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里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故事原型发生地。
1937年12月，程瑞芳就是在这里把自己在安全区里看到的一切写进日记里，
日记的第一页，她写的是："今日日本人来拉夫，拉去当兵，有的拉走了，有的跑掉了，被抓住的就不得了。"
这就是南京沦陷后第四天的样子。
程瑞芳的日记
程瑞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舍监，负责管理女生宿舍。南京沦陷后，她和魏特琳一起照顾收容所里的妇女和儿童。
她从12月17日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1938年5月。
日记里记录的内容，是从安全区内部看南京大屠杀：日军每天进入安全区抓人，强奸妇女，抢劫财物；国际委员会反复向日本使馆交涉，日方每次都承诺处理，但第二天日军照样进来。
1938年1月28日的日记里，程瑞芳写了日军抓走大批青年男性的事件："日本人来拉夫，拉去当兵，有的拉走了，有的跑掉了，被抓住的就不得了。"
这一句话里的"不得了"三个字，是程瑞芳对死亡最克制的表达。她没有写"被杀"，但每个看到这三个字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日记原件后来被带到美国，1957年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友会出版。书的扉页上写着四个字：勿忘历史。
程瑞芳后来随金陵女大迁至成都，1946年回到南京，1979年去世。她的日记，现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展出。
传出去的真相
南京沦陷后第三天，1937年12月15日，美国记者斯蒂尔从南京发出一篇电讯，刊登在《芝加哥每日新闻》上。
这是西方世界最早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报道的电文很短，只有几百字。但它是第一手见证。它把南京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世界。报道里，斯蒂尔描述了他在江堤边看见的三百名中国人被集体处决的场景。
传教士查尔斯·马吉用一台16毫米摄影机偷偷拍摄了南京城内的实际情况。马吉在金陵大学附属医院做干事，他的摄影机原本是用来记录安全区生活的。但在12月里，他用它拍下了尸体遍地的街道、被破坏的房屋，以及那些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场面。
马吉在东京审判时出庭作证。法庭专门播放了他的影片。马吉说了一句话："我所拍摄的，远不能反映当时南京的真实情况。"
这些影像后来被剪辑成四部短片，由德国人克拉贝带出南京，在国际上公开播放。
田所耕三的证言
田所耕三是日本第16师团步兵，上等兵。他所在的第16师团参与了南京郊外的屠杀行动。
东京审判时，田所耕三作为证人出庭。
他叙述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叫大方庵的地方，距离南京城墙约五公里。日军将大批中国俘虏押送到那里，然后集体射杀。
法庭记录里有他的一段原话：
"俘虏们的表情已经不像活人了。他们被绑着，跪在地上，一排一排的。我们用机关枪对他们进行了扫射。"
东京审判法庭采纳了这段证言，作为认定南京大屠杀规模的证据之一。
田所耕三的证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来自加害者一方。不是幸存者的控诉，不是旁观者的推测，而是一个日本士兵亲口承认自己参与其中。
他后来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叫《南京屠杀从军记》。文章的最后一句是："我不是一个好人。我做的事情让我在每一个夜里都睡不着觉。"
东史郎
东史郎也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之一。他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东史郎日记》，这本书后来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之一。
书里记录了他所在的步兵联队在南京的暴行。他的日记与田所耕三的证言相互印证，构成了加害者视角的铁证。
但东史郎出版日记之后，书中记载的一个当事人在日本法院起诉他，声称日记是伪造的。这场官司东史郎输了。
他输了，但历史没有输。
东史郎去世前多次来中国谢罪，坚持自己的日记是真实的。他每次来，都会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站在那些照片前面，一言不发地看完。
夏淑琴
还有一个活下来的人，叫夏淑琴。
1937年，她八岁。南京沦陷那天，日军冲进她家，杀死了她的外祖母、她的母亲，还有她的三个姐妹，一共七口人。她自己身中三刀，昏死过去，醒来后爬出家门。
她后来找到了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写进书里，题目叫《血泪碎石》。
1998年，日本右翼作家松村俊夫在书里否认她的身份，说她是假冒的。夏淑琴在南京起诉松村俊夫，胜诉。她又在日本起诉，还是胜诉。
2022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去看望她的时候，她已经九十三岁了。她说：我不怕死，我怕这段历史没有人记得。
她到现在仍然在坚持作证。
程瑞芳后来随金陵女大迁至成都，1946年回到南京，1979年去世。她的日记，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展出。纪念馆里还有马吉的16毫米摄影机，胶卷那些都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