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日杀人之最——侵华日军制造的仅次于南京大屠杀的“厂窖惨案”:为何没有被追责?

83年前的今天，1943年5月9日至11日，短短三天内，三万多名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被屠杀。这就是“厂窖惨案”，是二战期间法西斯军队创造的单日杀人数量之最，也是侵华日军制造的仅次于南京大屠杀的第二大血腥惨案

日军的“江南歼灭战”与厂窖垸的合围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日军接连失利，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

同年5月，日军第十一军发动了代号为“江南歼灭作战”、中方称鄂西会战的军事行动，其核心目的有三个：打通宜昌至武汉的长江航运线、抢夺洞庭湖区域的粮仓、歼灭中国第六战区的主力部队。

5月5日起，日军万余人从湖北进犯湖南华容、安乡、南县等地。驻守此地的国民党第73军等部一触即溃，主力万余人奉命向常德方向撤退突围。

5月8日，这支溃军连同随军逃难的2万余名难民，以及厂窖镇本地的1万多居民，共计约5万余人，被死死逼入了洞庭湖西北滨的一个南北长约十几公里、东西宽仅五公里的狭长半岛——厂窖垸。

与此同时，日军出动数千兵力、数十艘汽艇及飞机，从水、陆、空三路对这个半岛形成了严密的立体合围。

三日人间地狱与累累血债

从5月9日到11日，失去抵抗能力的厂窖垸变成了日军发泄兽性的屠宰场。日军在这里实行了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

这三天的血腥暴行可谓罄竹难书：

疯狂屠杀：日军不分男女老幼，用机枪扫射、刺刀捅杀、军舰汽艇撞轧等方式大肆屠戮。在甸安哑河，4000多名躲避在此的军民被日军合围后用火力覆盖屠杀，河水被鲜血染红，尸体阻塞河道。

极度残忍：为了“节约子弹”，日军将抓到的群众用绳索串捆，推进池塘活活淹死；或者逼迫老百姓下河打捞武器，随后用机枪对准水面扫射。甚至有不少日军以砍杀中国平民来练习刀法或寻求刺激。

奸淫掳掠：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妪，下至十来岁的幼女均未能幸免，三天内被强奸、残害的妇女多达2000余人。同时，2500多艘民船被烧毁，300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

最终，这场持续三天的浩劫直接导致了3万余名中国同胞惨死，其中包括5000多名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士兵和2万多名外地难民，另有数千人受伤。

惨案是如何被发现的？

“厂窖惨案”的发生地偏僻闭塞，加之日军封锁，当时外界对此一无所知。惨案的曝光，经历了从“民间泣血”到“媒体发声”的过程：

幸存者逃出报信：惨案发生后，极少数侥幸逃生或从尸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带着满身血泪向外奔走，将日军在厂窖垸“杀光、烧光、抢光”的暴行传了出来。

记者冒险实地调查：随着鄂西会战结束，部分有良知的中外记者顶着恶臭进入灾区。他们看到河里浮尸堵塞航道，沿岸白骨森森，听到了令人发指的暴行细节。

媒体揭露引发震动：1943年6月，重庆《阵中日报》、耒阳《国民日报》等媒体顶住压力，刊发了《滨湖浩劫记》等报道，用“河水为之变色”、“惨绝人寰”等词句，首次将“厂窖惨案”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战后为何没有被追责？

按法理，制造如此惨案的元凶理应被送上绞刑架，但是历史往往充满遗憾。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国民政府取证不力，错失良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接收和随后的准备内战，无暇顾及几年前这桩惨案的司法取证。

在著名的东京审判中，国民政府派出的检察官准备不足，当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出庭控诉日军暴行时，因拿不出具体的物证和详实的受害者名单，竟被法官斥为“空言无据”。

国家的贫弱和官方的漠视，让3万余名冤魂错过了在国际法庭讨回公道的最佳时机。

2. 东京审判针对发动战争的甲级战犯

东京审判主要针对的是发动战争的甲级战犯和高级将领。

虽然当时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被判处无期徒刑，第11军军长横山勇也被判绞刑，但是起诉书中并未具体列出“厂窖惨案”的犯罪事实。

至于那些直接挥舞屠刀的中下级军官，则成功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3. 直接元凶的结局

在厂窖直接指挥屠杀的几名日军支队长中：

高品彪：被列为战犯，但是在日本投降前夕已于关岛战败自杀。

户田义直、小柴俊男、针谷逸郎：这三人虽然活到了战后，但是或因级别不够，或因史料散佚，最终均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