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极为惨烈的一页。当时蒋介石把中国军队中号称装备最精良、训练最完备的四个德械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第三十六师及教导总队(师级编制),悉数投入南京城防。然而,这四支中央军精锐在战役中的整体表现,尤其是撤退阶段的崩溃、投降、麻木与混乱,连被视为“杂牌”的粤军都不如(人家成建制浴血突围),形成了令人大跌眼镜的鲜明反差。小编爬梳史料细节,发现这种差异,并非偶然。
平心而论,德械四个师,除教导总队之外,都是从淞沪战场撤下的疲惫之师,比如第八十八师在南京围城战之前已补充五次,老兵几乎全战死在了上海,兵员素质大幅下滑,可问题是,真正让“精锐”光环破碎的,事实上不是基层士兵的表现,而是指挥层面的整体崩坏与纪律失控。
12月12日,曾经侈言要和南京共存亡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在11日晚接到蒋介石可以撤退的密令之后(“如情势不能久持可相机撤退”),指挥即完全失去章法:上午他严令各部坚守阵地,下午就召集各师长官开会,突然下达总撤退令,在仓促由副官讲完撤退计划后,接着自己率先开溜。
上行下效,中央军各部队长大多没有回到部队而选择单独逃跑,致使师找不到师长、团找不到团长,许多部队基层士兵根本没有接到有关撤退的任何通知。
比如中央军第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和副师长王敬久就是典型,两人在唐生智处开完会后,立刻抛下整师将士只身潜逃北渡。主将既遁,部队焉能不溃?87师最终撤出来的只有寥寥 300来人,各类器械装备损失殆尽。
德械师在南京损失惨重,相当一部分士兵并非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损失于无序的“”撤退了”之中,这般表现,是对“精锐”的讽刺。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粤军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及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一部,这两个军在接到撤退令后打得既有血性又有章法,最后成建制突围成功,后来成为武汉会战万家岭大捷(歼灭日军106师团大部)的主力部队。
粤军
按唐生智原定的撤退计划,中央军主力本应向东方日军来犯方向突围,邓龙光这支粤军,则承担次要掩护任务,准备从下关方向北撤。然而,当邓龙光看到中央军已完全失控,没有对进突围,而是涌向本应属于自己突围方向的下关时,他展现出极为可贵的冷静与果断。他判断,继续按唐生智的计划向江边前进,目前这种人挤人的场面,既无法到达掩护阵地,也绝无生路,于是毅然决定不去下关,转而迎着敌人的炮火向日军腹地突围,这是一个需要为数万人负责的生死决断。
邓龙光
邓龙光其人颇具粤人风范,平日在前线喜欢用高丽参煲汤,汤好便送到阵地上与士兵分享。部下回忆,一听有汤喝,军心便为之一振。这看似闲情逸致,实则是一种很实际的带兵之道——粤式老火汤没七八个钟头不算靓,就是为了等这口汤,阵地怎么着也得稳稳当当守上七八个钟头,日军的攻势自然再而衰、三而竭……
而在决定突围的生死关头,邓龙光没有学着德械师长官的样子脱离部队,而是把自己“密藏多年”的高丽参酒拿出来,和部下痛饮后砸碎酒碗,慷慨陈词,要和日军同归于尽,大有破釜沉舟之意——此举瞬间感染了全军。粤军接近两个军4个师,队列整齐打开太平门,第66军在前,第83军殿后,保持着部队建制呈战斗姿态,而中央军此时已经全部陷入混乱之中……
据史料记载,这两个军随即向东穿插与日军多次正面激战,在方冲至大赤燕仅仅一公里多长的隘路上,面对日军的预设阵地,一批批官兵倒下,尸体一层又一层,最终用“人海”淹没了当面日本守军,成功冲破重围,一路转进到安徽屯溪休整,粤军成为南京守军中唯一成建制突出来的部队。
——代价也是惨烈的,这次突围中,粤军第一五九师师长罗策群少将、第一六〇师参谋长司徒非少将、第一五六师参谋长姚中英少将壮烈牺牲。罗策群师长是在突破日军防线时亲自带队冲锋战死的,他最后高呼的遗言是:
“弟兄们,跟我来,勿要做衰仔呀!”
一五九师师长罗策群少将
这句广味十足的血性呐喊,至今读来仍震人心魄。作为地方部队,这支粤军从军长到师长,在绝境中做到了与士兵共生共死,将星陨落却不曾溃散,以中央军德械师观之——能不令人汗颜扼腕乎?
众所周知,德械师装备、待遇、兵员补充皆远优于粤军,但在南京一役中,其实际表现却远逊于后者,根源在“软件”上。唐生智外强中干,朝令夕改的指挥固然是灾难源头,但中央军自身在命令链断裂后迅速陷入互不信任、自保为先的状态,说明其内部凝聚力和应变能力存在严重缺陷。而粤军作为地方杂牌部队,长期在夹缝中生存,乡土情谊反而磨砺出向内凝聚力与主官临机专断的魄力。邓龙光煲汤稳军心、掷酒示决死,罗策群高呼“勿做衰仔”冲锋在前,这些细节折射出的,是金钱和装备买不来的精神力量!
精神力量!正是南京保卫战中的的德械师所缺少的。
日方的记载亦可以佐证。
日本战史学家儿岛襄的《日中战争南京到武汉》是这样描述的:
“陷入包围的中国军队反应各不相同,幕府山(紫金山)中有一万多名中国溃兵,他们穿着很好的呢制服,戴着德国钢盔,每个士兵身上都携带有防毒面具,但是这些人没有斗志,日本军队只派一个大队,就轻易地解决了他们的武装.....令人吃惊的是一支戴着布帽的中国军队,他们表现得十分顽强,他们没有撤退,而是直接调头冲向日本军的防线。阻挡其前进的一个中队顽强战斗,不幸'全灭'。”
日军士兵丸山孝四郎在1991年出版的日记回忆录写道:
“第16师团运输中队是由几乎没受过任何训练的士兵组成的。当我们被送到前线的时候,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连怎么给自己准备个盒饭都不会。中队分成三个小队,每个小队的一分队是担架班,二分队是马车班。从前线抬回的担架分两层装在马车上,密密麻麻全是日本军的伤员,我至今仍对抬伤员时鲜血顺着担架滑向我的脸部记忆犹新——那时是昭和12年末,日中事变刚刚开始。
中队长是一个品质恶劣的酒鬼,对士兵举止粗野。当我们按照队列行进时,他总让我们绕远,从傍边绕着走,赶上去。士兵们肩上抬着分量很重的伤员,苦不堪言。这时中队长“傻瓜”“混蛋”的骂声从队尾频频传来,大家只装做听不见。
由于中国军一反常态向着我军阵地突围,伤员多到我们完全顾不过来的地步,我们累得疲惫不堪,全部仰躺在地上大口喘息。就在这时,中队长走过来,命令我们去帮工兵中队搭桥。
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没有比下了命令没人服从的长官更惨的了。果然,部队长官骑马过来,叭地一声,坐在马鞍上给了中队长一鞭子,接着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