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rden Image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Center（NFU）
中国园林
主办单位：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版次：2023 年第 7 期
出版周期：月刊
白雪锋,许浩,江文琪.城市化进程下的南京近代园林类型与分布演变 [J]. 中国园林，2023, 39 (7): 133-138. DOI: 10.19775/j.cla.2023.07.0133.
近代南京是国内最早开启近代化建设和提出公园绿地系统的城市之一，新的园林绿地类型涌现，园林主体由私家园林向公共绿地扩展，绿地的功能与权属发生显著变化南京近代园林，类型丰富，数量众多。基于ArcGIS平台，结合空间句法和分形理论，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下南京近代园林各时期的类型和分布演变。研究表明：（1）南京近代园林数量呈倒V形增长。清末主要为私家园林和宗教园林，民国以别墅园林、城市公园、公建附属园林为主。（2）清末集中分布于城南，民国向城北鼓楼、阴阳营及江宁马路沿线扩展。城东园林较少，近代园林南北方向扩展能力远大于东西方向。（3）城北住宅区和文教区的设立致使别墅园林、校园园林数量激增，城东的中央政治区和军事区则阻碍了园林的东扩。近代园林大多分布于城市路网整合度较高、公共交通体系完备且地价小于30元/每方丈的区域的区域。土地价格影响着园林的面积与数量，民国新增园林集中于20元/每方丈以下，地价越高，园林数量越少。本成果构建了南京近代园林历史地理数据库，总结南京近代园林类型、分布与城市近代化转型背景、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影响关系。精准动态的识别出南京近代园林遗产片区，划定多尺度分级保护范围，延续其历史意义和景观价值，成为“民国文化看南京”等品牌的重要载体。
南京园林历史悠久，民国学者朱偰先生在《金陵古迹图考》中如此评价南京园林：“明兴，以陪京之繁盛，士大夫丽都闲雅，润色生平，选胜探幽，园墅林立”[1]。近代南京作为国内政治、文化中心，是最早开启近代化建设和提出公园绿地系统的城市之一。新的园林绿地类型涌现，园林主体由私家园林向公共绿地扩展，绿地的功能与权属发生显著变化。那么，在面对近代城市化进程所导致外部环境的变化，南京近代园林类型和分布是如何演变的？哪些城市化进程中哪些因素又推动着南京近代园林的发展过程？
中国近代园林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后藤朝太郎、岡大路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对我国近代园林学术演进作出早期探索[2]-[3]。陈植《造园学概论》界定了近代园林的时域和概念，童寯《江南园林志》对南浔宜园、上海半淞园等具有传统含蕴的近代园林进行了详细考证。王绍增、刘秀晨、张家骥等学者，对近代园林的发展历程与标志特征进行概括，成为近代园林史研究的基础范本[4]。朱钧珍的《中国近代园林史》（2012）是首部近代园林专题史著作，总述了中国近代园林的概况、类型、特色、风格与典型实践等，填补了集成式研究的空白[5]。目前学界关于近代园林的研究方向集中造园要素与布局[6]、功能转型[7]及影响因素[8]等。研究区域多为东部沿海及内陆沿江地区，如上海、澳门、重庆、武汉、无锡、宁波等对外开放较早、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作为民国的首都，南京的园林研究主要集中于古典园林和城市景观，近代园林的关注度一直不高，现有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于静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南京近代公园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奠定了南京近代园林的研究基础[9]。马晓[10]、杨衡洲[11]、许若菲[12]等学者分别从教化功能、西学东渐和绿地形态的视角展开对近代园林的研究。
现有研究成果的方法依托于文献史料梳理等定性为主，提取的史料信息较为碎片化，隐含的空间规律及地理信息常被忽略。研究体例多基于“背景解读-分类或分期介绍-特征分析”的写作结构，对因果的多维分析和历史变迁的深入诠释总体较少[4]。研究对象多为单一的城市公园或别墅园林，而系统性构建近代园林谱系、将近代园林作为整体去观察与分析的研究较为匮乏。城园共生，园林的发展进程与城市外部环境关系密切。近代南京历经清末洋务运动、下关开埠、民国《实业计划》及《首都计划》等多个城市建设时期，而以城市化进程视角，对南京近代园林展开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基于此，本研究构建南京近代园林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挖掘南京园林在近代化转型中的历史特征和机制。
南京近代园林类型演变可反应绿地用地权属和功能的改变，从中可深入挖掘园林营建主体、私家园林和公共绿地的发展情况，探究近代园林与城市近代化转型、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的影响关系。南京近代园林的分布演变可反应城市化进程下园林选址策略和适应性，精准动态地识别出近代南京园林遗产片区。从近代园林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出发，划定分级保护范围，延续其历史意义和景观价值，成为南京“民国文化”品牌的重要载体，为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供参考。研究成果所构建的南京近代园林历史地理数据库可实现在线开放，提升城市管理的精准性和多元史料的共享率，参与构建“历史城市-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与遗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中国城镇建筑与遗产多尺度保护技术方法体系。
本文研究范围为南京明代京城城墙及护城河以内及周边紫金山、玄武湖、雨花台及莫愁湖等园林资源丰富、距离城市较近、受城市化影响较大的区域（图1）。南京近代园林主要是1840—1949年在南京存在、新建及改扩建的园林。研究对象主要为狭义的南京近代园林，不包括广义上的南京近代城市园林绿地系统的规划建设。
本文所涉及的近代园林数据来源于：①区域志：《同治上江两县志》《运渎道桥小志》《凤麓小志》《钟南淮北区域志》《盋山志》等[13]-[16]。②专志：《金陵园墅志》《金陵古迹图考》[1]12-17，179-184《金陵胜迹志》等[17]。③当代图资：《佛都金陵》[18]《南京寺庙史话》[19]《南京历代佛寺》[20]《南京佛寺叙录》[21]《南京名人旧居散落在大街小巷的流年碎影》[22]《南京民国建筑图集》[23]等。④历史地图：包括1850年左右的咸丰、同治年间《江宁省城图》、1910年陆师学堂新测金陵省城全图、1937年新南京地图及1948年南京市街道详图等[24]。
梳理文献史料中的近代园林，并于2022年1月—2022年7月进行全面实地调查，对名录进行考证，共得近代园林979处，含地理方位、景源类型、环境条件及营建过程等信息。
朱钧珍《中国近代园林史》[5]、贾祥云《山东近代园林》[25]、朱震峻《中国无锡近代园林》[26]及朱蓉《太湖鼋头渚近代园林研究》[27]等成果对近代园林的类型进行总结。《中国近代园林史》是近代园林史研究成果中首部专题史著作，系统性、权威性较强，相关研究成果的分类体系多以此作为借鉴，该成果将近代园林分为城市公园、私家园林、别墅群园林、宗教园林、公共建筑附属园林及郊野园林六类[5]。《山东近代园林》的编纂采用《中国近代园林史》体例，在“传统园林”和“西式园林”基础上，将山东近代园林分为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园林、私家园林、别墅园林、寺庙园林、教堂园林及校园园林等类型[25]。《中国无锡近代园林》认为按照园林类型来看，无锡近代园林又可以分为城市公园、私家园林、别墅园林、宗教园林和郊野园林五种类型[26]。《太湖鼋头渚近代园林研究》将鼋头渚近代园林分为别墅园林、宗教园林及风景名胜园林三种类型[27]。
参照前人研究成果，结合南京近代园林实际情况，将南京近代园林分为城市公园、公建附属园林、传统私家园林①、别墅园林和宗教园林等5类别（见表1）。城市公园是指向公众开放，供群众游息、文娱体育活动和进行宣传教育的场所。具有供大众自由享用、科学性和文化性等涵义[5]。公共建筑附属园林包括校园园林、书院园林、官署园林及商业园林等，除建筑物外，须含有绿化、小品等造园要素及休憩设施[5]。宗教园林由寺庙园林、道观园林、教堂园林及民间信仰园林组成[5]，宗教园林是指具有园林化的庭院空间、附属园林及园林化的选址环境。按照成玉宁《中国园林史（20世纪以前）》等成果对寺观园林的定义，将具有公共游憩空间属性的宗教空间也纳入研究范围。私家园林是指建设时间隶属于近代（如清末），建筑组合、园林布局的内容与形式仍延续着传统古典园林。按照园主人身份，又可分为官僚私家园林和名人故居园林等。别墅园林是指建筑样式、布局及装修细部为西式风格，园林要素多为规整水池、草坪、修剪绿篱及喷泉等欧式小品，包括官邸别墅园林、使馆别墅园林等类型，区别于中国传统私家园林。
基于ArcGIS 10.2平台，运用核密度方法、最邻近指数探究南京近代园林在不同时期的分布区域，运用标准差椭圆揭示近代园林分布重心和演变方向；运用网格维数，测算近代园林分布结构特征变化；运用空间句法中的整合度指标去测算城市路网结构对近代园林分布的影响，整合度是指路网内任意街道到达其他道路的远近程度，衡量区域路网可达性能力。
根据南京近代历史发展及园林数量变化，可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1840-1864年、1865-1912年、1913-1937年和1938-1949年。近代园林类型数量最多的是别墅园林，为523处，其次为宗教园林246处，传统私家园林117处，公共建筑附属园林71处，城市公园22处。南京近代园林数量的动态变化呈现先增长，后快速下降的特征。
该时期近代园林的类型较少，以传统私家园林和宗教园林为主。其中宗教园林144处，包含寺庵园林78处，道观园林9处，民间信仰园林57处；传统私家园林62处，包含官僚私家园林48处，名人旧居园林14处，城市公园和公共建筑附属园林均为6处。由于该时期尚处于清代中后期，别墅园林类型并未出现。
该时期园林类型在上一阶段上继续发展，公共建筑附属园林和宗教园林增长较快，分别为26处和163处，宗教园林中除了寺庵园林、道观园林、民间信仰园林之外，首次出现1870年修建的西方天主教堂绿地。公共建筑附属园林除了煦园、粮道署适园、巡道署怀豳园等官署园林之外，还出现了金陵大学、金大农学院、金陵基督女书院、江南水师学堂等校园园林。城市公园和传统私家园林增长速度较慢，分别为9处和70处。城市公园主要为纪念陵园和风景林园，由于南洋劝业会的兴办，还出现一处动植物园——绿筠花圃。该时期还首次出现1处别墅园林，为何英祥在1910年修建的私人别墅。
该时期是近代园林数量最多的时期，且具备全部近代园林类型。别墅园林呈现爆发式增长，数量占比由1865-1912年的0.3%，增长至57.5%，包含官邸别墅园林364处，如憩庐、小红山主席官邸（美龄宫）、顾祝同公馆等；使馆别墅园林18处，如巴西大使馆附属绿地、菲律宾公使馆附属绿地及瑞士公使馆附属绿地等；其他别墅园林58处，主要为大学教授别墅及外国友人旅居别墅，如黄子濂公馆、黄孟虞旧居、吴贻芳旧居、拉贝故居、马歇尔公馆等。城市公园和公建附属绿地增长速度较快，分别增长了13处和37处，城市公园出现了第一公园、秦淮小公园、政治区公园等现代意义上的综合公园和中山陵等纪念陵园等类型。公建附属绿地主要增长类型为官署园林，增加了25处，如国民政府行政院附属绿地、国民政府交通部附属绿地、国民政府外交部附属绿地、国民政府考试院附属绿地等。传统私家园林和宗教园林增长近乎停滞，分别增长1处和6处。
该时期园林数量大幅减少，比前一时期减少103处，别墅园林占总数的78.5%，传统私家园林锐减至13处，仅占总数的1.9%。公共性园林方面，城市公园、宗教园林和公建附属园林都呈现减少趋势，其中宗教园林减少最多，由1913年-1937年的164处减少为61处。公建附属园林主要为校园园林和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后兴建的官署附属绿地。城市公园数量16处，第一公园、五洲公园、秦淮公园等综合公园在抗日战争中被破坏殆尽，仅存政治区公园，其余则为中山陵、灵谷寺阵亡将士公墓、廖仲恺墓等8处纪念陵园及莫愁湖、玄武湖、白鹭洲、狮子山等7处风景林园。
1840-1864年是南京近代园林的发轫时期，共有数量218处。最邻近指数R=0.551，表现为聚集分布。南京近代园林主要集中于城南花露岗、夫子庙、水西门及城西的盋山—乌龙潭。城北地区园林稀少，仅有鸡笼山南坡为高密集区。
图5 1840-1864年近代园林分布（作者自绘）
1865-1912年是南京近代园林的发展阶段，共有数量269处。与1840-1864年相比，公共建筑附属园林增加18处，宗教园林增加25处。最邻近指数R=0.614，集聚程度提高。城南花露岗、内桥及城西的盋山-乌龙潭成为三大集中区域。鸡笼山一带园林数量锐减，城北开始沿江宁马路沿线出现点状分布。
图6 1865-1912年近代园林分布（作者自绘）
1913年-1937年南京近代园林的全盛阶段，园林类型和数量都达到近代顶峰。其中，宗教园林160处，私家园林77处，别墅园林61处。最邻近指数R=0.612，分布出现显著的多点集聚分布态势。园林集中于城南花露岗、城西盋山-乌龙潭及城北山西路。分布区域由城南向城北扩散，城北颐和路、山西路、阴阳营成为全城聚集区域最高的地区。
图7 1913-1937年近代园林分布（作者自绘）
1938年-1949年是南京近代园林的衰落阶段，园林数量减少135处。最邻近指数R=0.620，集聚程度增加。1938年-1949年园林集中区域仅有城北山西路，城南园林数量急剧减少，城北园林数量首次超过城南。
图8 1938-1949年近代园林分布（作者自绘）
运用分形理论中的网格维数模型探究南京近代园林分布均衡性。统计出近代园林所占的网格数N(r)、每个网格中所包含的园林数Nij，并计算概率Pij(r)。对［N(r),k］和［I(r),k］进行拟合回归，获得南京近代园林的容量维数值（D0）和信息维数值（D1）。
图9 南京近代园林空间分布的网格维数测算数据（作者自绘）
南京近代园林发展四个阶段的容量维数值分别为1.3103（测定系数为0.9766）、1.3442（测定系数为0.9923）、1.4403（测定系数为0.9940）和1.3765（测定系数为0.9915），表明各时期近代园林分形特征明显。1913-1937年容量维数最大，表明近代园林开始由城南密集区向全城其他区域扩散，分布逐渐均衡。而其他年份容量维相似，且接近 1.0000，表明分布相对集中。从信息维来看，各时期的信息维数值分别为0.7429、0.7804、0.7665和0.7810均小于对应的容量维，表明近代园林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不等概率分布状态，分形结构较为复杂。
图10 南京近代园林网格维数双对数散点图（作者自绘）
4 城市化进程是如何影响南京近代园林类型和分布演变的？
清末，南京城厢人口主要集中于城南，城北人烟稀少。“大抵珠宝廊以南所谓城南之地，为古来秦淮市廛所在，商店居民，鳞次栉比；至鼓楼以北，大半荒芜，间有田园茅屋如村落而已”[33]。《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1853年夏，全城合计24.53万人。民国奠都之后，城市人口显著增加，据《南京人口志》记载，民国十五年（1927），南京城内395900人口[34]。再据“首都警察厅”1937年3月调查，南京人口达1019667人[35]，人口激增，导致近代南京城市化进程加快。从人口构成比例来看，全市从事服务行业和家庭仆役的占城市人口的21.97%，国民政府党政机关要员占7.08%。从人口分布区域来看，民国之后城北人口逐渐增多，但人口依然过于集中在城南。这种人口结构和分布直接影响了南京城市功能分区，促进了近代园林类型与分布的演变过程。
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在《中国工程科技进展：建国主义政府（1928-1937）》书中做出评价：“战前南京是中国第一个按照国际标准、采用综合分区规划的城市”。城南属于传统的商业及居民区，是私家园林和宗教园林集中分布的区域。城南利益盘根错节，无法轻易改造，为满足新建政府机关人员的居住需求，城北一带原本土地辽阔、人烟稀少，且风景雅致，被规划成为新式别墅区。古林寺、阴阳营一带前后建成1700户住宅，平均每户建筑面积超过400m2，平均建筑密度为20%，庭院绿化率达到65%。因此，1913-1937年，别墅园林主要分布于城北，且数量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城北五台山、江宁马路沿线被规划为文教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江南水师学堂等高等学府纷纷设立，公建附属园林较为集中，城市公园多依托城北、城西的风景名胜兴建。
城东明故宫地区被规划为“中央政治区”，一直至1935年，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政府既不准市民自由买卖，又不对其予以征收，导致该地区发展停滞。同时，中山东路两侧分布着营地、国防部、军队打靶场、陆军军官学校、军用机场等设施，除第一公园外几乎没有园林分布。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城市破坏严重，园林数量骤减。故而本文运用空间句法中的整合度指标，对城市路网结构与1840-1937年间的近代园林类型和分布的影响关系进行探究。1840-1864年，老城前景网络核心分布于城西南，南北为“老米桥-仓巷”“明瓦廊-评事街-彩霞街”，东西为“红纸廊-下街口-珠宝廊”和“土街口-大行宫”。该地区路网可达性较强，私家园林和宗教园林数量众多。1865-1912年，南京老城路网整合度核心逐渐东移。三山街-内桥大街-卢妃巷、太平路等街道可达性增强，跻身前景网络，成为南北方向的轴线，该时期近代园林分布区域由城南逐渐向城中、城北江宁马路沿线移动。1913-1937年，中央路-中山南路成为新的中轴线，路网整合度核心首次突破城南，向城北鼓楼一带偏移，使城市发展动力得以向北延伸。通达性较高的中央路、中山北路、中山东路出现众多公建附属园林和别墅园林。
综上可知，近代南京路网结构整合度核心逐渐北移，表明城北路网的可达性逐渐提升。通过标准差椭圆分析，南京近代园林的分布重心也由城南向城北移动，与路网整合度核心移动方向基本吻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图12）。为了更好地探究近代园林的分布与路网结构的关系，分析各时期新增园林附近200米缓冲区影响范围内的道路集成度。1840-1864年，近代园林200米缓冲区影响范围内的道路集成度平均值为0.7261，占整个时期路网整合度的前28.04%。而1865-1912年、1913-1937年新增园林200米缓冲区内的平均整合度均位于各时期道路整合度的前景网络之中，分别为前19.60%和18.05%。可见，近代园林分布位置均具有较好的可达性，城市路网结构对其分布具有重要影响。
图12 1840-1864年南京城市路网结构整合度与园林分布
（作者自绘）
图13 1865-1912年南京城市路网结构整合度与新增园林分布（作者自绘）
图14 1913-1937年南京城市路网结构整合度与新增园林分布
（作者自绘）
图15 1840-1937年新增园林椭圆分析图（作者自绘）
图16 近代园林缓冲区内道路整合度汇总表（作者自绘）
路网结构的完善，能促进城市片区可达性的提高。而近代南京市内火车、公交车、人力车等公共交通的出现，则进一步扩大市民出行距离，使得最不方便的地理区域与整个城市生活连为一体。城郊地区可以通过公共交通与传统城市核心新街口、夫子庙、太平路等地快速联系，缩短时空距离，客观上促使了近代园林，如公建附属园林、别墅园林及城市公园等有意愿远离城市核心区向城郊地区发展。
近代南京公共交通最早始于1907年修建的近代中国第一条城市轨道——南京市内铁路，它沿着下关、三牌楼、鼓楼、万寿宫等地区铺设。国民政府定都后，市内铁路每日增为30次，运行一趟约40分钟，极大的缩短了城南城北的时空距离[36]， 火车票价低廉，城南居民选择乘坐火车游览城内风景的意愿提升，1910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南京第一座近代西式公园——绿筠花圃均位于丁家桥站附近。公共汽车方面，近代南京最早的公共汽车路线开设于1927年，“由门帘桥，经花牌楼，转浮桥、成贤街、十庙口，出仪凤门至下关沪宁车站”[37]；振裕汽车公司时期，秦淮小公园便设有汽车停留处；1931年江南汽车公司时期，第2路车从夫子庙至和平门，设玄武湖站。第5路车的始发站就在第一公园，终于山西路住宅区②。西郊线、陵园线将莫愁湖、中山陵等城市公园纳入城市居民生活圈[38]。由于近代南京公共汽车起步时间位于民国奠都之后，故而选择1912-1937年新增的园林进行分析。对公交车站设置500米缓冲半径，可得401处近代园林位于10分钟步行辐射区域内，占新增园林75.38%，其中别墅园林有348处，私家园林8处，公建附属园林有27处，宗教园林14处，占新增园林79.27%、88.89%、69.23%和45.16%（图13）。
图17 近代南京公共交通站点与园林分布关系（作者自绘）
土地分级对近代园林的分布影响很大，从近代南京政府征收和土地买卖资料来看，城北、城东的中山北路、中山东路逸仙桥以东段以及城市边缘地带因原先人口、建筑稀少，地价相对低廉，首都各机关单位在这些地点征地时，涉及的面积往往都比较巨大，而原本人口、建筑稠密的城南，征地面积都相对有限。导致城北园林面积较大，以面状为主，别墅园林、城市公园、公建附属园林等数量众多；而城南园林以点状布局为主，主要类型为私家园林和宗教园林。
“地价低廉”成为近代园林选址的重要原则。民国之后，南京人口猛增，房租暴涨，地价也一路攀升。在1927年以前，南京每方土地一两元至十余元不等的价格，到了1927年后迅猛上涨。据1934年12月25日《申报》载：和平门外郭家桥每方要售1690元，中华路每亩值4000元，中山路每亩值万元以上。住宅区赤壁路每亩值5000元，油市大街每亩值2500-2,600元③。根据1928年南京城厢地价等值线图来看，民国南京新增园林集中于30元/每方丈以下，其中10-20元/每方丈数量最多，数量为267个，占新增园林的50.19%，20-30元/每方丈数量为106个。地价越高，园林数量越少，30元-200元/每方丈以上的地区，园林数量为112处，仅占园林数量的21.05%。且多为政府、大学等公建附属园林，而别墅园林、私家园林多位于地价相对低廉区域。
以近代南京城市化进程视角为切入点，揭示南京近代园林的类型与分布演进过程及背后逻辑。研究结论如下：
（1）南京近代园林经历了类型由少到多，分布由城南向城北扩展的演变。类型上，清末以私家园林和宗教园林为主，民国之后别墅园林和公建附属园林增多，城市公园数量较少且多依托于山水资源、古迹名胜而设立。分布上，园林空间分布上呈现不等概率分布状态，分形结构较为复杂。清末集中于城南花露岗、水西门及城西乌龙潭一带，而民国之后，分布重心开始向城北鼓楼、阴阳营及江宁马路沿线扩展。城东园林分布较少，近代园林南北方向扩展能力远大于东西方向。
（2）南京近代园林的演变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较大，符合近代城市文明建设的趋势。城市功能分区如住宅区、文教区的确立，直接导致别墅园林、校园园林的异军突起，而城东中央政治区和军事区的设立则阻碍了近代园林的东扩。城市路网结构的完善促进了城北地区的可达性，1865-1912年、1913-1937年新增园林的平均整合度均位于各时期道路整合度的前景网络之中。京市铁路等公共交通体系的建立，市民出行距离变大，使得城郊风景优美的地理区域与与整个城市生活连为一体。75.38%的近代新增园林，均位于位于公交车站10分钟步行辐射区域内。“地价低廉”成为近代园林选址的又一个重要原则。城北地区开发较晚，地价相对低廉，园林的面积相对较大。民国新增园林集中于30元/每方丈以下，以别墅园林、私家园林为主，地价在30元/每方丈以上的地区多为政府、大学等公建附属园林。
（3）园林的历史变迁与城市进程关系密切，对近代园林类型和分布演变进行剖析，可深入地认识城市绿地空间发展变化的历史特征与规律，探究近代园林与社会背景、土地权属及民众意识的关系，拓展城市绿地的研究视野。从城市化进程视角对南京近代园林展开研究，可直接为当代城市背景下的近代园林遗产保护红线划定、遗产旅游规划与旅游路线的组织安排、山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实践基础。本文系统构建了南京近代园林历史地理数据库，为近代南京园林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借鉴，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空间人文与历史GIS研究探索新视野。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致谢：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本研究成果所提供的帮助。
注释：
①官商文人所建的私家园林依年代划分虽属近代园林范畴，但内容与形式仍延续着古典园林传统。
②《江南汽车增辟二五两路》，《朝报》1934年4月30日，第二张第六版。
③杨德惠：《首都建筑概况（续）》，《申报》1934年12月25日。
参考文献：
[1]（民国）朱偰.金陵古迹图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255.
[2] 后藤朝太郎.支那の風景と庭園[M].东京：雄山阁，1928：4.
[3] 冈大路.支那庭园论[M].东京：彰国社，1943：136.
[4] 周向频,王妍.中国近代园林史研究范式回顾与思考[J].中国园林,2017,33(12):114-118.
[5] 朱钧珍．中国近代园林史（上篇）[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13-14．
[6] 张清海,张山峰,赵晨晔.基于空间句法优化的南浔近代私家园林空间特征研究[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45(06):209-216.
[7] 彭长歆,王艳婷.城外造景：清末广州景园营造与岭南园林的近代转型[J].中国园林,2021,37(11):127-132.
[8] 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J].城市史研究，2000(Z2)：127-153.
[9] 于静. 近代南京城市公园研究[D].南京大学,2013.
[10] 马晓,周学鹰.社会转型期园林的教化功能:以南京近代园林为例[J].建筑史,2014(01):118-123.
[11] 杨衡洲. 西学东渐视角下的南京近代园林探索与实践[D].南京工业大学,2018.
[12] 许若菲,王晓俊.近代南京城市绿地形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园林,2022,38(02):60-65.
[13]（清）莫祥之，（清）甘绍盘，（清）汪士铎等.同治上江两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79-84.
[14]（清末民初）陈作霖，（民国）陈诒绂.金陵琐志九种 上[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9-29，38-51，364-368.
[15]（清末民初）陈作霖，（民国）陈诒绂.金陵琐志九种 下[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361-373，440-460.
[16]（清）顾云撰；张增泰点校.盋山志[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1-12.
[17]（民国）胡祥翰撰；朱同芳，颜一平主编；卢海鸣副主编.金陵胜迹志[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61-89.
[18]叶皓著.佛都金陵[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69-111，160-175.
[19]杨新华，吴阗编著.南京寺庙史话[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88-140.
[20]邢定康，邹尚编著；曹路宝丛书主编.南京历代佛寺[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8：18-126.
[21]封野.南京佛寺叙录[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3-295.
[22]苏克勤，苗立军著.南京名人旧居 散落在大街小巷的流年碎影[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197-579
[23]卢海鸣，杨新华主编.南京民国建筑 图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3-519.
[24] 胡阿祥，范毅军，陈刚.南京古旧地图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249，262，283.
[25]贾祥云，戚海峰，乔敏主编；戴善邦，孙红卫，张云鹏，贾曼，王海生副主编.山东近代园林[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3，55-66．
[26]朱霞峻主编.中国无锡近代园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26.
[27] 朱蓉,王文姬.太湖鼋头渚近代园林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20.
[28] 张达，周宏伟，黄天锋，等.湖南省历史早期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山地学报，2020，38(05)：763-775.
[29] 胡美娟，李在军，侯国林，等. 江苏省乡村旅游景点空间格局及其多尺度特征.经济地理，2015，35(06)：202-208.
[30] Ayhan I, Cubukcu K M. Explaining historical urban development using the locations of mosques:A GIS/spatial statistics-based approach[J].Applied Geography,2010,30(2):229-238.
[31] 朱磊,李燕楠,胡静,周葆华,贾垚焱.国家森林公园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干旱区地理,2022,45(02):389-400.
[32] Atakara C, Allahmoradi M. Investigating the Urban Spatial Growth by Using Space Syntax and GIS—A Case Study of Famagusta City[J]. 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2021, 10(10): 638.
[33]（民国）中国科学社编；顾金亮，吴德广校注.科学的南京[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19.
[34]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市志丛书 南京人口志[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57.
[35] 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十年来之南京[M].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7：4.
[36] 周汉章.最新首都指南[M].上海：民智书局，1931：65.
[37] 南京特别市政府秘书处编译股编.南京特别市政府工作总报告[M].南京特别市政府秘书处,1930：81.
[38] 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新南京[M].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3：28.
南京林业大学园林图像史学研究中心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排版：陈艺槿、余梦玲、苏畅、唐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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