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于1935年的南京国民党党史会总部
1999年，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版出版了中国国民党党史会陈鹏仁、刘维开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¾¾党史史料编纂工作·中国现代史料丛编（二五）》一书，该书是党史会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大致记载了党史会为编辑《总理年谱长编初稿》等而派邓慕韩、王斧、钟公任等党史会成员赴翠亨调查并采访孙妙茜的经过，具体内容如下：
1931年1月20日，南京党史会总部第19次编纂会议召开，会议文件提到“广州办事处及邓编纂慕韩、王编纂斧，均征集关于总理之史料多件”（该书第126页）。
为了核实孙中山的祖籍等问题，党史会干事钟公任于1931年4月10日离开南京前往广州。党史会编纂兼秘书陈肇琪在钟公任离开南京后，于16日写信给钟公任（由驻粤办事处转送）。钟公任到广州后，收到了来函。他随后征询了邓慕韩意见，得知邓慕韩“已据孙族呈复各节，转呈本会。惟总理先世之七世至九世则不甚明白，且不易探索。”并于26日上午访问孙妙茜，下午返回澳门，准备向王斧“询问各节”，但未遇到王斧，遂于当晚在寓所复函陈肇琪。他于5月3日乘船离粤，13日抵上海。14日为向党史会复命，将其4月25、26两日访问卢慕贞、孙妙茜、陆华禧的记录，以问答形式加以汇总，誊写出《采访总理幼年事迹初次报告》，他同时还给陈肇琪写了一封长信，叙述其此次赴粤调查经过。然后连信带报告书一同寄给陈肇琪。（据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藏钟公任手稿原件，档案号030/88）钟公任
在上海稍事休息，观察“宁粤对立”局势后，回到南京。因党史会准备于5月26日召开第22次编纂会议，通知他以“临时指定列席”名义参加，他为此又将其原始记录进行整理，定名为《总理故乡史料调查记》。在第22次编纂会议上，“钟公任同志报告奉派赴粤调查总理史实经过情形”（该书第136页），并将其整理的《调查记》留存党史会。
同年5月，为迎接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党史会总部撰写了工作报告¾¾《五中全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工作报告（十九年十二月至二十年六月）》，内中提到：“总理年谱，以总理本身事迹及革命事实为主要，而总理三十岁前之资料，缺乏殊甚，于是有调查人员之派遣，计前后派出三人：一、邓编纂往广州尚未回会，二、王编纂斧往澳门尚未回会。三、钟干事公任往广州澳门及中山已于本月回会。”（该书第323-324页）“至特殊材料之罗致，如总理史料之采访，本会编纂及工作同志先后赴粤者已有三人，均有极珍贵史实之采获。”（该书第335页）
1931年8月，为迎接国民党“四大”召开，党史会总部撰写了题为《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之党史史料编纂工作（民国十九年五月¾¾二十年八月）》的报告，内中提到党史会先后收到《总理故乡调查纪要》、《〈总理家谱〉照录》、《采访总理幼年事迹初次报告》、总理已湮之祠堂故址照片、总理故乡翠亨村照片、总理先人丛葬之犁头尖照片等（该书第46、126、170页）。
1933年12月，为迎接国民党“六中”全会召开，党史会总部撰写了《六中全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十二年一月至十二月）》，其中提到：“复以总理幼年事迹难详，特开具应加征访各项，派员前往翠亨乡及澳门等处，面晤总理族戚乡邻，依然问答征访，以资纪载，于是或作旁证，或作实证，由对照而有异同，由细勘而定删补。”“（二）总理家族照片 （三）翠亨乡故居风景 （四）东莞上沙乡原籍风景……”“5.总理故乡史料之征集：本会以编撰总理年谱初稿，对于总理幼年时代之参考材料，甚为缺乏，故特指定粤籍之编纂一人，专赴总理故乡征集之，所得总理幼年时轶事，及各项摄影不少。6.总理世系之调查：因编总理年谱，必详总理世系，故派干事一人，专往调查。”（该书第583、598、606页）
1935年9月，为迎接国民党“五大”召开，党史会总部撰写了工作报告¾¾《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之党史史料编纂工作（二十年九月至二十四年九月）》，其中提到：“复以总理幼年事迹，传闻异辞，考证困难，爰特开具应行征访各项，派员前往翠亨乡及澳门等处，面晤总理族戚乡邻，征访查询，俾兹纪载，于是或作旁证，或作实证，由对照而有异同，由细勘而定删补，其初稿乃大体完成。”“而总理故乡史料之采访，尤一再特派专员调查，以期史实征信无误。”“总理故乡史料之搜集总理故乡史料，关系总理史实最为重要，如先世之情况、世系之变迁、幼年之事迹、遗留之纪念、家庭之状况，无一不与总理之身史实有关。故本会曾数次派编纂专员前往作切实之调查，如摄取总理故乡影片、家庭影片、亲故影片、祖墓影片，及搜集族谱世系等材料，以为修史之根据，先后均有极大之收获，目前此项工作，仍在设法搜集中。”“《总理故乡史料征集记》，此为王编纂斧所撰述总理事，有得诸总理亲族之口述者，有证之目见之遗迹者，允可为总理史实之最要参考本。”“三、考证总理故乡及历代世系关于是项问题，原为编辑总理史实之先著问题，前以史实重要，与夫参考材料之难于搜罗，曾嘱本会广州办事处就近调查，并派编纂王斧、干事钟公任先后赴粤询考，又经孙族召集各乡代表，自行查阅各乡族谱，确定其支分派行，呈报本会广州办事处转呈本会以资依据，本会以其族谱，既详载世系，而其定案，又为各乡议决，当可深信无疑，爰即总核排比，直书于总理年谱，认为无须游移者。”（该书第583、584、598、606、542～5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