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陈修良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长期隐蔽在敌人心脏地带，从事地下工作，为南京解放作出重要贡献。这位传奇女性曾是五卅运动时期的宁波女杰，是唤醒青年的报刊编辑，更是携红色火种归国的革命者。在时代浪潮中，她肩负青年使命，在探索救国之路中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开启了一往无前的革命生涯。

做一个仁人志士

1907年8月19日，陈修良（原名陈秀霞）和孪生姐姐陈维真出生于浙江鄞县（今宁波）城区胡童巷一座百年老宅中。这是一个经营田地、钱庄、房产等产业的封建大家庭，家族由陈修良的曾祖母把持。其父陈宝善是读书人，身体虚弱。陈修良的母亲陈馥则是宁波首富的千金，十几岁时便被父亲送到陈家做继室。

1909年，陈修良的父亲英年早逝，仅留下19岁的妻子陈馥和一双年幼的孪生女儿。值得庆幸的是，陈修良的母亲自幼在祖父教导下学习四书五经，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同情支持民主革命，决心将陈修良姐妹培养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年少的陈修良不仅不用学习刺绣、缝纫，不需缠足，还被母亲当作男孩子养育。幼年时期的陈修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读书之余习得一手好字，尤喜临摹王羲之的字。

陈馥对于“男女平等”的观念颇为认同，请来隔壁曾留学日本的医生邻居，当陈修良的启蒙老师。在此期间，陈修良习得一些医学和法律知识，后来又跟随老师学习英文和数学。陈修良与姐姐不约而同走上革命道路，与自由开放的家庭环境息息相关。母亲经常给陈修良讲述秋瑾烈士的故事，她曾回忆：“在母亲的指引下，我自幼想做一个志士仁人，第一个印入我脑海中的伟大人物就是秋瑾烈士，后来就是孙中山先生。”

1920年，陈修良的思想经历了一次洗礼。这一年，母亲陈馥与父亲原配之子产生激烈的矛盾，双方因为家庭财产分配最终对簿公堂。陈馥面对族人欺压构陷坚持抗争，在宁波第一大报纸《时事公报》头版头条上发布启事，痛斥继子争夺家产的行径。陈修良的外祖父也被请来说项，以断绝父女关系胁迫陈馥放弃家产。官司绵延数年，陈修良不得不随母亲离家自立门户。母亲孤身对抗沿袭千年封建制度的勇敢给陈修良以极大触动，这时候的她开始认识到女性自立自强的紧要性。

为躲避战乱，陈修良先后随母亲前往上海和江西东乡。上海的开放发达与东乡的闭塞穷困形成强烈反差，使得陈修良不愿再做闺阁小姐，越发想要冲破深锁的院落，以自强谋得生存之机。

“是可忍孰不可忍”

1921年，陈修良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为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她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陈逸仙”，姐姐则改名“陈逸僧”。聪慧的她学习刻苦，擅写桐城派文章，深受国文老师陈秀章的喜爱。她的数学、英文成绩都名列前茅，国文、书法居全校第一。

入学次年，陈修良就被指定为班长。女师风气虽封建闭塞，但陈修良还是从留日归来的老师那里第一次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她通过不断阅读新式书刊汲取养分。一次，她在宁波街头遇到一家共产党开办的书店“新学会社”，便经常托人买进步书刊，从《中国青年》《向导》到《共产主义ABC》，她被共产主义理论所吸引，思想愈发倾向革命。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举国上下无不哀痛，全国各界组织开展悼念活动。陈修良与同学们参加了宁波各界组织的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在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她第一次亲身感受到革命的浪潮。不久，五卅运动的消息传来，陈修良应宁波学生联合会号召，召集各班班长开会。会上，她被推选为女师参加宁波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后任联合会秘书。她全身心地投入运动中，每天参加学联的会议，负责会议记录和电文、公告起草工作，还要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其间，陈修良在张秋人的带领下，与同学们一起游行示威。当她听到张秋人用流利的英语喊出“打倒帝国主义”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宁波学生自发组织募捐活动，走上街头演讲，还向妇女、工人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18岁的陈修良在这场运动中迅速成长，“陈逸仙”这一名字屡屡见诸报端。

1925年7月，陈修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政论文章《救时刍议》，表达了对近代以来国势衰微的痛心。她写道：“今之谈国事者，莫不发指龇裂，曰：彼欧美虎狼之国，眈眈逐逐，侵略我民……国内军阀，又从而与之缔约，以缚束我民之自由，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希望国民“自悟悟人，而各尽其所责，不授人以可乘之隙”。

在斗争实践中，陈修良逐渐认清了前进的方向。与此同时，她的激烈举动引得校方震怒，学校要求她公开声明宁波女师退出学联，陈修良断然拒绝。随后在学生罢考运动中，宁波地方政府强令学校开除陈修良等学生代表，陈修良被迫退学。不久她收到宁波学生运动领袖裘怀古的一封信，信上打了很多问号。这也正是陈修良心中的疑惑：救国的路到底该往哪里走？最终，她与裘怀古一样，找到共产党，选择了一条革命之路。

“我要去革命了”

1926年初，陈修良改名陈逸，进入国民党左派创立的上海国民大学学习。经原宁波学联主席孙鸿湘、中共沪西团区委书记徐玮介绍，陈修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在徐玮的指导下，她前往沪西纱厂组织工人罢工，散发传单。此时，陈修良已下定决心，“我要去革命了，要去实现救国救民大志”。

1926年下半年，陈修良从上海出发到达大革命的中心广州。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政治氛围较为自由。陈修良带着徐玮的介绍信来到中山大学，在施存统的安排下，进入文学系读书。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思想活跃，经常谈论革命理论、个人理想，讨论家庭、婚恋问题，他们提倡男女平等、劳工神圣。学校有共青团员约200名，每周召开一次团员大会，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与会演讲，传递着党的主张。

在革命思想引领下，陈修良参与了两广团省委宣传委员会的工作，并在中山大学团支部任小组长。她擅长文字宣传，遂被派至两广团区委机关刊物《少年先锋》担任编辑，笔名陈道希。她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大多讨论青年的世界观、革命观等问题。在《少年先锋》发表的《奋斗的人生》一文，批判消极的人生观，号召青年人积极行动起来，面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以团结的力量达到共同之目的”。她呼吁青年们：“一切都蕴藏于奋斗和努力中！让我们尽自己之力，发掘我们生命之源泉吧！”中山大学的求学经历，奠定了陈修良革命信仰的坚实根基。她后来回忆：“在中大的半年，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对我以后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7年5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陈修良辗转来到汉口，担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部长向警予的秘书。在革命危难之际，陈修良毅然选择入党。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她被调至湖北省委宣传部任教育科长。不久，陈修良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秋，她与赴莫斯科同志一起从上海吴淞口乘苏联货轮北上，到达海参崴后转乘火车。这列拥挤的列车载着一群年轻的革命者，穿过人烟稀少、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陈修良入校后化名陈逸，学员编号781。在这里，陈修良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亲身体验了苏联的社会建设和大众生活。

在现存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登记表中，陈修良在“进校以来学习的总结”一栏中写道：“我明白了革命产生的来源，而且能够与中国问题相连贯。学了中国问题以后，帮助我更明白过去中国党的缺点、谬误的关键与工作的方针。西方史与政治经济学虽然是新学的功课，但给我很多的切实的知识……开了我很多的新见解。”陈修良还发现，有部分同志只想谋求个人地位，“我不相信他们会去作坚决的争斗工作，党应当作教育工作”。经过一系列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训练，陈修良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愈发深刻，不再拘泥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理念，而是站在国际层面看待中国局势，逐渐淬炼成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0年8月，陈修良回到祖国怀抱，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坚持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投入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