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历史学科百廿年学术历程全记录——读《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上)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肆拾壹期

南京大学校史回溯采“二源”模式，将1902年创建的三江师范学堂与1910年在南京三所教会书院基础上合并建立的金陵大学均作为该校之前身。三江师范学堂先后改组或并建为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

两江师范学堂

国立中央大学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一分为八，诸多科系散枝开叶，在祖国各地开花结果。堂学乾聊江南，其中，以南京大学文理科与金陵大学文理学院为主体合并为新的南京大学，历史学科成为此次调整中少数几个不减反增的学科之一。1952年之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较为完整继承了原中央大学历史学系、边疆政治系与原金陵大学历史学系、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师资、学术资源与学术传统，兼通中外，融汇新旧，学科布局完整，渐成新中国史学之重镇。

三江师范学堂甫自开办，即在完全科开设12种课程，历史课目即为其中之一。与南京大学同龄，2022年系南京大学历史学科诞生双甲子之秩，同时是历史学院建院120周年。为纪念院庆120周年，南大历史学院择取考古与文物、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含国际关系史）四大学科领域的前辈学者与在职教师之代表性学术论文，结集出版《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以体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各学科领域的学术水准与影响力，可以说是南大历史学科120年学术发展的全程记录。《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分四卷：卷一“中国古代史”2册、卷二“中国近现代史”3册、卷三“世界史”2册、卷四“考古与文物”1册，共8册。

《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书影

该书以“南雍”名之。“雍”乃“辟雍”，辟雍本为西周天子所设之大学，后世指代历朝太学、国子监。明朝南北两京同设国子监，南京之国子监（南国子监）被称为“南雍”。进入民国时代，南国子监早为陈迹，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享“南雍”之名，雅称流芳直至当下南京大学。凡“南雍史学”，即南京大学历史学科之谓也。

皇皇八大册，漫漫百廿年。笔者曾在南大历史学院受教3年，今有幸在此任教。余生也晚，无缘受教于南雍史学诸老，且学识浅薄，对诸多研究方向无可置喙，但仍不揣谤陋，结合对南大历史学科发展历程的有限认知，胪列一些学习心得。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的教育背景与目前的研究领域均为中国近现代史，知识面狭窄，所感所言或多涉自身学科领域，或出于本人兴趣，甚或不经意间存“学科本位”立场，敬祈各位方家与读者见谅。

其一，传承与创新。正如《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序中所言：“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南大历史学科直接传承于1949年前的中大、金大史学，既传承现代中国新史学，又吸收传统史学之养分，扎根中国大地，汲古润今，赓续百廿年史学之文脉。柳诒徵、缪凤林、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韩儒林、蒋孟引、王绳祖、沈刚伯、郭廷以、陈恭禄、王拭、商承祚等南雍史学名宿为后世之南大历史学科引领、铸就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通史、蒙元与北方民族史、区域国别史、国际关系史、中国近代史、思想史、金石考古学等长期保持优势的学科领域。《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的编者将南大历史学科史上的鸿儒巨子们最具代表性的多篇论文收入，既代表学者个人的研究水准，又体现其在南大历史学科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位置，足见良苦用心。

柳诒徵韩儒林

民国时期，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是少数设置中国近代史课程，并专设中国近代史教席的高校。1925年秋，罗家伦到中央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任教，始开“中国近百年史”课程，并提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宏伟计划，这在当时国内各大学历史系中有首创之功。此后，罗家伦有多篇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构建的文章问世。在罗家伦的课堂上，坐着一位叫郭廷以的学生，后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共驱人物。1933年，郭廷以开始在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郭廷以深受罗家伦的教诲与影响，在中大开设“近代中国史”“太平天国史”“中西交通史”等课程，并出版《太平天国历法考订》《近代中国史》《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等重要专著,为海峡两岸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中国近代史学者。“近代中国史”课程一直是中央大学史学系的必修科目前，这在当时国内各大学中绝无仅有。

郭廷以

金陵大学历史系由美籍教师贝德士创立，金大的历史教学与研究侧重于近代中国与西洋。贝德士在金大提倡中国近代史研究，金大学生陈恭禄深受他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金大历史系的特色，陈恭禄在金大长期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其《中国近代史》作为“大学丛书”的一种，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当时有很强的影响力。

《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的编者清晰认识到南雍史学中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之源，由此形成“不问华夷，不分今古”的两校学术文化之境。编者重视罗家伦的开创之功。《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收入罗家伦文章4篇，分别为《五四运动宣言》《五四运动的精神》《侠出于伟大的同情》《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这是身为五四健将的罗家伦长期担任“学衡派”大本营中央大学校长的现实写照。这四篇文献本身又构成当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料。不过，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领域的奠基者，罗家伦的另两篇文章《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1928年）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1931年）更应被收入。这两篇文章上承罗氏在东南大学讲授“中国近百年史”课程，下接他担任中大校长，是理解南雍史学传承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创建关联的重要线索。

贝德士陈恭禄

因种种原因，罗家伦虽对中国近代史学科有着开风气式的规划，但自身未能践行，后来则是由郭廷以延续其师之职志。《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收入郭廷以两篇论文《中国近代化的延误——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与《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拜读此二文，我最大的观感是郭氏对近代中外关系的宏观把握与近代史领域早期学人对中国近代化的认知。

1952年之后，陈恭禄在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任教，主要讲授近代史料学。《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收入陈氏两篇论文《四国《天津条约〉成立之经过》与《《弘光实录钞〉的作者及其史料价值》，展现其对近代中外关系与清代史料的精深研究。

罗家伦、郭廷以、陈恭禄及罗尔纲、王栻等先生奠定了南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领域的基础，他们形成的重视史料、重视中外关系、关注近代化的学术取向在南大历史学院得以传承。

罗尔纲王栻

毫无疑问，茅家琦是南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承前启后的引领者，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受罗尔纲亲炙，陈恭禄则在史料学与史学方法上给他很多启发与帮助。《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收入茅家琦在不同时期的3篇代表作，其中《对19世纪50年代中外关系的一点看法——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原因辨析》刊载于1984年。在文中，茅家琦对太平天国运动与中外关系进行宏观考察，提出在当时颇为“异类”的结论：在19世纪50年代，外国列强并没有和中国封建主义势力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太平军；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起始时间是1862年。这是其在固有领域的创新性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茅家琦的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在近现代史学科中新辟城市近代化与当代台湾研究方向。1994年刊发的《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一文便是茅家琦学术转型与创新的写照。1984年，南京大学成立历史研究所，下设中华民国史等研究室。由此，南大的中国现代史开始向中华民国史新领域转型，形成张宪文研究团队。《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收入另一篇论文乃2004年刊发的《中华民国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从宏观上兼评几部中华民国史通论著作》，茅家琦对当时海峡两岸的民国史研究进行宏观评述。翌年，年近耄耋的茅家琦又推出一部国民党史专著《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从中可见，茅家琦的学术生涯不仅是个人学术传承与创新的写照，更体现学科整体的学术传承与创新。

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考古与文物学、六朝史、蒙元史、明清史、区域国别史、国际关系史等南雍史学的各学科领域也在不停歇地进行学科传承中的创新，进行跨学科的创新，寻求新的学科增长点。

              茅家琦

章学诚

其二，贯通与专精。中国传统史学最讲求贯通，司马迁所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之谓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强调治史学之“通”。他阐释“通”之古义为“绝地天通”（《尚书》），理想境界是“人神不扰，各得其序”，即人事与神学各安其位。于是，上古先王分人官治事，分史官（五史）治书，“学专其师，官守其法，是绝地天通之意也”。章学诚又引述《易经》“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意即史学为人学，治史能通晓古今，“能达天下之志”。

傅斯年

治史求贯通，不仅是上下贯通，而且左右横通。贯通与横通不仅要求历史知识的联通，更要求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扩展，即治史的综合与学科布局的综合。而民国以来的现代新史学力求学科定位的明确与研究议题的专精，以“窄而深”的专题研究为上品。最典型的是新史学科学主义代表人物傅斯年特别强调的“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疏通”指对史料的串联与阐释，又指将片段史实贯通成为通史。但若无疏通，何来史学？傅氏在古史领域奠定话语权的《夷夏东西说》与《性命古训辨证》两篇作品，立论的关键就在于“疏通”史料，“疏通”论证逻辑。章太炎治史讲经，无不重“通”，其言“今修《通史》，旨在独裁”。“独裁”指史家匠心独运，彰显个性。这句话等于承认求通的前提是有专精的治学功夫。

因此，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的学者或偏于贯通，或偏于专精，但两者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的。民国时期，学分南北，从南高师到中央大学时代的南雍史学常被打上“南高史学”的派分标签。北方史料学派认为“南高史学”在史学观念与方法上“守旧”，其具体表现是偏重“史学智识”而非“史料整理”。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史料整理等同于考据与发现新史料，而考据与发现新史料则是治史专精的表现。与之相对，“史学智识”即历史知识的融会贯通。

柳诒徵认为“考据的方法，是一种极好的治学方法”，但要防止“畸形的发达”，反对“专在一方面或一局部用功”，所以要“一方面能留意历史的全体，一方面更能用考据方法来治历史”。由此可见，“南高史学”提倡贯通，但并不排斥专精。柳诒徵的代表性专著是其于20世纪20年代独立撰写的《中国文化史》。虽曰“文化史”，但并不等同于当下历史学科中“专门史”的文化史，而是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历史，是一部中国通史。《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收入其《《中国文化史〉弁言》，曰“吾人继往开来，所宜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此治中国文化史者之责任”。

柳诒徵的弟子缪凤林长期在中央大学史学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任教，亦撰有通史著作《中国通史纲要》。缪氏治史受柳诒徵的影响很大，主张贯通，反对单纯的考据。二人是疑古史学的强烈反对者，常被同业冠以“信古”或“是古”之名。缪氏在《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中认定尧舜以后时代为信史，即承认夏的存在，这与疑古派有本质性区别，并与当时以甲骨卜辞证殷商为信史而殷之前为神话传疑的古史观不同。缪凤林在《与某君论古史书》中表示：“三古史实，自汉以前，不特非层累造成，而实系层累亡失。”缪之“层累亡失”说绝不等同于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后者视整个传统上古史系统均为神话传说构建，乃“伪史”；而前者认为先秦典籍所载古史传说，“苟非汉后伪托，疑皆语有所本，且皆经层累亡失之余而仅存者”,是信史不全。此篇长文表达其明是信史不全。此篇长文表达其明确的古史立场，既出于对上古资料与汉代文献的贯通性认识，亦基于对上古史的专精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中生代学人仍对疑古、信古、释古问题不断进行新的探讨，体现南雍史学对上古史的持续关怀。

缪凤林

在当代的学科建制中，分门别类是高校历史学研究与教学遵循的基本要求和特征。这一点无须回避，也不能回避。因此，分科治学、分专业教学需要学科群体与个人对所在学科领域、方向、议题等方面有着专精研究。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历史院系，又有百廿年学科积淀的加持，现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学科布局完善、均衡，这种学科布局恰为学科间的贯通与融合提供良好的条件。新时代的中国历史学，“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和“在中国发现世界历史”之间应进行有机结合，探究中国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同时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坐标系中，发掘中国历史对于世界历史的意义。因此，古今中西视野的融合，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史学达到贯通理想的最重要标识。

《中国通史纲要》

贝德士在金陵大学教授欧洲史、日本史、印度史，以及政治学、社会学，晚年主要研究教会史等。在欧美东方学的系谱中，贝德士的研究对象自然可被称为“虏学”，但他于1935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却是一个“全汉”的题目——《中国中央帝国的建立：公元前221～前87年》。《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收入贝氏博士论文的最新中译本《中华帝国的建立：从秦始皇到汉武大帝》之部分内容。笔者推测，编者此番用意是作为早期南雍史学探路者的贝德士，既为历史研究提供广阔的国际视野，又不甘于当一个“西学的搬运工”，中西史学视野的交融与中西史学方法的贯通是他们（南雍史家）不懈的追求。

《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收入的是贝德士博士论文第1章“针对史料的批评”，用现在的史学方法术语讲就是“史料批判”。贝氏在文中所述不仅限于对史料的介绍、对照与考证，而且展现史料作为一种文本背后的话语体系的功能。这种史料批评的方法，基于对相关史料与史实的专精，更需要有贯通的史识。相映成趣的是，青年学者熊永的近作《封建郡县之争中的秦始皇遗诏》一文亦属秦汉史领域的专精研究。°此问题的史料考证本已近极致，很难有所突破，且出土、传世两类文献所见迥异，这就需要研究者对史事有更为贯通的理解。熊氏认为，秦始皇选择嗣君的最终标准是秦的国家体制——郡县，其结论胡亥即位具有合法性，实为贯通之见。

南大世界史学科有很鲜明的中国史视野。区域国别史的创始人蒋孟引、国际关系史的创始人王绳祖两位先生早年在英国留学时的学位论文均涉及近代中英关系史。《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世界史卷收入的论文并非全然“西学”，有相当大部分有“半汉”的成分。如王绳祖关于近代教案的研究《马嘉里案和《烟台条约》》，任东来的中美关系史研究《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放弃(1942—1943》°，谭树林关于明清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圣经〉“二马译本”关系辨析》《英美来华传教士卷入东亚外交之考察——以十九世纪中前叶为中心》。

蒋孟引王绳祖

在中国古代史卷与中国近现代史卷中，有相当大比例的论文是关于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与中外文明互鉴的内容，如古代东亚文化交流、古代与近代的中国周边与边疆问题、海上丝绸之路、国联调查团、钓鱼岛问题等。考古与文物卷收入的论文常有考古学与历史学两种视野与方法交织者，读来惠风和畅。这些文章均展示了历史学科中跨越中西古今的贯通。

时至今日，随着各类理论方法层出不穷与史料获取进入“大数据”时代，历史学研究必须适应理论方法的变革，历史学者学术视野的贯通也包括对新理论方法的接受，为我所用，为史所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目前的一大学科特色是数字人文与量化史学，王涛对近代德意志历史文献的研究《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分析》《18世纪德语历史文献的数据挖掘：以主题模型为例》，梁晨对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从教育选拔到教育分层：民国大学院校的招生与门槛》，邱伟云对概念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天道概念的形成与演变——基于数字人文视野》°，均在各自的领域中娴熟运用数字史学的方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些都是各位学者将专精的领域与大数据演算无缝连接的典范研究。此为方法论意义上的贯通。

其三，以史经世与构建本土学科体系。经世致用是南大历史学科长久以来的学术底色。何谓“经世”，章学诚《文史通义》对此有很明确的诠释：“所谓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在章学诚看来，明道、重人事是史学经世的关键，而史纂、史考均非史学。时迁事移，当下以史经世的本质并未改变，即回应国家与时代的需求，构建中国的历史学学科体系。

早在1930年，中央大学史学系制定课程设置的宗旨：“在研究历史之重要智识，期以阐明历史对于人类社会之关系，并策专精研究之效，盖稽古所以知今，故讲明历史最有助于事理之观察与推断，分析言之于本国史则注重政治文化蜕变之因果，庶可明其利弊，知所兴革”。这明显地表达出了不同于纯考据的经世致用倾向，也是南大历史学科延续至今的传统。

成吉思汗

晚清时期，受经世实学和西方现代史学的影响，蒙元史与西北舆地之学渐兴，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1944年，韩儒林至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于次年担任边政系主任。韩先生是南大蒙元史、西北民族史的开创者，熟练掌握各种历史语言，擅长各类史料的考证，兼治藏学，具有宽广的国际学术视野和学术影响力。《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收入韩儒林两篇代表作，其中早年撰写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是蒙元史领域的经典之作，极显功力。另一篇是1959年发表的《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这篇论文同时利用大量元代正史文献与藏文文献，对元朝政府管理西藏地区的体制进行详细的论述，既内容扎实，又体现强烈的家国情怀，至今仍是研究元代西藏历史的重要成果。当时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图谋分裂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韩儒林撰写并发表这篇论文，用无可争辩的史实，阐明西藏从13世纪就已正式进入中国版图，驳斥别有用心者妄图分裂中国的论调。《南雍史学一百二十年》收入南大蒙元史、民族史团队几代学人在蒙元史、西北民族史、回族史、边疆学、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方向的多篇论文，内容十分丰富。由于需要依赖各种历史语言与各类历史文献的支撑，蒙元史、西北民族史是国际性的学问，长期以来受欧洲汉学界关注。从收入的各篇论文可以看出，南大蒙元史、民族史研究团队的努力正是在此种学术背景下，适应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现实需要，努力构建中国的蒙元史、民族史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

南大的区域国别史研究同样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几代学人在该领域辛勤耕耘。1939年，蒋孟引从英国留学归国，执教中央大学，开启南大英国史学科。他在伦敦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主要分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文章运用了大量英国档案，证明鸦片战争的侵略性质。此后经过长期的努力与开拓，英国史研究派生出英帝国研究、英联邦研究、欧洲研究、现代化研究等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