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副所长设局诱骗未成年人吸毒案应同时追究滥用职权罪
马某系南京某派出所副所长，为完成上级部署的涉毒案件查处任务，找到社会人员徐某“提供涉毒线索”。在明知徐某并无线索的情况下，马某将含有依托咪酯（已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管制）的电子烟交由徐某等人，由徐某召集6名未成年人在宾馆内吸食，随后马某带队前往“查获”，制造虚假涉毒战果。2026年4月25日，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马某作出一审判决：以欺骗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一审判决后，对于该案仅以欺骗他人吸毒罪一罪判处五年刑期，法律界引发较大争议。一、案件事实拆解
第一，提供毒品实物并安排未成年人吸食。马某将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交由徐某等人，由徐某向6名未成年人隐瞒真相后交付吸食。该行为直接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属于独立的毒品犯罪行为。第二，利用职务便利制造虚假涉毒案件。马某身为派出所副所长，利用执法职权设计“查处”场景，制造虚假涉毒战果。该行为的核心特征是职权滥用，将公权力异化为完成考核指标的工具，侵害的是公权力的廉洁性与执法公正。第三，利用职权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程序性处置。马某在未成年人吸食完毕后带队“查获”，必然涉及对未成年人的强制传唤、留置乃至刑事立案等程序性处置。“设局”的目的正在于“查获”，“查获”是“设局”的实施结果，二者共同构成职权滥用的完整链条，进一步侵害了公民人身自由。上述三个层面围绕同一事件展开，但各自侵害不同的法益，具备独立评价的规范基础。刑事审判要求对被告人行为所侵害的全部法益作出评价，而非仅就其中单一层面定罪。一审判决的争议，即是由仅对欺骗他人吸毒的行为进行评价所引发。二、欺骗他人吸毒罪：认定准确但评价不足
（一）构成要件分析
《刑法》第353条第一款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三款规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本案中，马某隐瞒电子烟含有依托咪酯的事实，使6名未成年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吸食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客观上实施了欺骗行为，主观上作为派出所副所长，明知依托咪酯已被列入管制目录，仍积极策划并提供毒品实物。欺骗他人吸毒罪的认定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情节严重”的认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情节严重”包括下列情形：欺骗多人、国家工作人员实施、造成严重危害等。本案至少同时触发三项严重情节：法定情节 | 本案对应事实 | 规范依据 |
欺骗多人吸毒 | 一次性欺骗6名未成年人吸食 | 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一）项 |
国家工作人员犯罪 | 马某系派出所副所长 | 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四）项 |
欺骗未成年人 | 6名受害人均为未成年人 | 《刑法》第353条第三款 |
适用“情节严重”档次（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并叠加“欺骗未成年人”从重处罚情节，法院判处五年，在该法定刑幅度内居于中位偏上。就欺骗他人吸毒罪单一罪名而言，量刑适当。
（三）仅判处一罪，评价不全面
罪名准确不等于对犯罪行为评价全面。欺骗他人吸毒罪只能评价马某的毒品犯罪行为，无法涵盖其利用执法权制造虚假案件、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损害执法公信力的职务犯罪层面。对于马某涉及的其他犯罪行为，也应当依法进行判处。三、滥用职权罪：本案定罪的核心遗漏
（一）马某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
《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主体要件。马某系派出所副所长，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体适格。客观要件——滥用职权行为。马某利用副所长职权，策划并组织了制造虚假涉毒案件的全过程：利用职务渠道获取依托咪酯电子烟，利用执法身份实施“查获”，利用公安机关的强制力对未成年人进行程序性处置。上述行为属于典型的超越职权范围、违法行使职权。客观要件——重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2〕18号）第一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属于“重大损失”的法定情形。马某的行为造成6名未成年人身心不可逆的伤害，同时引发社会对执法公信力的严重质疑，足以认定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主观要件。马某明知行为的违法性，仍积极策划并实施，属于直接故意。因果关系。马某滥用职权的行为与6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可逆受损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二）两罪关系：应数罪并罚而非想象竞合
马某的行为在规范上可分解为两个独立的行为：其一，提供毒品并欺骗未成年人吸食，侵害公民身体健康权，符合欺骗他人吸毒罪的构成要件；其二，利用执法职权设计虚假案件并违法实施“查处”，侵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与公权力廉洁性，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两罪保护的法益截然不同，各自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当数罪并罚。退一步讲，即便按照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在欺骗他人吸毒罪（情节严重档最高七年）与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情节特别严重档最高十年）之间，也应适用法定刑更重的罪名。无论采取何种罪数处理方案，在对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且造成多名未成年人身心不可逆损害的情况下，仅定欺骗他人吸毒罪判处五年，均属量刑偏轻，未能反映马某行为的全部社会危害性。四、被害人权益保障问题
本案涉及6名未成年被害人，其权益保障同样存在需要关注的实务问题。第一，双重侵害未被全面评价。6名未成年人不仅遭受了毒品的不可逆的身体伤害，还遭受了被执法者“设计”的心理创伤——将本应受其保护的未成年人引入毒品。这种双重侵害，仅靠欺骗他人吸毒罪一个罪名无法全面评价。第二，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张医疗费、心理治疗费等赔偿，仅以欺骗他人吸毒罪为基准确认马某的责任，赔偿范围可能受到限制。若同时认定滥用职权罪，则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关系将成为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法律问题。第三，程序性遗留问题。马某“查获”的6名未成年人是否已被刑事立案、是否经历了强制措施、相关记录是否已依法撤销，判决书中均未涉及。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前途，亟待妥善处理。-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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