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相册 8 . 南京中大

烽火弦歌里的名校风华与岁月印记

      1946年5月19日，父亲抵达武汉后，短暂停留三日，于21日乘坐“新工太轮”奔赴南京，完成了复原之旅中又一段重要行程。而父亲的老相册里，还留存着不少关于南京、关于国立中央大学的照片，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定格在1948年4月——彼时，父亲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或许是故地重游，或许是心怀敬畏，他用镜头记录下这所民国名校的风貌，为这段跨越山河的青春记忆，又添了一抹厚重的底色。

照片题注：南京 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大礼堂 

一九四八、四、二三

      相册中，多张照片聚焦于国立中央大学的标志性建筑，题注清晰，镌刻着时光的痕迹。

照片题注：中央大学大礼堂  

一九四八、四、二三

两张题注为：中央大学大礼堂一九四八、四、二三的照片，一张外景，一张内景，足见父亲对这座建筑的喜爱与珍视。

照片题注：国大礼堂旧址，现为中大大礼堂

 一九四八、五、七、

另有一张照片题注写道：国大礼堂旧址，现为中大大礼堂一九四八、五、七，简单的文字，既标注了建筑的历史沿革，也藏着时代变迁的印记。

      维基百科对国立中央大学的历史有着详细记载：国立中央大学（简称：中大）于清末在南京创校，名称及沿革曾数度变更，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校名正式定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后，学校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2年，南京高校院系调整中，中大被拆分为多所高校，其在大陆的主体构成了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以及其他多所位于南京的高校，此后，学校亦在台湾以原名复校。2006年，中央大学旧址被录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以妥善保护，延续着名校的文脉。中大创校之初，师资力量极为鼎盛，理科、农科教员中有80%均有留洋经历，中国首个生物系更是在该校创系。史家曾言“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中大以科学名世”，也正因如此，两校一同被列入民国四大名校，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照片题注：中大图书馆   一九四八、四、二三

      除了大礼堂，父亲的镜头还捕捉到了中央大学的更多角落，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名校的底蕴。

照片题注：中大图书馆  一九四八、五、七

      作为承载知识与思想的殿堂，这里曾是无数青年学子求知问学的乐园，见证着他们的奋斗与成长。如今网络上流传的南京大学图书馆照片，与父亲镜头中的老图书馆遥相呼应，跨越七十余年，书香文脉依旧绵延不绝，

网络图片 南京大学图书馆

照片题注：中大材料实验室

 一九四八、四、二三

      还有一张照片题注为"中大材料实验室"，镜头聚焦于实验室的细节，透过排列整齐的设备，仿佛看到当年师生们潜心钻研、动手实践的场景，彰显着中大“以科学名世”的鲜明特质；

照片题注：中大游泳池 

一九四八、四、二三

      另一张中大游泳池的照片，则褪去了学术的庄重，多了几分生活气息，或许记录着学子们课后休闲的瞬间，藏着青春的鲜活与朝气。

照片题注：中大南高院（即教席坊）

为中大最古之校舍  一九四八、五、七

      一张标注着中大南高院（即教席坊）的照片，更是承载着中大的百年积淀。南高院作为学校最古老的校舍，见证了中大的创立与发展，历经岁月沧桑，依旧保留着古朴的风貌，成为名校历史的生动见证。而一所好的大学，离不开一位好的校长的引领，智效民在其公众号文章《罗家伦与中央大学》中，便详细记录了罗家伦校长主持中央大学校务的点点滴滴，让我们得以读懂这所名校背后的坚守与传承。

文中写道：当年的中央大学，是南方最好的国立大学。罗家伦从1932年开始主持校务，长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无论是院系整顿、课程设置、添置图书仪器以及未来的发展建设，乃至师生的日常琐事，他都亲力亲为、一一过问。他在精简行政机构、节约开支的同时，格外重视增添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罗家伦上任前，学校一年在图书仪器方面的开支仅3万6千多元；而他上任后，四年内图书仪器经费高达120万元，每年平均30万元，是过去开支的将近10倍。罗家伦曾说：“我在中央大学，充实的不仅是图书仪器，而且还有教学人才。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

      由于中央大学位于当时的首都南京，不少人想把亲朋好友安插到这所学校，却都被罗家伦坚决拒绝。因此，他在离任时能够坦然说道：“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据说，蒋介石曾问教育部长王世杰：“罗志希（罗家伦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这是什么原因？”王世杰回答道：“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够，他不管是什么人，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在罗家伦的主持下，当时的中央大学规模蔚为大观：除了文、理、法、教、工、农、医七个学院及其所属三十多个系科外，还有一个附属牙医专科学校、一个实验学校、一个畜牧兽医专修科、一个航空机械特别研究班、两个研究所，以及一所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22个实验农场，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高等学府之一。正当罗家伦雄心勃勃地致力于将中央大学打造成世界一流大学时，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打破了他的“玫瑰色的甜梦”。彼时，罗家伦正在庐山开会，几天后，他为学校招生出题事宜飞回南京，同时迅速开始布置迁校事宜——在这一点上，罗家伦有着未雨绸缪的远见。

      维基百科补充记载：1937年七八月间，各地招生试卷集中于南京中央大学校园评阅，彼时日本飞机频繁轰炸南京，阅卷工作受到极大骚扰，尤其是参加阅卷的教授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负责组织这次阅卷工作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及国立武汉大学的曾昭安等人，紧急安排阅卷完毕的教授们尽快离开南京。8月19日19时前后，日机飞临南京上空，轰炸目标直指中央大学图书馆、大礼堂和科学楼：图书馆周围房屋的窗户玻璃全被震碎，礼堂的后墙被炸毁，科学楼虽未被直接击中，却炸毁了旁边的化学实验室，猛烈的轰炸还导致中央大学女生宿舍倒塌。这场轰炸，也正式拉开了中央大学迁校的序幕。国难当头，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最终迁至云南昆明；国立中央大学迁至重庆，国立浙江大学迁至贵州遵义，国立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五所顶尖学府，在战火中坚守办学火种，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

      智效民在文章中进一步回忆：其实早在一年前冀东事变时，罗家伦就已让总务处准备了一批里面钉了铅皮的大木箱，为可能到来的危机做好了准备。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他率先拿出550只木箱，用来装载学校重要的图书仪器。可以设想，若没有事先的准备，事到临头必然手忙脚乱，这些珍贵的教育资源恐怕难以保全。由于是突发事变，中央大学起初根本不知道该向何处搬迁，罗家伦便派几位教授分别前往两湖、四川寻觅校址。在这危急关头，教授们不顾个人家庭，毅然承担起这份风险——据说心理学教授王书林在湖南醴陵时，竟被当地县长当作汉奸抓捕，最后还是由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出面才得以释放。

      不久后，敌人对南京的空袭愈发频繁，中央大学遭到严重破坏。即便如此，罗家伦依旧指挥若定：他刚安排男女生从危险的宿舍搬出，那些宿舍就遭到了轰炸。他说，这样做并非什么灵感或直觉，而是源于一颗负责任的心。随后，他率领全体教职员工，在战火中井然有序地开展迁校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到10月下旬，中央大学不仅全部迁往重庆，还在嘉陵江畔的沙坪坝建成了可容纳上千人的校舍；11月初，中央大学在重庆正式复课，“这个速度，不能不算是一个纪录！”

      后来，罗家伦回忆起这段迁校经历时说道：“我们这次搬家，或者可以算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于不知不觉中，竟做了国府为主持长期抗战而奠定陪都的前驱。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致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死尸二十四具（医学院解剖之用）。”

      他还特意提及一段令人动容的细节：“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备。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很好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我们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成了基督教旧约中的诺亚方舟（原译为：罗哀宝筏），随着别的东西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可是还有余下来在南京的呢？我以为管不得了。所以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说，万一敌人逼迫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的，他于九日见军事情形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他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

照片题注：中大生物馆  一九四八、四、二三

      父亲的镜头中，还有两张关于中大生物馆的照片。

 网络图片 南京大学生物馆

      作为中国首个生物系的诞生地，中大生物馆承载着中国近代生物学发展的初心，镜头中的建筑庄重典雅，或许正是在这里，无数科研工作者潜心探索生命的奥秘，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网络上流传的南京大学生物馆照片，与父亲镜头中的老馆相映，见证着学科的传承与发展。

照片题注：中大生物馆  一九四八、五、七

      维基百科记载，1937年，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五所中国顶尖学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招生考试，简称五大名校联考——这便是民国五大名校名称的来历。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大名校虽历经迁徙之苦，却始终坚守办学初心，坚持教书育人、科研救国，成为20世纪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光；而它们在大西南的岁月，也成为各自历史上最辉煌、最可歌可泣的时光。

      这些老照片分享后，同样收到了网友们的留言，字里行间满是敬意与共鸣。网友“采菊东篱下”留言：“向领导中央大学在抗战中西迁的罗家伦校长致敬！向领导中央大学生物系优良品种牲畜长征的王酉亭先生致敬！是他们心血保护的中大，保护了优秀的教育资源。”简单的话语，道出了对先辈坚守的敬意，也读懂了这段校史背后的不易与伟大。

      网友“心路”则分享了一段个人回忆：“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应该和现在的清华北大一样，也是雀鸣声起，我有个舅舅曾在那里读过书，他的英文很好，毕业后直接去了南京民国中央银行工作。解放初期他随银行到了上海，后被表姐动员参加了解放军。命运多舛对他而言未见得是好事。”一段朴素的家族记忆，与父亲镜头中的中大影像交织，让这所名校的历史变得更加鲜活、更有温度。

      父亲1948年拍摄的这些南京中大照片，不仅记录着一所名校的风华与底蕴，更串联起一段烽火弦歌的校史、一群先辈的坚守与担当。从武汉到南京，从复原之旅到毕业后的故地重游，父亲的镜头，不仅定格了个人的青春记忆，更无意间留存了民国高等教育的珍贵片段，让那段战火中坚守、困境中前行的岁月，得以跨越近百年，依旧被我们铭记、被我们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