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武定桥东侧的大夫第,虽然早已并入长乐路,但知道这个地名的人,应该不在少数。这是一个很有文化含金量的南京老地名。
清嘉庆时,状元秦磵泉告老还乡,购武定桥东侧原明代何如宠赐第为所居之地,土人遂以官命其里,曰“大夫第”。
前面三篇推文,“情怀135”公众号小编“清静声闻”介绍了大夫第两个深宅大院,一为“秦状元府”,一为普育堂名的有百间房的大宅,今天我们来说说清末民初同居大夫第的三位风骨卓然的文人。
他们同住一条巷,同怀一颗心。不求闻达于诸侯,只愿孝亲于膝下,育人于杏坛。他们是刘辑之、杨缉庵、蒲寿康。他们的故事,原文请见1948年11月《南京文献》第23号中张通之先生所著《秦淮感逝》一书。

刘辑之,名封瑞,江宁(南京)人,家住秦淮之东大夫第。
他与杨缉庵同门,孝母之心也与缉庵如出一辙。清宣统元年(1909),他与张通之同榜考中拔贡(拔贡:科举时代通过考试选拔优秀生员进入国子监读书的途径之一),两人以“同年”相称。朝考之后,两人一同等待分配官职,刘辑之分到安徽,张通之分到河南。
他们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进入仕途,并非为了荣华富贵,而是因为 "老母在堂,思得一官以博母之喜",效仿汉代毛义 "捧檄而喜" 的故事。
然而,张通之因为河南路途遥远,最终没有赴任。刘辑之则去了安徽,但仅仅十天之后,他就回来了。
原来,当时张通之的年伯(年伯:科举时代对父亲同年登科者的尊称)顾席珍正在安徽担任巡警道。刘辑之以同乡的身份前去拜访。顾席珍问他:"你在江宁有事做吗?"
刘辑之回答:"在省立第四师范任国文教员。"(省立第四师范,校址在今太平南路中段西侧,原白下会堂所在地,现为待建设地块。1922 年 5 月《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十周纪念特刊》载:1912 年 5 月,刘辑之即任教于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担任修身、国文教员兼预科级任)
顾席珍又问:"薪水多少?"
刘辑之说:"有几十元。"
顾席珍听后,连连说道:"赶快回去!现在安徽政界,想找一个月薪一二十元的差事比登天还难。就算万一找到了,上不能奉养父母,下不能养活妻儿,连鸡肋都不如!"
刘辑之听了这番话,当天就启程返回南京,从此再也不提做官的事。
他一生都在教书,培养了无数人才。凡是他的学生,很少有不成才的。他写文章注重理法,不炫耀才华,不意气用事,只求合乎道理。他的为人也是如此,遇到不合情理的事,自己不肯做,也不肯多说一句闲话。因此,朋友们都称他为 "刘圣人"。
晚年时,刘辑之担任三汊河孤儿教养院(即南京佛教慈幼院,1913 年发起,1914 年 6 月正式成立,院址在南京三汊河法云寺内)的事务。他吃素耐劳,生活极其简朴。
记得有一天,天刚蒙蒙亮,他就从教养院沿着城墙下的小路步行到汉西门,进城后又步行到仓巷拜访张通之。
当时张通之正在吃早餐,对他说:"你起得这么早,又走了这么多路,两碗粥肯定消化完了,不如再吃一点?"
刘辑之回答说:"我黎明就起床了,在院里吃了两大碗粥,出院后步行这么多路,正好接济气力。我习惯了一日三餐。平时看到有人早起先喝茶吃点心,然后才吃早餐,既费时又花钱,我最痛恨这种做法。今天在你这里坐一会儿就够了。"
说完,他拄着拐杖就走了。张通之送他出门,还在羡慕他身体硬朗。没想到没过多久,就接到了刘辑之病逝的讣告,真是出人意料。张通之为此唏嘘了一整天。
刘辑之的家风在子孙后代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子:刘元(1914-1999),上海美专毕业,1932 年起任南京夫子庙小学教员,兼为南京报刊插画。抗战胜利后回南京,任教于南京市立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美术老师,南京市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委员。
孙:刘小林(1940-2017),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待考疑问:《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十周纪念特刊》同时记载:刘忠谟,字辅臣,籍贯江宁,1912 年 5 月任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书记员,住址同为南京城内大夫第。刘辑之与刘忠谟两人同年入职同一所学校,又同住大夫第,不知两人是何关系。

杨缉庵,也住在东大夫第,是杨少农的胞弟,最初住在文德桥下。
他是有名的孝廉,开门授徒,不求做官,就是为了方便侍奉母亲。他曾经担任过暨南学校(即清末位于南京的暨南学堂,1906 年创办,位于钟鼓楼西妙相庵,1923 年迁往上海)的校长。但因为学校需要住校,不方便早晚向母亲请安,所以他辞去了校长职务,只担任省立第四师范的教员,同时在省立第一中学(在今南京市第一幼儿园处,详见《八府塘||民国江苏省中学之首: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兼课。
他对母亲极为孝顺,"出必告,入必面",几十年如一日。母亲去世后,他悲痛万分,又愤于时世日非,更加不想做官了。课余时间,他只以诗酒自娱。
每次遇到张通之,他知道张通之能喝六两白酒,就一定会谆谆相劝,不喝到六两绝不罢休。于是,"张六两" 这个外号,在朋友们中间传开了。
其实,张通之也是因为痛母愤世,借酒浇愁,与杨缉庵的心意正相同。只是他因为眼睛有病,本来不想喝酒,杨缉庵却不知道。
杨缉庵喝酒既豪爽又痛快,常常喝得满头大汗,而酒后诗兴更浓。古人说李太白 "斗酒诗百篇",杨缉庵也有这样的风采。
张通之的母亲七十大寿时,朋友们送寿屏庆祝,大家公推杨缉庵撰文。杨缉庵说:"这篇文章确实非我写不可。因为我家和通之家早年同住在乌衣巷韦姓宅内,通之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亲如兄弟妯娌,他们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
后来文章写成了,字字确切,对张通之父母的美德多有表彰。张通之兄弟本想永久珍藏,传给子孙。没想到战乱时匆匆离开南京,没来得及藏好,被人拿走了。回来后四处寻找,都找不到。
张通之兄弟为此深感罪过,也觉得辜负了杨缉庵苦心经营的这篇文章,心中十分惭愧。几个月前,张通之与杨缉庵的儿子相遇,只急着问战乱后的情况,又忘了问这篇稿子是否还在,自觉十分疏忽。
杨缉庵一生为人正直,他的学术也足以流传千古,又有贤能的儿子,实在令人羡慕。

蒲寿康,住大夫第秦氏花园(即秦大士状元府邸)的对门。
他以诸生的身份毕业于位于南京的两江师范,后来担任江宁府中学堂的校长(江宁府中学堂,今南京市第一幼儿园处,详《八府塘||江宁府(中)学堂之十年小史》。当时他聘请的教员,大多是两江师范的同学。大家聚在一起商议,各就所长担任职务:擅长办事的管事务,擅长教课的管教务。因此学校发展很快,成绩也非常好。
蒲寿康为人,诚恳出于本性,办事异常认真。自从担任校长以来,他从来没有旷过一天职。
记得有一天,张通之下课后路过学校去拜访他,以为这个时候他可能不在学校。到了校门口,问守门人:"蒲先生在校吗?"守门人回答说:"蒲校长没有要事从不出门,在校,在校。"
于是张通之被请到校长室,只见蒲寿康正在案前,将今天做过的事逐一考核,又将明天应该做的事逐条写下来,然后才与张通之聊天。
张通之说:"你真是敬业啊。"
蒲寿康回答说:"校长管一校的事,虽然整天关注,恐怕还有很多遗漏,竟然没有一个完善的办法。"
张通之曾经说:蒲寿康办事如此认真,还觉得自己做得不够。看看世上那些办事的人,不负责任,专门委托别人,事情办不成就怪别人不尽力,事情办成了就把功劳归于自己,真的不能与蒲君相提并论。
只是蒲寿康诚恳有余,开拓不足。做一件固定的事,确实能尽自己的能力;但如果是繁忙复杂的重任,实在是才力不及。当时同学们都拥护他当校长,让他做了很多年,也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长处,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同住大夫第的这三位先生,用他们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文人风骨。
他们不追名逐利,不随波逐流。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们守住了内心的宁静,也守住了做人的底线。
他们的故事,就像秦淮河的水,缓缓流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南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