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结合”看家风建设标识性概念的形成

贾玉娇

从“两个结合”的理论视域看，家风建设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在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个体、家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不断追求个体“走出家庭”投身集体与“维护家庭”稳固社会基础之间的动态平衡，实现家风建设从传统社会伦理规范向现代国家治理基石转型，使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标识意义的基础性工程。其核心内涵体现为以“家”为本体、以“风化”为机理、以“个体成人、家庭成和、社会成俗、国家成治、天下成明”为旨归。该概念突破了西方个体与社会二元分立的分析范式，蕴含贯通微观伦理、中观风尚与宏观治理的整体性思维，为回应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家庭之问”，探索一种既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能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文化方案，标志中国特色家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取得重要进展。

中国特色城市治理的出场逻辑、

价值意蕴与实践指向

邵宏伟张树华

中国特色城市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发展的治理实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空间支撑。其出场逻辑根源于党领导城市工作从接管城市、发展城市到治理城市的历史转换，形成于新时代城市治理复杂问题的现实牵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基础之上，并在同西方城市治理模式的比较中彰显出中国方案的独特意义。其价值意蕴集中体现为：以人民至上确立城市治理的价值立场，以群众路线贯通城市治理的工作方法，以自我革命激发城市治理的内在动力。在实践中，推进中国特色城市治理，需要强化党建引领，推动组织力量和治理资源下沉；深化数字赋能，提升城市运行感知、协同和响应能力；激发社会活力，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中国特色城市治理体现了中国之治在城市领域的制度优势，也为城市治理理论和城市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中国经验。

新时代凝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共识的

时代意蕴与实施策略

王润涵王立新

“现实的意识”：

马克思对传统语言观的实践变革与当代回响

刘同舫

《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语言是一种现实的意识”的经典论断，标志着马克思实践语言观的确立。从古希腊哲学开启的将语言视为“逻各斯”的理性传统，到近代形而上学形成以内在主体性为基础的精神语言观，语言始终囿于人类理性建构的思想世界之中。马克思扬弃了“逻各斯”理性传统，将语言视为人的意识与物质形式的联动产物，以外在关系性为基础实现了对传统语言观的实践变革。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对语言外在关系性基础的理解经历了从自然性关系到社会性关系的转变。基于对语言源于交往需要的“现实”阐发，以及对异化语言“非现实”现象的反面批判，马克思揭示出语言的本质是基于社会交往关系的“现实的意识”。在当代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理解语言的外在关系性基础与现实本质，厘清马克思的实践语言观与当代语言哲学的本质差异，对推动马克思语言观的当代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力再探：

载体、机制与限度

刘敬东岳小清

为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稳定再生产的秘密，破解西欧国家的革命困境，阿尔都塞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基于国家的意识形态统一化与阶级统治的实现场域，意识形态的唤问—误认机制与统治秩序的微观再生产，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战场与革命形势的可能性开启，阿尔都塞建构起一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力理论。作为阶级斗争在上层建筑领域作用力效果的二阶理论，它从载体、机制与限度三个层面实现了对法、国家和意识形态各层级关系的精确化表述，拓展了阶级斗争的场域、功能和具体形式，系统论证了“再生产一般”的微观建构何以可能。然而，其对经济基础决定性作用的悬置、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还原与革命策略的抽象化，体现了阿尔都塞理论建构的激进化倾向与内在限度。

未来健康产业与健康资本生产过程重组：

机制、约束与治理

杨 静  马 超

未来健康产业并非一般健康产业扩张或医疗技术叠加，而是由前沿生命健康技术与数据要素支撑，并由智能装备和连续服务协同承接健康资本生产过程的新型产业形态。基于健康资本理论，构建“风险识别—数据配置—产业转化—家庭采纳—资本积累”分析链条，阐释其机制逻辑、现实约束与治理路径。研究认为，未来健康产业的理论价值在于推动健康资本生产由事后修复和单点干预，转向连续维护和跨期积累。现实推进中，识别偏差与配置失准仍然存在，转化断裂、采纳分化和信任侵蚀也会削弱技术转化效果。治理需通过制度接口重构与场景闭环建设，叠加家庭能力修复，将前沿技术转化为可持续、可普惠的健康资本维护能力。

文化产业的时代价值与实践创新

王 娟傅才武

文化产业兼具经济属性、文化再生产属性和文化传播属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被赋予了重要的时代价值。从新时代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力量这一战略视野出发，必须要对“文化产业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进行宏观考察和价值判断。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产业日益成长为一种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结构性力量，嵌入国家治理、精神生活、文脉赓续、科技创新以及文化贸易的基础结构当中。进入“十五五”时期，国家规划纲要从宏观上对发展文化产业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成为建构“人文经济”的新引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增长点，更能够发挥“铸魂”与“赋能”的综合价值、助力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面对“十五五”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制度、市场、技术、人才和文化“走出去”五个层面的问题和挑战，需要从理论上建构系统性的思路对策。以“价值-问题-路径”为逻辑主线，融合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学科视域，以期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兼具解释力与建构性的学理框架。

数字助推公共服务质量改进：

理论框架、现实隐忧与优化路径

詹国彬

数字技术的勃兴为数字助推公共服务质量改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同时也为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提供了新路径与新思路。本文基于认知科学理论视角阐释了数字助推与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内在关联机制，通过解析公众认知层次动态演进规律，创新性地构建“平台支撑—简化机制”“智能算法—默认机制”“数字架构—纠正机制”三位一体的渐进式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借助典型案例考察和分析“两省一市”（浙江省、广东省和上海市）数字助推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实践举措与经验，揭示数字助推公共服务质量改进所面临的技术原生性风险、助推“尺度”难以精准把控以及助推策略的隐蔽性和可操纵性等现实隐忧。在此基础上，从增强善用技术的能力、践行“技术道德”责任以及平衡技术理性与价值正当等方面探讨了数字助推公共服务质量改进的优化路径。

统筹常态治理与非常态应急的空间逻辑

——基于北京平谷“平急两用”实践的案例考察

吴 佳

现代社会秩序总体上可以刻画为常态与非常态，前者是未遭遇重大突发事件的常态治理场景，后者是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场景。这两种状态的有序转换意义重大，但常常面临风险预警、应急处突、秩序恢复等方面的系统性考验。理论研究和案例实证显示，常态与应急态的分割是应急管理面临的重要症结，而空间政治赋予了统筹常态治理与非常态应急新的思维方式，为高水平应急管理效能提供了新的政策视角。北京平谷的“平急两用”从规划先导、需求嵌入、灵敏转换、常态运行四个方面重塑了治理空间。通过四重机制相互嵌入、耦合共生的空间逻辑，常态治理和非常态应急实现了空间秩序的内在平衡。由此，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的持久路径在于以急筑常、以常应急和以制塑治，以空间治理创新驱动常态治理和非常态应急的深度融合。

修复优先原则的规范构造与适用逻辑

——以《生态环境法典》第1065条为中心

叶榅平

非法获取数据犯罪的法益厘清与要件限缩

黄旭巍

侵害数据安全的新型犯罪手段不断涌现，导致司法实践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上常面临定性难题，其根源在于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保护法益缺乏清晰界定。该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呈现一种双层次结构，即数据管理者的排他性支配权以及在特定数据系统运行中所体现和维系的社会公共管理秩序。基于此，应当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成立要件进行体系性限缩解释：一方面，将其犯罪对象限定为体现支配权并关联公共管理秩序的数据集合；另一方面，对“侵入”等非法获取行为的认定要结合系统核心功能，进行场景化实质判断，聚焦于审查手段行为是否实质上突破了维护双重法益的关键技术措施。

传播研究的未来主义时刻：

信息技术想象的知识边界与制度语境

方 惠黄雅兰

当下传播学界围绕新技术研究的争议，本质是“未来”如何进入学术视野的问题。20世纪80至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未来学思潮进入中国，借助“信息社会”叙事为传播学早期正当化与建制化提供关键认知资源，使其与国家现代化议程同频，并形成以预测、技术前瞻为特征的研究取向。随着学科规范化与意识形态反思，未来学被划出正统知识边界，但其“技术—未来”话语仍深度影响当下智能技术研究。传播研究中的“未来”并非单纯认识论选择，更是规划式治理与政策驱动产业持续设定议程的结果，是被制度生产的“时间框架”。未来传播研究应跳出对预测性的盲目追捧或简单否定，以“未来性”为时空与情感范畴，正视未来话语在知识生产与社会治理中的双重角色，在回应现实需求的同时守护学科自主性与开放性。

人机经验之争：

AI智能体“数字经验”的生成路径与边界治理

周怡靓

AI智能体（AI agent）的应用推动以大语言模型为主流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范式迭代，从“对话”转向“任务执行”，人机交互亦从单纯的符号层面，向兼具实践属性的经验层面深度拓展。与人类实践经验的生产逻辑不同，AI智能体的“数字经验”生产基于去身体化的数字交互，核心环节是“无意义”的数据分析与算法优化，凭借参数化的显性经验存储，实现不间断迭代与分布式共享。智能体通过挤压人类经验的实践场景、引发经验进化节奏失衡以及消解人类的经验主体性的方式，对人类固有的经验体系形成冲击。这一冲击本质上是技术的“效率逻辑”与人类经验的“价值逻辑”的对抗。人机经验协同的底线与目标是让智能体成为人类经验的外延工具，而非事事托管的全权代理。因此，需要在人类经验和数字经验之间建立“边界共识”，以具身试错成本和具身可及性为标准展开经验边界的有效治理。人类应警惕“代理”这一技术隐喻的陷阱，避免从“代而理之”滑向“取而代之”的深渊。

非遗审美经验的普遍性及其美感所在

季中扬

非遗的活态传承总是表现为传承者此时此地此身的作为。对此时此地此身作为的直接经验，总是带着情感的，是具体的、感性的活动，即使凝结为知识、技能、“作品”，也尚未从具体的、感性的活动中抽象出来，因而可以说非遗之身体实践是宽泛意义上的审美活动。就此而言，非遗审美经验具有普遍性。身体实践不仅是非遗的存在方式，也是其审美方式，或者说，非遗之美主要在于身体实践本身，而非其“作品”形态。在非遗实践中，身体既对外展示、展演，同时也向自身敞开—对自身行为的愉悦体验是非遗美感的真正源泉。非遗“作品”形态当然有其审美价值，但需要建构新的、而非现有的艺术理论来“发现”，且非遗“作品”及其所在空间并不直接成为审美对象，由它产生的气氛才是直接的审美对象。从气氛营造角度来看，非遗“作品”固然极其重要，但并不比其他要素更为重要，其色彩、形状以及整体特征不过是气氛效果的条件。非遗“作品”的审美价值并非通过单一感官的欣赏、品评而“识别”出来的，而是身体直接感知到的。

“意象世界”：

一种审美时空的阐释框架及其现代价值

简圣宇

“意象世界”作为中国传统意象理论现代阐释的核心概念，是审美主体依据特定情境将诸意象熔铸而成的独立审美时空。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个意象或意象群，难以把握审美活动的整体性与深层意蕴。意象世界以时空整体性为框架，则可弥补意象与意境之间的理论断层，成为贯通物象感知与精神超越的关键中介。文章系统探究“意象世界”从古典“象”“境”“气象”到朱光潜、宗白华、叶朗的现代理论脉络，明确其作为“审美时空体”的内涵定位，区分其与“意境”的层级差异。意象世界具有意义整合、虚实共生、以空摄时的特征，“绽放时刻”是其审美感染力的核心机制，并可按文体规模区分其大小层级，揭示其结构差异与表达规律。意象世界为文艺批评提供了一个兼具中国美学精神与现代理论品格的阐释框架，从而为中外美学的平等对话以及传统美学的当代转化开辟了可参照的理论路径。

数智时代高校服务未来产业

创新发展的现实张力与政策供给

张志华蒋丽婷季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