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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本研究基于UK Biobank前瞻性队列(共纳入501,954人,最终分析TyG指数422,397人、TG/HDL-C比值422,691人),首次系统评估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TyG指数)和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TG/HDL-C比值)与胸腺瘤相关重症肌无力(MG)发生风险的关联。主要分析方法包括多变量Cox比例风险回归、限制性立方样条(RCS)、BMI分层亚组分析及多项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TyG指数Q4组相较于Q1组的HR为1.66(95%CI: 1.20-2.31, P=0.003),连续TyG指数的HR为1.42(95%CI: 1.17-1.73, P=0.0005);TG/HDL-C比值Q4组HR为1.54(95%CI: 1.11-2.15, P=0.01),连续比值的HR为1.06(95%CI: 1.02-1.10, P=0.002)。RCS分析提示在TyG指数约为8.7、TG/HDL-C比值约为2.8附近出现风险加速上升的拐点。BMI亚组分析显示,TyG指数在正常体重(HR=1.57)和肥胖(HR=1.35)人群中与胸腺瘤相关MG风险显著相关,但在超重组无显著关联。敏感性分析(以单纯MG为结局)进一步确认了TyG指数的稳健关联。研究结论认为,高TyG指数和TG/HDL-C比值是胸腺瘤相关MG的独立风险标志物,且存在非线性关系和BMI相关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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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设计
数据来自UK Biobank,一个包含501,954名参与者的大规模人群前瞻性队列。经过排除不符合基线纳入标准及关键变量缺失者后:
用于TyG指数分析的最终样本为422,397人,其中包括313例胸腺瘤相关MG病例和422,084例对照;
用于TG/HDL-C比值分析的最终样本为422,691人,其中包括314例胸腺瘤相关MG病例和422,377例对照。
排除原因包括:基线数据不完整或记录不可信、暴露变量(TyG指数或TG/HDL-C比值)缺失、结局变量(ICD编码C37、D15.0、G70.0)缺失、以及协变量(年龄、BMI、性别、吸烟、饮酒、种族、TDI、教育)缺失。

暴露变量来源于基线血液生化检测:
甘油三酯(Field ID: p30870,单位mmol/L)
葡萄糖(Field ID: p30740,单位mmol/L)
HDL胆固醇(Field ID: p30760,单位mmol/L)
所有原始单位均转换为mg/dL后进行计算(葡萄糖:1 mmol/L = 18 mg/dL;甘油三酯:1 mmol/L = 88.57 mg/dL;HDL-C:1 mmol/L = 38.67 mg/dL)。
主要结局为胸腺瘤相关MG,定义为在链接的医院住院记录中同时出现:
胸腺瘤(ICD-10: C37 或 D15.0)
重症肌无力(ICD-10: G70.0)
次要结局为单纯MG(仅ICD-10 G70.0),用于敏感性分析。排除基线前已存在胸腺瘤和/或MG的参与者,仅分析首次发生的事件。
随访从入组开始至首次发生结局、失访、死亡或研究终止日期(2022年10月31日)。在单纯MG分析集中,共累积5,615,935人-年,平均随访约13.3年,发病率为4.72/10万人-年。
采用有向无环图(DAG)指导协变量选择,主要包括:
人口学因素:年龄、性别、种族、Townsend deprivation index(TDI)
生活方式:吸烟状态、饮酒频率
生理指标:BMI(分为underweight、normal、overweight、obese)
教育水平:分为unknown、college/university degree、other
在敏感性分析中额外调整:基线糖尿病(ICD-10 E10-E14)、心血管疾病(I20-I25, I60-I69)、他汀类、贝特类及糖皮质激素使用。
描述性统计:连续变量视分布采用均数±SD或中位数(IQR),分类变量用频数(%),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ANOVA、Mann-Whitney U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或χ²检验。
主要分析:多变量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逐步调整协变量(Model 1、Model 2、Model 3),估计HR及95%CI。
非线性关系:限制性立方样条(RCS),设置4个节点(第5、35、65、95百分位数)。
亚组分析:按BMI分类(正常、超重、肥胖)分层进行Cox回归。
敏感性分析:以单纯MG为结局重复分析;在Model 3基础上额外调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及降脂/降糖药物。
二、结果解读

随着TyG指数四分位数的升高,年龄、BMI、男性比例、当前吸烟者比例和当前饮酒者比例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所有P<0.001)。
在BMI分布方面,Q4组肥胖比例最高,达到39.53%,而Q1组仅10.60%;相反,正常体重比例在Q1组为53.53%,在Q4组降至14.32%。
性别分布变化明显,女性比例从Q1的66.92%逐步下降至Q4的39.82%。
在胸腺瘤相关MG(C37_D150_G700_status)的阳性率上,Q1组为0.07%,Q2组0.09%,Q3组0.10%,Q4组0.14%,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种族分布相对稳定,各组白人所占比例均超过93%。
教育水平中“unknown”类别在Q1组最低(13.05%),在Q4组最高(21.91%)。
TDI中位数在Q4组最高(-2.02),提示该组相对社会经济 deprivation 程度略高。
总体而言,TyG指数升高的人群具有更不利的代谢特征和更高的胸腺瘤相关MG患病率。

图2A按TyG指数四分位数(Q1至Q4)分层的胸腺瘤相关MG累积 incidence 曲线。结果显示,在整个随访期间,Q4组的累积 incidence 始终高于其他三组,组间差异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001)。
图2B按TG/HDL-C比值四分位数分层的累积 incidence 曲线,同样观察到Q4组显著高于Q1-Q3组(P=3e-04)。
无论是TyG指数还是TG/HDL-C比值,处于最高四分位数的个体在随访期间发生胸腺瘤相关MG的风险持续升高,暴露与结局之间存在时间依赖性的正相关关系。

对于TyG指数,在连续变量分析中,Model 1(调整年龄和性别)的HR为1.42(95%CI: 1.16-1.72, P=0.0005);Model 2(进一步调整吸烟和饮酒)的HR为1.42(95%CI: 1.16-1.72, P=0.0005);Model 3(再调整种族、TDI和教育)的HR为1.42(95%CI: 1.17-1.73, P=0.0005)。
在四分位数分析中,以Q1为参照,Q4在Model 1中的HR为1.66(95%CI: 1.20-2.31, P=0.003),Model 2和Model 3中HR均为1.66(95%CI: 1.20-2.31, P=0.003和0.002)。Q2和Q3与Q1相比均未达到统计学显著。
对于TG/HDL-C比值,在连续变量分析中,Model 1的HR为1.06(95%CI: 1.02-1.09, P=0.002);Model 2为1.06(95%CI: 1.02-1.10, P=0.003);Model 3为1.06(95%CI: 1.02-1.10, P=0.002)。
在四分位数分析中,Q4在Model 1中的HR为1.54(95%CI: 1.11-2.13, P=0.01);Model 2为1.54(95%CI: 1.11-2.13, P=0.01);Model 3为1.54(95%CI: 1.11-2.15, P=0.01)。Q2和Q3同样无显著关联。
总体而言,无论是否调整多个混杂因素,高TyG指数和高TG/HDL-C比值均与胸腺瘤相关MG风险呈独立正相关,且TyG指数的效应强度更大、更稳定。

图3A显示TyG指数与胸腺瘤相关MG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联(P for non-linearity <0.05)。曲线在TyG指数较低时上升相对平缓,但在约8.7附近出现拐点,之后风险上升的斜率明显变陡。这表明TyG指数超过8.7后,胸腺瘤相关MG的风险加速增加。
图3B显示、TG/HDL-C比值同样呈现非线性模式。在比值较低(例如小于2.8)时,风险保持相对平稳;当比值超过约2.8后,风险开始逐渐上升,虽然上升幅度较TyG指数更为温和,但趋势明确。
两种代谢指标与结局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一个风险加速的“拐点”区域(TyG指数约8.7,TG/HDL-C比值约2.8),这为临床风险识别提供了潜在参考值。

按BMI分类(正常体重、超重、肥胖)后,TyG指数与胸腺瘤相关MG风险的关联强度(HR及95%CI),并分别报告了Model 1、Model 2和Model 3的结果。
在正常体重组中,Model 3的HR为1.57(95%CI: 1.03-2.40, P=0.036),显示TyG指数每升高一个单位,胸腺瘤相关MG风险增加约57%。
在肥胖组中,Model 3的HR为1.35(95%CI: 1.03-1.77, P=0.028),关联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超重组中,无论哪个模型均未观察到TyG指数与结局之间存在显著关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原文明确指出BMI与TyG指数的正式交互作用检验未达到统计学显著(P-interaction >0.05)。
虽然正常体重和肥胖组中观察到显著关联而超重组未观察到,但这种差异不应被过度解读,可能受到统计效能不足或代谢表型异质性(如正常体重代谢性肥胖)的影响。该图未对TG/HDL-C比值进行类似的BMI亚组森林图展示,与表3中TG/HDL-C比值在各BMI亚组无显著关联的结果一致。

以单纯MG(ICD-10 G70.0)为结局,重复了与主分析相同的Cox回归模型,用于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对于TyG指数连续变量,在Model 3中HR为1.37(95%CI: 1.11-1.70, P=0.004),与主分析中胸腺瘤相关MG的HR(1.42)非常接近。
TyG指数Q4 vs Q1在Model 3中的HR为1.58(95%CI: 1.10-2.25, P=0.012)。对于TG/HDL-C比值连续变量,Model 3中HR为1.05(95%CI: 1.01-1.10, P=0.010);Q4 vs Q1的HR为1.42(95%CI: 1.00-2.03, P=0.050),达到边界统计学显著。
在BMI亚组中,TyG指数在肥胖组仍显著(HR=1.34, P=0.045),在正常体重组为边界显著(HR=1.54, P=0.073)。
TyG指数与MG的关联不仅存在于胸腺瘤相关MG中,在单纯MG中也同样存在,且效应方向与大小与主分析一致,增强了主要结论的可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