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文章讲述1937年冬,南京被日军占领时,一位开理发店手艺精湛的中年人,因在陷城前不听劝告坚持不肯逃走,阴差阳错成为日军兵营专用理发师的经历。理发店店主以小人物的独特视角,见证了日军在南京的生活和犯下的罪行。

那名日本军官带着士兵走后,惊魂未定的我赶紧关好店门。外面日本兵的罪行仍在继续,我拿着日本军官写给我的那张全是日文的纸条,无论怎么看也看不懂,虽不知日本人留给我这张纸条有何用意,但也不敢轻易扔掉。
附近的店铺持续传来“砰啪”砸东西的响声,我听到了一个女人几乎要叫破喉咙的呼救,夹杂着“刺啦、刺啦”的衣服撕裂声。
那是与理发店相隔一间卖雪花膏的铺子,住着一对夫妻,都是三十来岁的年纪,没有孩子。男的叫瑞祥,女的叫秀玉,他们开店主要卖些女人用的胭脂、雪花膏等廉价化妆品,翠玉楼的妓女们是他们店里的常客。
这附近的铺子有不少像我一样在南京沦陷前没有逃走的人,他们也和我最初的想法一样,天真地认为日本军队不会祸害老百姓。
我听到瑞祥在向日本人苦苦哀求,接着听到一声枪响,哀求声戛然而止,随后,秀玉悲惨地哭嚎被多个日本兵的狂笑声淹没。
我忽然担心起住在店铺后面巷子里的柳茹巧,她是个苦命人,从小父母双亡,三十七岁还单身一人,这个姑娘心灵手巧,体态纤细,相貌端庄,平日里话不多,刺绣的手艺非常好,以做绣品维持生活。
她经常来我店里,平时虽很少和人交谈,但和我却无话不说。店里人少的时候,她便会带着绣具来我店里坐着,一边刺绣一边和我说话,等店里没人的时候,还告诉过我很多有关她的心事。
有时候店里很长时间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她一直不肯走,该说什么还说什么。
我和她都没有成家,因此我对孤男寡女长时间独处一室感到有些尴尬,怕时间长了街坊邻居会说三道四。
有一天我把这种担心告诉了茹巧,她居然非常生气,一张俏脸涨得通红,她说:“我和你在一起待着是不是会辱没你的名声,那好,我今后就不来了!”
她真的有几天没有再来,而我在店里没人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种孤独感。我似乎已经习惯了听她说话,对这个见了生人几乎一言不发,和我说话却永远不觉得累的女子,有了一种微妙的、近乎难舍难分的情感纠葛。
一天下午她又带着绣具不约而至,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像往常一样坐在店门口的凳子上,一句话也不说,只顾低头忙着手里的刺绣。
我对她的到来感到意外且高兴,我的内心已无法再继续欺骗自己。也许,我一直在盼着她来;并且为了能继续相见充满期望。
我忙着给她沏茶倒水,关心地问她这几天过得怎么样,一切是不是都好。
问着问着正在绣方巾的她突然流下泪来,我以为她遇到了什么伤心事,正刨根问底的时候,她突然停下手里的绣绷和绣针,抬起头来生气地对我说:“你必须为你上次说过的话给我赔不是!”
她一直还为那些话生气,我赶紧向她赔礼道歉,说我不该说那些伤人的话。好话说了一箩筐,她仍然不依不饶,说我一个姑娘家都不怕背后有人嚼舌根子,你一个大男人怕什么。
我无可奈何,说这不是一直在给你赔不是吗?我还该怎么样?
她突然扬起头,脸上依旧带着委屈的泪痕,冲我喊了句:“你还该接着哄我呀!”
那一刻,曾对感情很木讷的我,似乎明白了这个姑娘的心。而我低三下四不停说好话的模样,最终让她破涕为笑了。
我知道茹巧所住的那条巷子挖了地洞,她此时应该和认识的人在一起藏身,但愿不会被日本人发现。
耳闻目睹日本军队到处作恶,我决定先躲一躲再说,有了这个想法后,我立即开始收拾那些理发用具,装进外出理发时常携带的黄色皮箱子。
这时店门被突然撞开了,进来了一个穿黑色西装、胳膊上戴着白袖箍的人,袖箍上的红太阳十分醒目。
这人进到店里,看到一脸惊慌的我,又看见敞着的箱盖和里面的理发用具,意识到我想逃跑,他语气轻蔑地说:“怎么?想跑?南京城里有几万日本人,你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
这人会说中国话,从袖箍判断是给日本人做事的,我想起日本军官给我写的条子,从兜里摸出来递过去。
他接过去看了两眼,告诉了我上面的字,然后对我说:“我是翻译,就是为这事来的,你这家伙走运了,斋藤队长要你给他的士兵们理发,没准哪天就会让你带着箱子进兵营,你老老实实待在店里哪也不许去。我告诉你,这片区域是斋藤中队驻扎,往南再走一条街,可就是秋田中队的地盘了,你敢到处乱走,没准就死在日本人枪口下了。”
他又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和他所佩戴的相同袖箍,命令我也戴上,他说:“日本人看到这个标记,不管你懂不懂日本话,都不会故意为难你,一会儿我走时在你店门上贴张告示,日本人就不会随便闯进来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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