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高 | 南京及周边地区六朝墓葬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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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至6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西晋短暂统一外，中国大陆南北方分治，墓葬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有别的特征。其时北方政权之都城数有迁徙，而南方政权虽经历孙吴、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诸朝代的更迭，但都城则差不多一直在建康（孙吴称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作为京畿之地，南京及周边地区考古发现的六朝墓葬不仅数量众多，类型多样，且自成体系，演变轨迹清晰，对同时期南方其他地区的墓葬，乃至遥远的韩国公州宋山里百济王陵，都曾产生一定的影响。关于南京及周边地区的六朝墓葬，可探讨的内容甚多，因篇幅限制，本文主要在笔者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六朝墓葬考古的新发现，就墓地建筑、地下空间、葬祭设施等问题做一鸟瞰式解读。

因后世人为的破坏扰乱及自然损毁，南京及周边地区六朝墓葬的各类地面建筑多不易保存，在考古工作中一般也很难发现，故早年我们的认识仅局限于南朝陵墓的神道石刻。近十多年来，为配合六朝帝王陵寝课题研究及南朝陵墓石刻保护规划等工作的开展，我们先后对辖域内地貌保存较好的部分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所涉陵园区域进行过重点勘探与试掘，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在其他一些重要六朝墓葬的发掘过程中也有一些意外发现，这都为相关墓地建筑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料。

1.陵区、陵园与家族墓地

聚族而葬是六朝墓葬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就帝王陵墓而言，往往由两个以上的陵墓依照一定规律构成一个庞大的陵区。如吴都建业钟山之阳的蒋陵至少有大帝孙权和太子孙登两陵。东晋建康鸡笼山陵区、钟山陵区则分别葬有四座和五座帝陵。其中元帝建平陵、明帝武平陵、成帝兴平陵、哀帝安平陵葬鸡笼山之阳，康帝崇平陵、简文帝高平陵、孝武帝隆平陵、安帝休平陵、恭帝冲平陵葬钟山之阳。刘宋丹徒雩山的京陵以及建康钟山、岩山、幕府山等几个陵区也各有多座陵墓。梁文帝萧顺之建陵、武帝萧衍修陵、简文帝萧纲庄陵则集中分布于镇江丹阳三城巷一带。今南京尧化门、甘家巷及麒麟门地区则是萧梁宗室王侯陵区，至少分布着九座王侯陵墓，其中有五座已经过考古发掘。除了帝陵及宗室墓外，作为陪葬的功臣贵族墓，同样是各陵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各个陵园又相对独立。各陵园内，除了一个身份地位较高的主墓，其周围还有若干处于从属地位的家族墓。如甘家巷推定为梁安成王萧秀的陵墓旁有两座其家族墓， 白龙山推定为梁临川王萧宏的陵墓一侧约20米亦有一同时期墓葬。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其生母丁贵嫔的陵墓同在狮子冲的陵园，丁贵嫔的陵墓是这一陵园的主墓。甘家巷西梁始兴王萧憺石刻与其东侧约60米的一对南朝石兽同在梁始兴王陵园， 后者的墓主有可能是萧憺世子始兴嗣王萧亮，萧憺的陵墓是这一陵园的主墓。[1]

丹阳齐、梁陵墓位置示意图

陵地的选定，除聚族而葬及风水因素外，还要考虑墓主之间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一般来说，同一陵区或同一陵园内，血缘关系相近者大多相距较近。如东晋鸡笼山陵区晋四陵中的明、成、哀三帝是元帝嫡直系，即所谓“中兴正统”，故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陵区。而钟山之阳的晋五陵中除康帝外，其余四帝一系相承，以旁支继位，故另辟新的陵区以示血统上的区别。所以说血缘关系的亲疏尊卑是东晋鸡笼山和钟山两个陵区形成的根本原因。[2]刘宋几个陵区形成的原因大约也是这样。幕府山陵区内所葬的明帝和沈太后是母子关系。岩山陵区内所葬的孝武帝和路太后是母子关系，殷贵妃和始平王刘子鸾也是母子关系。狮子冲陵园所葬的梁昭明太子萧统与丁贵嫔，同样也是母子关系。同在甘家巷西梁始兴王陵园的萧憺与其世子萧亮，则是有袭爵关系的父子。

陵区内各陵之间，以及各陵园中主从墓之间，并非杂乱无章布列，而是按生前尊卑有规律地分布，一般以长者尊者居右为主。如东晋元、明、成、哀四帝系帝室正统，葬在都城右上首的鸡笼山之阳，而康、简文、孝武、安、恭五帝在东晋帝系上属旁支，葬在都城左下首的钟山之阳。又如丹阳三城巷推测为梁武帝祖父萧道赐陵墓、梁文帝建陵、武帝修陵、简文帝庄陵的四组石刻，从南至北按规律排列，萧道赐陵墓在建陵之右，建陵在修陵之右，修陵又在庄陵之右，毫不紊乱，其陵位正与他们的世系辈序完全吻合。[3]狮子冲陵园中东西并列的两座墓葬，东侧的M1墓主为昭明太子萧统，西侧的M2墓主为萧统生母丁贵嫔，这一陵位安排亦符合长者尊者居右的规律。[4]

象山东晋王氏墓地墓葬分布示意图

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地及孙吴家族墓地墓葬分布示意图

以上是就帝王陵墓而言，聚族而葬的世家大族墓地亦颇为相似。同一家族墓地之内埋葬的无疑是血缘关系十分亲近的支系，其排列有三种方式：一行排列式，典型者有仙鹤观孙吴家族墓地、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地等；前后排列式，典型者有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地、司家山谢攸家族墓地等；综合排列式，典型者如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地，自西向东划为几个不同墓区，南麓西段和中段两个墓区发现的八座墓葬又可划分为前后几排。家族墓地内各墓之排葬次序，虽存在长者尊者居右、居左、居前、居后等多种情况，但以居右多见。所谓居右，是相对于墓葬方向而言。若墓地南向，则以西为尊；反之，则以东为尊。如象山王氏墓地南麓西段和中段两个墓区中分列前后几排的墓葬，一方面明显前排时代早、辈分高，另一方面四个墓区自西向东又按时代先后分布，实际上仍以右为尊。西麓的七号墓时代最早，为东晋早期墓，墓主可能是王彬兄王廙。南麓西段的王兴之墓、王丹虎墓、王闽之墓，再加上已毁的王彬墓，时代稍晚，葬于咸康、升平年间。南麓中段的王仚之、王建之等墓时代又晚，葬于泰和年间。而夏金虎非王彬正室，又卒于更晚的太元十七年（392），故葬于更远的东麓。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就前后两排而言系尊者居后，但实际上后排的六号墓居西，前排的二号墓、三号墓在其前方的东侧，仍以右为尊，并且前排的这两座墓葬，西侧的二号墓主是东晋中期的高崧夫妇，东侧的三号墓主被推测是卒葬于东晋晚期的高崧子高耆，亦以右为尊。

2.陵墙、陵门、陵寝等建筑遗迹

六朝时期陵园的陵墙、陵门及陵寝等建筑，文献记载有一些线索，相关的遗迹在田野考古工作中也时有发现。

狮子冲南朝陵园勘探遗迹分布示意图

萧景墓园发现的以木竹编制的篱墙

陵墙在狮子冲梁昭明太子陵园、十月村梁吴平侯萧景石刻墓园都有发现。狮子冲的陵墙，系依凭地势夯土堆筑，位于园内两座墓葬的四周。复原后的陵墙近方形，南北长约180米，东西宽约160米，周长约680米，其北墙局部用石块垒砌。[5]萧景墓园的园墙系以木竹编制的篱墙，我们在其神道西侧的一条探沟中发现有成组分布的柱洞，与神道方向一致，部分柱洞内尚存半腐的木柱。这种木构园墙的功能，应近东汉帝陵所设的“行马”，是当时墓域的界标，亦可阻挡人马的侵扰，因竹木易朽，故难以发现。类似的篱墙遗迹亦见于萧憺墓石刻东侧的其嗣子萧亮之墓园。根据目前的发现，南朝帝王陵园至少有两重陵墙。内重陵墙近方形，在主墓四周，为土筑；外重陵墙呈长方形，在主墓前方的神道两侧，为篱墙。

北家边南朝陵园发现的陵门遗迹复原示意图

陵门一类遗迹，见于尧化门外北家边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埋藏区发现的大型砖构建筑遗存。这处建筑遗存位于陵园南端，距陵墓封土约800米。遗迹平面略呈长方形，由东西两座单体建筑基址构成，总长约29.3米，神道从其中部穿过，其前便是一对神道石柱。东西两座建筑基址之间为宽5.67米的门道，门道两侧墙体中部各发现一个大型柱洞，应是门柱所在。发掘者判断此遗迹应为墓阙。[6]笔者曾据其形制、结构，特别是门柱的存在以及神道从门柱间穿过等情况，认为它更有可能是此陵园的陵门遗存，其两侧原来是否连接有不易辨认的竹木篱墙则未可知。[7]

陵园内的寝殿等类建筑，称为寝庙、陵庙、坟庙、明堂等，当时上陵时所行的拜祭辞告之礼便在其中举行。这类与墓地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近年亦有发现，如2013年在狮子冲石兽前后及陵墙外东南侧发现的多处夯土基址，2005年上坊孙吴大墓东南约30米的建筑基址还出土有大量碎砖瓦以及26枚人面纹瓦当，[8]等等。

一般贵族墓地也发现有园墙、园门及祭祀类建筑遗迹。如2008年发掘的江宁梅家山东晋毛氏墓，其墓南50米处有一段石块砌筑的墙体，残存约15米，残高0.8米，应该是该墓地的园墙遗存。在其墓道前方的地面上还有一处砖石混砌的建筑遗迹，主体为砖砌基础，长约13米，宽2米，残高0.3米，中部有以青砖铺垫的石柱础，可能属于该墓地园门一类遗存。1998年在仙鹤观高崧家族墓地西北角勘探发现的一处长方形建筑遗迹，则当与墓地祭祀有关。

3.神道及神道石刻

墓前开设神道，神道两侧列置象征吉祥、驱灾避祸的石刻群，这一制度始自东汉。孙吴的高陵（孙坚陵）就有神道碑。《宋书·五行志五》载：“吴孙权太元元年（251）八月朔，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树二株，石碑蹉动。”《晋书·五行志下》有近乎相同的记载，唯曰“拔高陵树二千株”。晋武帝明令禁止石兽碑表，西晋帝陵没有发现此类神道石刻。关于东晋帝陵神道石刻，不仅史料未见明确记载，而且东晋陵前迄今亦未见任何神道石刻遗物出土。这大约是因为东晋陵寝延续西晋节葬传统的缘故。

但东晋时期人臣墓葬神道立碑却屡禁不止，碑文且以名家撰制为荣。《晋书·孙绰传》云：“（孙）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艺文类聚》卷45、46、47就辑录有孙绰所撰王导、郗鉴、庾亮、庾冰等人碑文。又，《景定建康志》《六朝事迹编类》等记载，至宋代建康周围尚见纪瞻、竺瑶、吕游等东晋神道碑存世。

东晋帝陵神道虽无石刻，但不排除有其他质地标志性建筑的可能。《宋书·五行志四》及《晋书·五行志下》都记有晋惠帝永康元年（300）震崇阳陵标破为七十片一事。两晋陵寝制度前后沿袭，东晋帝陵神道当然也可能有“标”这种建筑物。“标”既然从木，就有可能系用木制。直到刘宋前期，帝陵神道前仍对称设置“标”。《宋书·五行志四》记：“元嘉十四年（437）震初宁陵口标，四破至地。”《宋书·五行志五》又记：“孝武帝大明七年（463），风吹初宁陵隧口左标折。”

此外，东晋陵前可能还设有“凶门柏历”，或称“凶门柏装”，自天子至于庶人都可使用，且耗费惊人。这种建筑即树于神道之上，因主要是以木材和竹子制成，故易朽腐。《晋书·元四王传》说：“今天台所居，王公百僚聚在都辇，凡有丧事，皆当供给材木百数、竹薄千计，凶门两表，衣以细竹及材。”它的形状和制法，根据何汉南先生的研究，是用许多大的圆木聚成圆柱形，下部用刳成两半的竹片背面反贴于柱表，上部留出圆木原形，并以大绳束缚，下端再插入基座内，使其不会散乱倾倒。[9]“凶门柏历”与前述帝陵神道上的“标”似有某种联系，后者可能是“凶门柏历”的简化形式。它与南朝陵墓神道石柱亦有相似之处，后者外表雕饰20—28道隐陷直刳棱纹（束竹纹）及绳辫纹等，显然就是仿自竹木制“凶门柏历”的造型和装饰。

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已成为陵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朝陵墓多依山麓、山腰筑就，神道均在陵前平地上，这可能是当时葬制使然。一般来说，神道石刻与其尽头的陵墓基本在一条中轴线上。已发掘的南京及丹阳两地的齐梁帝王陵墓，与其前神道石刻多相距500—1000米。南京狮子冲新发现的梁昭明太子萧统墓与其前方的一对大型石兽相距仅约350米，是目前所知南朝陵墓神道之最短墓例。其两兽之间的神道南北向，土筑，宽16.93米，两侧有以丁砖锁边的路牙。类似的神道遗迹近年在梁建安侯萧正立墓地也有发现，其神道宽约3.8米，两侧有路沟。[10]

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从宋至陈皆有发现，而以萧梁一代保存最多，品类最全。多数陵墓神道对称分布三对石刻，依次为石兽、石柱（或称华表、表等）和石碑。梁文帝建陵、安成王萧秀墓、始兴王萧憺墓神道石刻有四对八件，其中前者多出石础一对，后二者多出石碑一对，应视为特例。石兽可分为独角的麒麟、双角的天禄和无角的辟邪三类，其间有等级差异，帝陵等级的石兽有角，王侯等级的石兽无角。除了以上常见的几类石刻外，据文献记载及早年的考古发现，最近我们又确认南朝陵墓神道石刻至少还有石人、石虎、石羊三类。

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位置示意图

4.封土

从吴末帝孙皓为左夫人张氏“大作冢”的记载看[11]，孙吴陵墓应该有高大的封土。2005年发掘的江宁上坊孙吴大墓，虽经多次盗扰，但墓上仍存厚0.96米的封土，其土质坚硬，似经夯筑。考古发现可以证实，包括象山王氏家族墓在内的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墓葬，墓上多有高低不等的封土。东晋诸陵则多承袭洛阳西晋帝陵“不封不树”的传统，《建康实录》即记东晋各陵皆“阴葬不起坟”，《晋书·刑法志》亦称其时“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只有葬在幕府山陵区的穆帝永平陵明确记载起坟，坟“周四十步，高一丈六尺”。

至南朝，帝王及一般贵族墓葬仍以起坟为常。《建康实录》记载了宋、陈四陵封土的情况：宋武帝初宁陵“周围三十五步，高一丈四尺”，宋文帝长宁陵“周围三十五步，高一丈八尺”，陈武帝万安陵“周六十步，高二丈”，陈文帝永宁陵“周四十五步，高一丈九尺”。其封土高耸，以体现皇权之威严。上述记载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南朝帝王陵墓多有圆形或椭圆形的高大封土。丹阳胡桥吴家村大墓封土南北长28米、东西长30米、高达8米，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大墓封土周长141米、高约10米，都超过了文献记载的南朝陵墓封土的高度。白龙山北麓的梁临川王萧宏墓，历史上虽曾遭大规模破坏，但发掘前封土仍存高约3米。比较考究的封土外围还有砖砌护墙。如2010年发掘的安德门外南京警犬研究所南朝墓，发现的护墙砌筑规整，保存基本完好，呈弧形包砌于椭圆形的封土前部及两侧，砌砖共20层，高0.95米，东西相距3.6米。[12]

地下空间是墓葬的核心本体，是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内容。根据构筑材料的不同，南京及周边地区的六朝墓可以分为土坑墓、土洞墓（洞室墓）、砖室墓、瓮棺墓几类。其中土洞墓、瓮棺墓目前仅见于镇江花山湾、丁卯小窑湾等地，在南京地区还没有发现。土坑墓在当时虽数量很多，但不易发现，或即使经过发掘，其成果也难以报道。就笔者掌握的南京草场门、南航旧实习机库工地发掘的土坑墓的资料看，其规模都不大，长2—3米，部分墓底铺砖，亦见设砖砌祭台的现象。毫无疑问，土坑墓对全面研究六朝丧葬礼俗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因受材料限制，其面貌一时还不太可能搞清。因此之故，笔者以砖室墓为例，介绍其地下空间的基本情况。

1.墓坑、墓道与排水沟

南京及周边地区六朝砖室墓的地下空间一般由墓坑、斜坡墓道、排水沟和砖室等部分组成。墓坑在封土之下，一般依地势和砖室形状开挖。坑壁多内收，梅家山东晋毛氏墓墓坑内发现有四层内收台阶，则极为罕见。坑内填土多夯筑，上坊孙吴大墓墓坑的填土上部还设有三层碎石层，用于防盗。

梅家山东晋毛氏墓墓坑内的内收台阶

大中型墓前多设斜坡墓道，近封门墙的一段墓道底部或为平底，并以单砖铺地。马鞍山当涂天子坟孙吴大墓及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地1号墓的墓道底部均发现有因墓主先后入葬而形成的上下两层斜坡坡面之现象。墓道内填土多为夯筑，梅家山东晋毛氏墓斜坡墓道中填筑有25层碎石用于防盗。该墓及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地的6号墓在斜坡墓道两侧还发现有内收台阶。众所周知，在墓坑及斜坡墓道侧壁设置内收台阶是洛阳地区大型魏晋墓的普遍现象，在南京地区并不多见，推测乃受洛阳地区的影响。 

排水沟分墓内、墓外两部分。墓内部分在甬道或墓室前部、后部砌出方形窨井，井口放置陶、铜制漏水板。墓内积水通过漏水板及铺地砖下砖砌孔槽泄出墓外排水沟中。墓外部分一般开挖于墓前斜坡墓道底部中央，或偏于一侧。当涂天子坟孙吴大墓排水沟开挖于砖室一侧，则比较特殊。排水沟底部多砖砌，中间留有泄水孔。也有瓦管状排水沟，多见于孙吴、西晋墓葬，东晋时期已少见。排水沟长短不一。上坊孙吴大墓总长达326米，为明沟和暗沟相间开挖，墓前27米为明沟，之后每隔2.5—8.7米的一段明沟后，就有一段长1.5—2米的暗沟，暗沟从明沟的底部两端向中央掏挖，以减少劳动量。这种明沟与暗沟相间挖掘的现象亦见于梅家山东晋毛氏墓，其明沟内一侧还设有便于上下的台阶。家族墓地的排水沟，有各墓单独设置的，也有互相联通的。如仙鹤观孙吴家族墓地勘探发现的六座砖室墓很整齐地由西向东分布，墓前均有斜坡墓道和排水沟，并通过一条东西向的排水总渠把各墓之排水沟连接在一起。通过对其中四座墓葬排水沟及排水总渠的解剖表明，墓前排水沟一般偏于斜坡墓道东侧，底部有砖砌排水孔道，而排水总渠底部则埋设相套接的筒状瓦管，愈向东总渠愈深，形成一定的高低落差，以利排水。这一完整的墓地排水系统，揭示出这处家族墓地曾经过统一的规划和设计。

梅家山东晋毛氏墓明沟与暗沟相间挖掘的排水沟

2.砖构墓室

根据墓室数量的不同，六朝砖室墓可以分为多室墓、双室墓和单室墓三种类型。砖室前有封门墙，墓壁多以三顺一丁或四顺一丁组砖砌筑，中型以上墓葬墓壁外侧还砌有挡土墙。墓底铺砖，多前低后高，中央高两侧低，以利排水。多室墓、双室墓多见于孙吴、西晋时期。多室墓数量不多，但规模较大，多为横列式，由甬道、前室、并列双后室等部分构成，或由甬道、前室、后室及侧室等部分构成。纵列式仅见于江宁上峰张府仓村两座吴晋墓，由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及连接各室的过道构成，其中一座在后室一侧还有一个小耳室。多室墓因属多人合葬性质，故与双室墓比较既不反映时代早晚，也与等级制度无关。

上峰张府仓村M4、M5全景

双室墓数量较多，最常见的是平面呈“吕”字形的前后室墓。部分双室墓前室、后室一侧或两侧带有短小耳室，或不仅前室附耳室，甚至甬道两侧亦附耳室。还有一类数量较少，虽仅一个主室，但一侧有较大侧室，如南京郭家山永安四年墓等。板桥杨家山西晋墓由两个并列的“凸”字形单室构成，中部以过道相连通。双室墓墓主既有二千石的太守一类高官，也有无职的大男黄甫，说明其类型和墓主职官的高低没有必然的联系。需要说明的是，多室墓、双室墓的甬道、墓室一侧或两侧附加的小型耳室似乎与墓主的身份等级关系不大，但近年江宁上坊、当涂天子坟发掘的两座孙吴时期大型双室墓墓室两侧所附的大型耳室应该与墓主的身份等级相呼应，前者前、后室的两侧共附四个对称的大耳室，其墓主推测是吴末帝孙皓晚期的一位宗室之王；后者前室两侧有两个对称的大耳室，其墓主推测是吴景帝时期的一位宗室之侯。

单室墓分为甬道居中的“凸”字形、甬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和不设甬道的长方形三类，后两类规模都不大。“凸”字形单室墓数量多，规模不一。孙吴、西晋时期其甬道较短，墓室、甬道一侧或两侧常附耳室或侧室。东晋以降，“凸”字形单室墓已成为南京地区砖室墓的主流，其甬道普遍较此前要长且高，墓壁外弧及墓室中后部铺设砖砌棺床者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南大北园东晋早期墓是个例外，它的近方形主室一侧还附设一“凸”字形侧室。南朝时期，“凸”字形单室墓绝大部分有砖砌棺床，其侧壁和后壁外弧的现象越来越多。被推定为陈宣帝显宁陵的南京西善桥罐子山大墓墓室侧壁和后壁外弧严重，使整个墓室近似油瓶状。至南朝晚期，还出现一种在甬道两侧附设小耳室的新墓型，如东善桥南朝墓、西善桥陈黄法氍墓即是。

 “凸”字形单室墓中比较特殊的是砖柱墓。砖柱墓仅有个别墓例，所知如江宁滨江开发区15号路的两座东晋墓，在墓室四角砌有4个砖柱。[13]麒麟门外灵山和西善桥油坊村的两座南朝晚期墓，在墓室侧壁及后壁砌有多垛砖柱。[14]这种砖柱墓不属于南京地区固有传统，有着明显的长江中游地区六朝墓葬色彩。此外，江宁街道胡村南朝墓后壁的形制也不太寻常，其中部砌有两座凸出的并列塔形结构。[15]相似的双塔形后壁结构，还见于西善桥第二砖瓦厂南朝墓，只是保存不太完整。[16]这是佛教信仰深度影响南朝墓葬建筑的重要墓例。

胡村南朝墓后壁的双塔形结构

其墓顶有叠涩顶、券顶、穹窿顶三种，叠涩顶仅见各时期的小型墓葬。券顶是最为多见的结顶方法，甬道、过道、耳室、侧室等非主要空间均为券顶。穹窿顶有两种：一种为“四面结顶式”，或称“四边券进式”，从四边向中间平行券进，使四角向中心形成接缝，顶中部为一平面，四边则为带弧度的斜面，从剖面看，整个顶部呈梯形；一种为“四隅券进式”，具体砌法又有多种，常见的一种乃以三顺一丁组砖两组或三组砌成一段基墙，基墙之上由中部用砖侧立斜砌，接缝的地方呈倒“人”字形，前部则由甬道（过道）里口顶部用砖侧立向上斜砌，整个墓顶为四组侧立斜砌倒“人”字形砖合为一体。其中前者不多，主要流行于孙吴、西晋时期，属于东汉以来南方砖室墓穹窿顶之传统。后者数量多，较为常见，在南京地区流行于孙吴中期到东晋前期，周边的镇江、马鞍山地区直到东晋晚期仍可见这种墓顶，其最晚墓例则是近年浙江杭州小横山发掘的多座南朝晚期墓。[17]值得一提的是，上坊孙吴大墓及当涂天子坟孙吴大墓的前室顶部还发现了大型覆顶石，前者内面的中央方框内雕有神兽纹（或称为羽人）。同类遗物不见于其他墓葬，应为孙吴时期高等级墓葬所特有。

颇具时代及地域特点的墓葬设施，还有石门（木门）、灯台、灯龛、直棂假窗等。石门在孙吴、两晋及南朝墓葬中都有发现，是标明身份的高等级墓葬设施。孙吴、西晋时期的石门仅见于上坊孙吴大墓、马鞍山朱然家族墓、马鞍山宋山墓以及宜兴周墓墩M1、M4等大型贵族墓。上坊孙吴大墓与朱然家族墓石门设于封门墙内的甬道前部。宋山墓设有两道石门，分别位于甬道与前室、前室与过道的交接处。周墓墩M1的石门则位于甬道的中段。东晋墓葬的石门仅见于铁心桥马家店及马鞍山林里两例，皆设于甬道中部。南朝高等级的帝王、宗室王侯及一些重要异姓功臣墓甬道中部设有一道或两道石门，其门额多浮雕仿木结构的人字拱。近年发现的灵山北麓大浦塘村南朝墓及狮子冲两座南朝墓的石门门柱、门扇、门额上均有极为精美的线刻图案。木门仅见于东晋、南朝墓，皆设于甬道中部，东晋墓比较多见，一些大中型墓葬见设一道或两道木门。木门虽易朽毁，但可见装设木门之孔槽。江宁下坊村东晋墓甬道内曾发现两扇保存完好的木门，可为证明。[18]南朝木门见于刘宋早期墓及将军山等个别南朝晚期墓例。需要说明的是，东晋、南朝墓葬木门或石门的多少可以反映墓主的身份等级。考古发现已经证实，疑为帝陵的三座东晋大墓甬道中皆设两道木门，推测为帝陵等级的六座南朝大墓甬道中皆设两道石门，而一般宗室王侯或高等级贵族墓甬道中多仅设一道木门或石门。

狮子冲M1第二重石门门柱上的线刻图案

灯台与灯龛是墓内的照明设施，灯台见于孙吴至东晋早期墓葬，一般在墓室拐角处的墓壁中部伸出半砖，称为羊角砖灯台，其上可供放置瓷质灯盏。其后至南朝晚期一直流行在墓室的侧壁和后壁中部设置“凸”字形、长方形灯龛，以前者常见。南朝中晚期的部分大型墓葬还设置一种火焰形灯龛，从种种线索来看，其墓主不少与宗室相关。这些火焰形灯龛还见于杭州小横山南朝晚期墓、韩国公州百济武宁王陵及宋山里6号坟，可见其影响之大。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不少灯龛内都发现有燃烧痕迹的瓷质灯盏，可以确证其功能。除了这种简易的灯台、灯龛外，2005年发掘的江宁上坊孙吴大墓，在其前、后室四角的墓壁中部各嵌置一件大型牛首形石刻，同类设施再次出现于2015年发掘的当涂天子坟孙吴大墓的前室四角。这种墓葬设施颇疑源自东汉，南阳第二化工厂21号画像石墓的墓室四角承托券顶的横梁上就嵌置有4个朝向墓室的石刻兽头。发掘者认为它起“引导穹隆券顶的向心作用”，实际上从上坊孙吴大墓一件牛首形石刻上端壁面的烟熏痕迹看，也可能是搁放灯具的灯台。因为这类设施目前仅见于江宁上坊及当涂天子坟两座孙吴大墓，颇疑为孙吴高等级宗室墓所专用。

江宁上坊孙吴大墓（左）、当涂天子坟孙吴大墓（右）前室四角的牛首形石刻

直棂假窗是模仿地面住宅窗棂结构的一类设施，最早出现于板桥杨家山等西晋晚期墓，流行于东晋、南朝时期不同类型与等级的墓葬，一般在墓室的侧壁与后壁中部砌设3个或5个，直棂的数量则有多少之别，其上往往配置“凸”字形或火焰形灯龛。由于直棂假窗与其上灯龛的组合极少见于同时期的其他地区，笔者曾经将它列为典型“建康模式”六朝砖室墓葬的核心元素。这一模式在建康以外的湖北武昌何家大湾南齐永明三年（485）刘觊墓[19]、韩国公州百济武宁王陵及宋山里6号坟等墓葬的应用，可以视为南朝都城墓葬文化对外的强势传播与输出。

3.墓内装饰

六朝时期南京及周边地区流行在墓砖上刻印各类图案以装饰墓葬。其中在单一砖面刻印几何、植物纹饰者称为花纹砖，在单一砖面刻印人物、动物图像者称为画像砖，由两块以上砖面拼砌成人物、动物、植物等图案者称为砖拼壁画。

其中花纹砖分打印、刻画和模印三类，以模印数量最多，题材最为丰富，时代特征最明显，主要为阳线刻。孙吴、西晋墓葬流行的纹样，主要有网纹、菱形纹、对角线纹、钱纹直线组合纹、蕉叶纹等。东晋及南朝刘宋时期，各类花纹砖明显减少。南朝中晚期几何纹样有钱纹、菱形纹、折线三角纹、网纹钱纹组合等，莲花、忍冬纹数量大增，尤其是莲花种类多样，莲花纹与其他纹饰的组合更是变化多端。此外，还有与佛教题材相关的供花、供果等图案。

画像砖中偶见打印或刻画的人面纹、鱼纹等图像，余均为模印，有阳线刻、浅浮雕、高浮雕三种。孙吴、西晋以阳线刻为主，动物图像有虎纹、鸟纹、鱼纹以及朱雀、玄武、龙、凤等神怪动物，人物图像有人面纹。东晋及南朝刘宋时期仍以阳线刻为主，但浅浮雕以及浅浮雕与阳线刻相结合的形式增多。阳线刻主要有兽面纹、龙纹等，浅浮雕可以镇江东晋隆安二年（398）墓出土的54幅10种画像砖为代表，有四神、兽首鸟身、人首鸟身、兽首人身、兽首噬蛇、虎首戴蛇等。南朝中晚期模印画像砖数量大增，三种表现形式都达到了艺术顶峰，特别是高浮雕被广泛使用。动物图像皆为祥禽瑞兽，有四神、人首鸟身、兽首鸟身、狮子、麒麟、凤凰、神兽等，人物图像有男女侍从、文官武将等，有反映佛教内容的佛像、男女供养人、飞天等。

根据规模不同，砖拼壁画可分为小幅和大幅两种。所谓小幅是指用几块画像砖拼砌成小幅壁画，最早见于南京迈皋桥东晋永和四年（348）墓。墓内出有一幅“虎啸山丘”砖拼壁画，模印于3块砖的端面。又见一幅砖画模印在2块砖的侧面，为修长之龙形，并榜题“龙”字。[20]拼砖数量的增多自然扩大了画幅的面积，从而可以表现更为复杂的内容。这种小幅砖拼壁画一经产生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直沿用到南朝晚期，并发展为浮雕形式。例如常州田舍村、戚家村南朝墓出土的车马出行、凤凰、龙、虎、狮、飞仙等砖画[21]，多由3—7块画像砖拼砌而成。大幅砖拼壁画指用数十块以至上百块画像砖拼砌成大幅阳线刻壁画，装饰于整个砖室内壁，气魄宏伟。目前所知南京、丹阳两地有九座南朝中晚期大型墓葬使用这种大幅砖拼壁画，其题材有“日月”“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羽人戏龙”“羽人戏虎”“狮子”“骑马车队”“仪仗出行”“飞天”等。其中大幅砖画拼砌完整的墓葬皆被推测为帝陵等级，而近年在石子岗、铁心桥小村发现的两座南朝墓中虽有“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等类画像砖，但并没有拼砌完整，其墓主可能是当时有特殊背景的宗室中级别较高的人物。

西善桥宫山南朝墓“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大型砖拼壁画

除以各类花纹砖、画像砖、砖拼壁画装饰墓壁外，南京及周边地区个别大型南朝墓还见有彩绘壁画的痕迹。如丹阳胡桥、建山两座被疑为南齐帝陵的大型南朝墓甬道口外均发现有彩绘壁画，以青绿色为底，用红、白、蓝三色彩绘四神或龙凤一类图案。不过由于潮湿暴露，彩绘多已剥落或褪色。甬道内左右两壁嵌砌的“狮子”砖拼壁画表面亦涂彩色，耳、眼、鼻、舌涂红色，两颊涂白色。建山金家村墓墓室内嵌砌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拼壁画局部亦尚遗存彩绘，如树木和乐器都用红彩涂绘，两墓一些花纹砖上亦曾涂彩。此外，南京西善桥发现的陈义阳郡公黄法氍墓室内壁先涂一层厚约5厘米的石灰层，其上亦见有断断续续的以红、黄、绿等色彩绘的壁画，惜因漫漶，内容不得而知。同样现象据说还见于灵山大墓和西善桥油坊村大墓。由此可知一些大型南朝墓曾流行彩绘壁画，甚至一些模印画像砖和花纹砖亦曾着色装饰。南京象山、老虎山等部分东晋砖室墓内壁曾见有涂施石灰的现象，我们甚至怀疑其上原来可能也有彩绘。

1.葬具

已经发现的六朝葬具有木棺与棺座。南京地区土壤酸性极重，地下水位高，木棺多朽腐无存，仅遗部分铜铁质棺钉。所幸大光路孙吴薛秋墓[22]、江宁上峰张府仓东晋墓、江宁下坊村东晋墓出土的木棺保存完好，江宁上坊孙吴大墓、江宁官家山西晋墓[23]、仙鹤观东晋墓出土的木棺虽不完整，但基本可以复原。如上坊孙吴大墓发现的构件经过拼对为三具木棺，其中两具稍小，侧板、底板和棺盖均为整木挖制；另一具较大，非整木挖制，各构件之间用榫卯连接。薛秋墓、下坊村东晋墓出土的木棺棺盖、左右侧板、头足挡板及底板亦皆用整木做成。前者除棺盖用铁钉固定外，余用榫卯连接，外饰黑漆，内涂朱砂，棺底置长方形七星板，上有14个菱形孔。后者内外髹红漆，使用铜棺钉连接各部分，棺内以一块木板把木棺分隔成头箱和棺室两部分，大部分随葬品集中放置头箱内。这种随葬品成组出自棺内头侧的现象，还见于官家山西晋墓及老虎山、象山东晋墓等，可见棺内设置头箱在当时很流行。棺内骨殖保存情况同样不好，大多仅见遗痕。据下坊村东晋墓等极少数保存较好的墓主遗骸分析，墓主入葬系仰身直肢，头向墓门。合葬于一室的夫妇，男性居右，女性居左，与家族墓地内各墓的排葬规律一致。

下坊村东晋墓出土的木棺

垫棺的葬具为棺座。孙吴、两晋时期的棺座并不普遍，木棺多直接放置墓底或棺床之上，仅个别墓葬在墓底前后各铺置一道长条形的砖搁以承棺。高等级的墓葬则发现有石棺座，迄今发现有两个墓例。其一是上坊孙吴大墓，该墓后室后部发现三组六件石棺座，分前后两排整齐排列。其中前排的三件石棺座保存完好，均凿制规整，长1.46厘米、宽24—26.5厘米、高26厘米，两端雕凿有虎首和虎的前蹄，出土时两端虎首相对。后排的三件石棺座遭不同程度破坏，中间的一件亦雕虎首。其二是上坊沙石岗孙吴天册元年（275）墓，该墓后室后部两排对称分布的四根“凹”形条石，即为搁置棺木的石棺座。[24]此类石棺座仅见于这两座孙吴大墓，可知是具有较高身份的孙吴贵族所能拥有的特殊墓葬设施。大约从刘宋中期开始，一些大中型墓葬的墓室砖砌棺床上始见有石棺座。石棺座一般以两块厚大的长方形石板前后相拼而成，部分石棺座的表面及侧面尚存成排分布的乳丁痕迹。根据石板的数量，可以了解是合葬墓还是单人葬。

上坊孙吴大墓后室的石棺座

2.墓祭设施

墓祭是古代丧葬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考古工作证实，南京及周边地区六朝墓祭现象比较普遍，在墓地建筑及地下空间都有发现。地下空间的墓祭又分砖室内及封门墙外的墓道中两种情况。

砖室内的墓祭可明确多以祭台为相关设施，祭台在各时期不同类型的墓葬中占比较高，用于祭祀的物品就置于祭台之上。其中孙吴、西晋墓葬多设砖砌祭台，双室墓大多设于前室，所见仅尹西村西晋墓等祭台设于后室近门处。[25]单室墓则设于墓室前部。祭台以多层墓砖砌筑，平面呈长方形或近方形。合葬的砖室墓，既有像大光路孙吴薛秋墓这样夫妇共用一个祭台的，也有分设祭台的，如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及朱然家族墓均在前室左右两侧各用两层砖砌出祭台。

砖砌祭台在中小型东晋、南朝墓葬中仍有发现，不过一些大型东晋墓似乎以特制的陶案作为祭台使用。如象山M7是一座大型穹窿顶单室墓，尽管墓内没有出土能够明确墓主身份的墓志，但此墓保存完好，墓内积土仅8—15厘米，随葬遗物大多保留了入葬时的原始位置，因而可以通过随葬品分布、类别来探讨墓主数量、性别、棺位及部分遗物的用途。发掘简报据此推断墓室内东西纵陈三具木棺。中央见有铜刀、玉带钩、铜弩机等代表男性身份的遗物，当置男棺。左右两侧均见金银钗、簪、金铃、玛瑙、琥珀、水晶珠及釉陶小壶等代表女性身份的遗物，当置女棺。墓室前部居中稍偏有一件大陶案，出土时上置陶凭几、陶盘、陶耳杯、陶砚、瓷香熏、瓷唾壶各一件，毫无疑问其功能就是祭台。[26]南大北园东晋墓就更为典型。根据能够体现性别特征的铁刀、剑、金饰片、棺钉等随葬品位置，发掘简报推断主室后半部偏东置男性棺木，主室后半部偏西置一女性棺木，侧室所葬可能是另外一个女性。该墓内总计发现六件陶案，大、中、小型各两件。其中甬道中发现一件中型陶案，侧室甬道口发现一件中型陶案，主室前半部发现两个小型陶案，主室西南角和东北角各发现一件大型陶案。这些陶案出土时其上及周围放置有多种陶瓷器物，如凭几、盘、耳杯、果盘、砚、熏、唾壶、盆等，可证作为祭台使用。[27]因为这是一座合葬墓，这六件陶案当与多人先后入葬的多次墓祭相关。

象山M7平剖面图

至南朝，大中型墓内则以设近方形石祭台为常，亦置于墓室前部的砖砌棺床之前。合葬墓中的两个墓主或共用一个祭台，或各设祭台。这种石祭台以往发现较多，但因受条件限制，其完整结构并不清楚。近年，江宁谷里杨村M4、西善桥岱山保障房项目M3、灵山北麓大浦塘村M1等南朝墓出土的石祭台及相关设施保存完好，为我们复原其形态提供了可能。这些祭台皆石灰岩质，台面呈横长方形，其左右及后侧多设5个凹槽，规模大一点的台面上有6个凹槽，凹槽内可按插带榫卯的小型石屏风，其前方凿有长条形凹面。祭台下设四蹄形足。祭台外四角还各配置1个半圆形石帐座，可知祭台上原来还张挂有帷帐，但帷帐及木构帐杆等均已不存。这种三面围护小屏风的石祭台，与同一时期北朝墓葬出土的围屏石榻形制相似，应该就是相关南朝文献记载的“石屏风”，是专用的一类墓祭设施。

灵山大浦塘村M1出土的石祭台台面

西善桥岱山保障房项目M3出土的石祭台

斜坡墓道中的祭祀乃封闭墓室后在封门墙外举行，墓祭的设施虽然目前没有发现，但有一些相关的现象。如南京仙鹤观四号墓、镇江金家湾东晋墓[28]等封门墙外斜坡墓道底部曾发现有青瓷盘口壶、唾壶等遗物。梅家山东晋毛氏墓在墓道填土中出土一件青瓷盖罐，罐内发现青灰色、红色的晶状物。象山9号墓王建之夫人刘媚子的一件砖刻墓志亦出土于墓道填土中。[29]这些现象一般认为可能与墓祭有关。由于过去六朝砖室墓封门墙前墓道部分大多未予正式清理，因此，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现在不得而知。

南京警犬研究所南朝墓平剖面图

地面上的墓祭在陵（墓）园内的享祭建筑中及墓前举行。如前所述，享祭类墓地建筑遗迹已有发现，因多未正式发掘，或因保存不佳，具体的墓祭情况还不太清晰，但墓前的祭台近年在安德门外南京警犬研究所南朝墓则有揭露。该墓在封土护墙之前的斜坡墓道之上设砖砌祭台，由近方形的台面和台阶两部分构成。台面东西长2米、南北宽2.7米，中部平铺一层人字形砖，四周以立砖锁口。台面前方有三层砖砌台阶，台阶宽0.7米。这一考究的砖砌祭台，显然是为一般的岁时常祭而设置，与前文介绍的墓内祭祀及墓门前的墓道祭祀颇不相同。值得注意的还有，该墓封土、祭台所呈现的前方后圆的平面形态，与日本古坟时代常见的前方后圆类古坟有某种相似之处，其间的联系有待进一步分析。

附记：2019年8月21日至24日，受韩国文化遗产管理部门之邀，笔者参加了由加耶古坟群申遗推进团组织的“加耶古坟群比较研究”中韩专家研讨会及相关实地考察。本文在此次研讨会发言稿的基础上做了修改完善。

作者简介：王志高，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南京学研究》，南京出版社2020年版，第41—64页。

文 | 南京学研究

版 | 吴小七

校 | 吴小七

监制 | 徐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