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的炮火压制收效甚微，滩头争夺战打得异常艰难，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伤亡。
此后数日，我始终坐镇轻巡洋舰“由良”号旗舰，全程统筹调度各部登陆作战，紧盯前线每一处战局变化。战至八月三十日，前线兵力匮乏、战力不足的弊端彻底暴露，两大师团疲于防守、无力纵深推进，战局彻底陷入僵持。我深知若想突破僵局、攻克上海南部核心区域，仅凭现有兵力绝无可能，当即亲自草拟电文，向陆军大臣杉山元加急发去电报，恳切陈情前线惨烈战况，极力请求军部增派一个师团的兵力驰援上海，补足进攻战力缺口。
同日，第十一师团参谋长返回“由良”号旗舰，向我紧急汇报前沿敌情。他告知我，罗甸镇前方集结了足足两万余名中国守军，兵力部署密集、戒备森严，且嘉定方向已有敌方援军火速驰援，种种迹象表明，敌军正在暗中集结兵力、构筑防线，不日便会对我孤立无援的第十一师团发起大规模反攻，师团右翼防线已然岌岌可危。
相较第十一师团的危局，第三师团的境况稍缓。历经多日艰难抢运，该师团的兵员、战马、作战物资与粮食补给终于全数运抵吴淞镇滩头，全军休整布防完毕，彻底做好了三十一日发起全线进攻的全部准备。
三十一日清晨，新一轮攻势如期打响。海军第八鱼雷中队、第八战队率先出动，对中方沿岸阵地展开密集舰炮轰击，航空兵同步升空，对敌军防线实施轮番轰炸，海陆空火力协同压制敌方防御。上午十时，我第三师团部队成功在吴淞镇以北河岸抢滩登陆，肃清沿岸守军、占领该段区域。即便取得突破，我军推进依旧举步维艰，仅仅勉强打通吴淞以西炮兵阵地一线通路，纵深攻势完全无法展开。
阻挡我军前路的，是中方层层衔接、固若金汤的防线。整条防线西起吴淞炮台、海事学校，东至大金家村，连绵不绝、火力密布，由陈诚麾下部队亲自驻守、全权指挥。彼时我前线一线兵力极度空虚，号称攻坚主力的前线部队，实际可作战兵力仅剩十五六人，堪堪不成建制。而我军直面的是接受德国军事顾问全套整编、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中方第十五、第十六师，敌我战力差距悬殊，对峙局势步步维艰。
连日苦战、僵局难破，我愈发清晰认清兵力的绝对短板。我断然判定，想要彻底稳住淞沪战局、击溃当面敌军、完成作战任务，至少需要五个师团的精锐兵力方能奏效。我即刻将这一核心研判、前线真实战力需求，同步上报给第三舰队司令长官与川越大使，二人亲临前线、熟知战况，完全认同我的判断，随即联名将淞沪前线的危急局势、兵力增补诉求，一并提交至外务省与海军部，恳请中枢尽快批复、火速增兵。
也是在八月三十日这一天，我才得知一桩足以颠覆东亚战局的重磅消息。此前八月二十一日，南京国民政府已然对外官宣，中苏两国正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定于二十九日正式公示生效。可这条关乎整场战争走向的关键情报，东京中枢刻意隐匿，我与整个上海远征军，直至条约生效一日后才被动知晓，消息滞后、情报闭塞，让我对后续战局的研判彻底失准。
我细细研读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全部条款，发现其条文范式、合作框架，与苏联此前和其他东欧国家签订的条约如出一辙，本质都是苏联势力对外渗透、掌控他国的手段。看透其中内核后，我忍不住暗自长叹：“果然如此……”中方已然彻底倒向苏联，获得大国外援加持，此后战力、物资、军备皆会大幅提升，我军的作战难度必将成倍激增。
彼时我前线将士日夜血战、苦撑危局，日日盼望着东京的援军，尤其是期盼第十四师团火速驰援，打破战场僵局。我早已迫不及待，可东京总参谋部始终杳无音信、迟迟不予批复，任凭我数次急电陈情，依旧石沉大海。
直至八月三十一日上午，迟迟等来的中枢回电，却让我与全体参谋彻底心寒、大失所望。总参谋部已然敲定最终部署，执意将第十四师团调往华北战场，丝毫不顾我淞沪前线的绝境。唯一的安抚，仅仅是答应将早前调配出去的天谷支队归还第十一师团，除此之外，对于我多次恳请的兵力增援诉求，全盘驳回、寸步不让，作战部署丝毫未改。
这一刻，我满心失望、愤懑难平。我心知肚明，这份冷漠的批复，必然是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副参谋长多田骏二人刻意阻挠、极力反对的结果。彼时武藤章的态度我们尚且无从知晓，我与前线全体将士深陷苦战、登陆受阻、进退维谷，对东京军部的派系博弈、私心内耗一无所知，只能被动承受着中枢决策失误带来的恶果。
几番愤懑过后，我压下心中所有不甘与懊悔。事已至此，中枢心意已决、求援无望，我别无选择，只能强行平复心绪，命全军坚守阵地、静观其变，顺势而为，依托现有兵力苦苦支撑。
祸不单行，噩耗接踵而至。当日日本广播电台公开播报消息，苏联已敲定向中国派遣七十余架战机，全方位支援中方对日作战。中方本就占据空中优势，此番再添大批战机，我军的战场处境愈发凶险。
更残酷的磨难降临在第十一师团身上。该师团本就深陷兵力不足、粮秣短缺的困境，如今又爆出大规模霍乱疫情。起初兵士仅表现出轻微不适，众人皆以为是战时劳累、水土不服引发的普通感冒，未曾想病情快速扩散蔓延，最终确诊为烈性霍乱。战火纷飞、硝烟未散，战地医疗条件极度简陋，疫情感染源头、传播途径全然无法排查，缺医少药、防疫无门，短短时日便有二十名士兵染病，非战斗减员愈发严重，师团战力再度锐减。
连日身心俱疲、忧患缠身，直至九月二日清晨，我紧绷多日的身心才稍稍松弛，连日的焦灼痛感终于消散。望着僵持的战局、不断壮大的敌军外援，我满心无奈，对身边参谋低声感慨：“他们已然与苏联结成攻防同盟，此后战力倍增、防线稳固，这场仗，只会愈发难打。”
当日上午十时，我坐镇炮台前沿观战，视野开阔、战况清晰。忽然望见吴淞炮台上空，一面日本国旗缓缓升起、迎风舒展。我即刻手持望远镜，与身边参谋一同凝神眺望，确认炮台已被我军攻克、牢牢掌控。那一刻，连日征战的疲惫、挫败、苦闷尽数消散，满心皆是大捷的欣喜与振奋。我当即在日记中落笔：“目睹吴淞炮台升旗之景，心中充满无比的喜悦。”
恰逢此时，前线传来一则利好消息，稍稍慰藉了全军连日苦战的颓势。军部来电通知，调往青岛驻防的天谷直次郎支队，将于九月二日午夜抵达久礼市，火速归建、驰援淞沪前线。
抓住这一战机，我即刻召集参谋团队召开紧急作战会议，敲定全新进攻部署。决议抽调一支坦克连配属天谷支队，全速奔袭月浦津，继而向罗甸镇纵深推进，从侧翼、后方双向穿插，突袭围攻第十一师团的敌军主力，破解师团右翼被围的死局。
彼时第十一师团的局势已然危急至极，罗甸镇方向的中方守军持续增兵，彻底合围师团右翼防线。我麾下将士仅凭步枪、机枪轻武器苦苦死守，无重火力、无装甲支援，防线摇摇欲坠、岌岌可危，只待坦克部队抵达，便可发动侧翼突袭、打破包围、逆转战局。
可前线局势稍稍转机，陆海军的内部矛盾却再度爆发。海军方面对第三师团攻占机场的作战成果极度不满，无端苛责陆军推进迟缓、战果不佳，诸多非议让两军协同合作出现明显裂痕，前线联合作战的默契彻底受损，内耗再度拖累战局推进。
当晚，参谋部作战科科长西村俊夫少佐奉命归队，连夜梳理战局、细化作战方案，全力筹备后续攻坚事宜。
开战第四日，整体作战进展依旧微乎其微，全军近乎被死死牵制在贯穿战区的库里克河沿线，彻底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河上桥梁尽数被敌军炸毁损毁，无通路、无架桥设备，大军无法跨越河道纵深推进，被困河岸寸步难行。
我常年坐镇舰上指挥，远离岸上前线，对战局的把控、部队的调度多有滞后，诸多指令难以精准落地。为统筹前线战事、打破僵局，我决意登陆上岸，将远征军指挥部迁至岸上，就近督战指挥。可彼时中方迫击炮火力覆盖全域，炮弹持续不间断倾泻岸滩，登陆通道全程处于炮火封锁之下，登陆部署根本无法实施，只能暂且搁置。
我原本敲定，将陆上指挥部设立在渔业学校，地势开阔、视野极佳，便于统筹全局。为此，森重少校带队先行上岸，开展场地对接、前期筹备与场地清理工作。不料森重少校一行人途经码头附近时，保山、浦东方向的中方迫击炮突然密集开火，五六枚炮弹骤然落地，随行运输部队当场阵亡六人，伤亡惨重。
整片码头、桥梁区域皆处于敌军迫击炮有效射程之内，登陆风险极大、伤亡必然剧增。万般权衡之下，我只得暂时放弃岸上设营的计划，决定将远征军指挥部继续留守“由良”号旗舰，暂定驻守两三日，待战局缓和、炮火减弱后再行搬迁。
战事焦灼之际，家中亦有故人前来探访。当日，我兄长之子松井五郎以国家通讯员的身份，专程登临“由良”号旗舰探望我。他随身带来一封冈田久志的书信。冈田久志毕业于东亚大学，学识渊博，此后便留在我身边担任专职翻译，深得我信任。短暂会面、简单叙旧之后，松井五郎便即刻启程，折返日本复命。
直至二十一日后，战局彻底稳定、岸防威胁解除，我才终于将登陆指挥部正式搬迁至渔业学校，彻底结束长期舰上指挥的窘迫局面。
九月四日，我再度召开核心战略会议，敲定最新作战部署。会议决议，将归建第十一师团的天谷支队，于五日上午部署至吴淞炮台西北区域，从敌军第十八团防线中段穿插突破，单独攻坚保山城的中方守军，撕开敌军核心防线缺口。
九月五日清晨七时，天谷支队如期进驻久列松炮台西北阵地，迅速完成作战编组、攻坚准备。下午一时，配属的坦克部队率先突进，成功攻入保山城核心区域，撕开敌军城防。下午二时，我军旗帜顺利插上保山城一隅，宣告局部攻克。下午四时三十分，天谷支队与浅间支队合力清剿残敌，彻底完全占领保山城，拿下这处关键战略据点。
彼时我依旧坐镇“由良”号旗舰，手持望远镜全程紧盯保山城攻坚战况，亲眼见证城池攻克、敌军溃败的战局，听闻前线完全占领的捷报后，连日紧绷的心弦终于松弛，长长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大石总算落地。
九月十日下午二时，自名古屋港启航出征二十一日后，我终于带领全体参谋人员首次成功登陆上岸，实地视察刚刚修复完毕的渔业学校，正式落地陆上指挥部。登陆第一时间，我便召集全员召开战略会议，复盘连日战局、部署后续攻防。
因岸上尚未筹备妥当住宿营房，众人无落脚休憩之处，当日会议结束后，我们暂且撤离陆上指挥部，登上停靠在海事学校码头的“瑞穗丸”商船休整过夜。
不曾想，当日清晨一纸中枢电报，再度击碎我所有期许，让我满心愤懑、极度沮丧。东京总参谋部电令告知：军部暂且抽调第九、第十三、第一百零一师团增补上海前线，但十月之后，将仅保留两个师团驻守淞沪，其余主力部队全数北调，驰援华北战场。
通读电文，字里行间尽是中枢的短视与偏执，我心中的失望与悲凉难以言表，当日便在日记中记下满心愤懑：“惊悉中枢决议，十月之后沪上仅留两师，其一尚为特遣部队，主力尽数北调。如此一来，此战进攻半途而废、极不彻底，既无法全歼当面敌军、稳固淞沪战局，只能被动退守、勉强阻敌攻势，仅能保全在沪侨民安稳，却严重折损帝国军队的威严与声誉。我虽早有战局预判，却始终乐观以为，凭借现有兵力尚可发起大规模攻势，自行稳住战局、突破僵局，如今看来，终究是我太过天真。”
当日战略会议，我开篇便向全体参谋宣读了本部电令，如实告知众人中枢决策：“军部计划留一支常备师团、一支特遣师团驻守上海，其余主力尽数北调华北。”
结合现有兵力短板与中枢部署，我审慎研判后提出观点：“主力北移、兵力锐减之后，我军无力发起大规模纵深进攻，稳妥开展小规模攻防行动，方是当下最优选择。”
随后我针对现有作战计划提出质疑，征询众人意见：“如今兵力受限、战力不足，强攻龚达机场的作战计划，是否已然失去必要？”
一名参谋当即作答：“司令官，龚达机场至关重要，无论从陆海军协同合作的大局考量，还是依托机场完善我方空中作战体系、争夺制空权而言，该据点都必须攻克掌控，绝不可轻言放弃。”
我深以为然、点头认同，随即下达指令，命参谋部细化后续方案：“即刻着手研究，敲定攻坚龚达机场的适配部队，同时精准研判后续行军路线，权衡进攻奥巴钦与南翔的优劣，敲定最终推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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