他和傅抱石有过交往，据说在20世纪60年代曾来南京想见傅抱石，因历史问题而被傅抱石回避不见，以后就再也不出来了，一门心思就是画画。他作画谁要就给谁，为人很好。
我看完画感叹之余对黄良楷说，画得确实好，当今画界少见。但是我说没有用，我没有权，我写一封信给你去找我们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亚明，如果他认可肯定了我再帮你做点事。记得当晚就写了一封短介绍信给黄良楷，大意是：我接待江西南昌带来的画，我很少见到这样好的画（主要从技艺方面说的），能否请您看后给予评价。大概在第二天的晚上，黄良楷赶到我家给我看了亚明看后即书的四个大字“当代大师”，我十分高兴地说，亚明肯定了就好办。我建议黄良楷在南京搞个画展，我心里想亚明既然肯定，不会出问题的，作品的内容虽是山水，但没有政治问题，社会已开放，不一定求政治内容。
我在艺术上具有包容性，我受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育，并讲授过相关课程，建树起我对艺术的观念：站在人类文明建设的高度，观照人类自古以来的艺术创造，所有的艺术品都是人类智慧、才能的结晶，都要给出恰当的评价，不能简单地用“革命”和“反动”来界定评价艺术品，要从历史的、社会时代背景去考量，尤其是对西方和中国传统艺术，更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因此，我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就积极从事介绍评价西方古代和现代艺术品、中国传统和当代画家作品。
我相继在《江苏画刊》和其他报纸杂志开专题，系统介绍古今中外艺术流派、艺术家、艺术作品。先后公开出版了《美术鉴赏》、 《欧洲美术》、 《中外经典美术鉴赏》、《西方绘画史话》、《西方雕塑史话》、《西方人体艺术》、《世界美术大典》，写了70多万字，选了西方名画千余幅，全面介绍西方各国名画、名雕。
我当时敢想、敢做、也敢为。受到社会各界和省委宣传部重视，南京大学聘我为全校开设美术鉴赏公共选修课，选修学生达数千人，讲了十年，尔后遍讲南京地区所有大专院校、大工厂、大企业单位。《新华日报》誉我为“利用美术作品向大学生和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报刊还誉我为“传播美的种子的人”。
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我做了大量的社会审美教育工作。同时，我作为美术理论工作者，自60年代就开始写江苏的美术评论，70年代与南京艺术学院周积寅合作写，而后又和马鸿增三人合作，美术界誉我们三人叫“三驾马车”。 80 年代又与南艺的丁涛一起从事江苏美术评论工作，美术界又誉我们为“四大金刚”。
2000 年以来，美术评昌盛，省国画院黄鸿仪也加入，这时我们五人都已步人老年，从艺也都近半个世纪，美术界又尊称我们为“五老”评论家。这些虽为后话，也表明我们在做这些事。
我想以个人的关系和影响为黄秋园做点事，为黄秋园做展览。他儿子也在南京积极找人联系，也有一些友人相助，如李树勤、吴俊发、徐天敏，但多为道义上的支持，并没有具体做什么。
也有一些友人相助，如李树勤、吴俊发、徐无敏，但多为道义上的支持，并没有具体做什么。黄良楷找到莫愁湖公园问可否展出，结果不但要价高，还要求展销二八分成，租金也贵。于是我着手操办。
首先找到清凉山公园龚贤纪念馆山水画家刘宇甲，他看了黄秋园的画，一口答应可以在龚贤故居展厅展出，且优惠照顾。落实了展地，我又找到在《江苏画刊》 的老同学毛逸伟（叶维），听我介绍了黄秋园的情况后（好像他也看了画），他也十分赞赏。我说我评价黄秋园的文章你敢发吗？，他说你写我就发。当时许祖良先生管文字，也同意我写他们就发，就这样《江苏画刊》在展出期间发表了黄秋园的画和文。但问题是做展览是需要钱的，黄良楷来南京连路费都是借的，怎么办？我又找同班同学、任省文化厅艺术处副处长、主管美术的朱葵，他帮忙解决了200元。就这样求爷拜奶地把展览做起来了。
展览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值得书写一下。展出期间正值中国美术展览，中国画展区设在省美术馆，因此全国各地的中国画家涌来南京观看，少有的全国美展。南北东西各方来的画家来南京一趟也不容易，于是传开了在清凉山有个南昌来的画家画展，当然值得一看，既游清凉山又看龚贤故居，顺便再看黄秋园的画展，何乐而不为？可是一看不得了，几乎来南京的各地画家都争着来看，也给出不少评价。除一致肯定，甚至不少人认为黄秋园的画展胜过全国美展（指画的技艺而言）。黄秋园的名字一下子传遍各地，山水画家的眼睛似乎也为之一亮，民间竟然有画得这么好的画家，而且是从未听说过的画家。黄秋园红火了。在展览会上，江苏国画院山水画名家金志远对我说：黄秋园的山水画就笔墨而论，当今无人可比。他还说：黄秋园正因为历史问题不受重用，他才能静下心来作画。从黄秋园的画中也可以看出他是在不得意之中转向寄情于画，走进画中山水平衡心态的。这是真话。
在展出期间不少人要买画，黄良楷来问我能不能卖，卖多少钱一幅（那时不论尺寸，只论幅，面商而定价）。我说看来今后会贵的，能不卖就不卖。黄良楷说：我来时借的钱，还是卖一些为好。我不便做主，正好一位法国友人想买一幅小的，只愿出130元。黄良楷问我，我说太少不卖。后来是否卖我亦不过问，大概他卖了一些做支出费用。
展览后南京为他搞了一个座谈，不少老画家出席。值得记一笔的是，大家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其中宋文治说了一席话，他愿意拿一幅大画换黄秋园一幅小画。这个评价立刻传遍画界，这仅是一个评价的说法。座谈会时李可染也说过同样的话。
黄秋园在南京的展出是成功的，黄良楷十分感激我，想送我一幅画做纪念。我说他的画日后会贵的，我不能收。黄良楷最终送我一套江西景德镇青花瓷瓶做谢，我已很高兴了，因为我做了一件事，一件对画界有意义的事。
从此黄良楷携黄秋园的画赴北京、西安、香港展出，尤其到北京展出更受到美术界的高度重视，京城理论家纷纷撰文高度评价。从此以后，黄秋园作为当代国画大师与傅抱石、李可染诸大师齐名于画坛。
黄秋园是江西南昌籍画家，他真正登上中国画坛，是从南京开始的，这是一次偶然的机遇。后来人们议论黄秋园时，有的说是从江西，有的说是从北京，至于是谁发现的，说法也不一。在南京我就听到几位画家友人说是他发现的，比较多的认为是北京几位大理论家推举出来的。关于这件事我后来去苏州近水山庄拜访亚明先生时曾提及过。亚老说：是谁发现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出来了。是的，这里记载的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黄秋园作为 20 世纪一位国画大师已载入历史，我这里只是作为史料趣闻把它写下来。
（原刊于《艺术学界》，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