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才玉案|南京检察官“朱晓凌”,你们践踏“程序正义”的勇气从哪来?
【引言】
我是一名坚守法治一生的老警察，却在本该捍卫正义的司法程序中，沦为违法办案的受害者。我亲眼目睹、亲身承受了权力失控、法律被践踏的全过程。今天，我以血泪发声，只为追问一句：从禁闭室到法庭，被肆意撕碎的程序正义，究竟谁来守护？一、越权接管禁闭室：权力僭越，于法无据
本人李才玉，从警36年，二级高级警长。我以尊严与亲历为证，揭露发生在南京、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我当了一辈子警察，比谁都清楚法律的边界。禁闭，是《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公安机关实施停止执行职务和禁闭措施的规定》所明确的公安机关内部惩戒措施，其审批、执行、管理均属于公安系统，法律从未赋予检察机关任何介入权限，更不存在接管、主导的空间。但在我被送入禁闭室的那一刻起，这一基本法治常识被彻底颠覆。禁闭室不再是内部纪律措施的执行场所，而被直接转化为检察办案人员主导的审查空间，从问话到控制，从节奏到内容，全部由朱晓凌等检察人员操控。我被24小时严密看管，完全丧失人身自由，成为被控制、被审查的对象。以禁闭之名，行侦查之实，这种权力僭越，完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违法。二、立案前变相拘禁、以证代讯：公然突破刑诉红线
4月28日我被禁闭，5月1日检察机关已对我刑事立案，但这一事实被刻意隐瞒，直到5月4日才向我宣布。在这整整七天时间里，我始终被冠以“证人”身份，反复接受所谓“询问”，但实际上却处于完全被控制、无法拒绝的状态之中。法律明确规定，立案前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侦查措施，初查阶段不得关人、押人、审人，更不得以证人名义变相讯问犯罪嫌疑人。但在本案中，这些底线被系统性绕开，以“证人询问”为形式掩盖实质审讯，以程序外壳包装实质违法。这不是工作方式问题，而是对刑事诉讼基本规则的正面突破。三、隐瞒立案、混淆身份：典型程序欺诈
程序正义，不在于表面形式，而在于真实运行。5月1日立案后，我在法律上已经是犯罪嫌疑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仍被当作“证人”对待，既不告知身份，也不告知权利，更无律师参与。用询问笔录替代讯问笔录，在错误身份框架下持续取证，实质上是通过身份错置剥夺程序保障。这种做法的本质，是以欺骗方式推进取证，是典型的程序欺诈。按照法律规定，在欺骗、诱导或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情形下取得的陈述，应当依法排除。但现实却是，这些通过违法手段形成的材料，反而被作为关键证据使用。程序规则在这里不再是约束权力的工具，而被反向利用为定罪的路径。四、禁闭室内的凌辱与逼供
法律明确保障被禁闭人员享有的权利，但在禁闭期间，我所承受的，是持续性的控制与心理压力。24小时专人看管，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强光长时间照射，只有馒头和水煮菜，生活条件被无限压缩。同时伴随着不断出现的威逼与诱导，“能关禁闭，就能刑拘你，就能留置你”，“只要配合，可以按纪律处分处理”等言语反复出现，甚至利用我家庭急事施加心理压力。在5月1日15:30至16:00的谈话中，在我明确表示材料内容不属实的情况下，仍被要求签字确认。这样的“证言”，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在压力环境中形成，其真实性与合法性本身就应当受到根本性否定。五、非法分案与剥夺质证权：刻意规避真相
我与另外两名同事，因同一事实、同一案件被指控，本应依法并案处理，以保证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与交叉质证。但实际却被拆分处理，使得证据被割裂、事实被分离，彼此之间无法形成有效验证。同时，我多次申请关键证人出庭接受质证，这本是刑事诉讼中最基本的权利，但均未获支持，相关证言在未接受当庭质证的情况下被直接采信。这意味着，质证这一保障案件真实性的核心机制，在本案中被实质性架空。六、拒绝调取关键证据：以“不举证”为由阻断真相
禁闭室内的监控与同步录音录像，是最客观、最直接的证据，但在我申请调取时，却以“未提供证据证明必要性”为由被拒绝。在一个人身自由完全受限、证据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的情况下，要求其自行举证，本身就是逻辑悖论。证据在你们手中，却以“你没有证据”为由拒绝调取，这种做法的结果，只能是将当事人永久性排除在证明真相之外。【结语】
从越权接管禁闭室，到立案前变相拘禁；从隐瞒立案的程序欺诈，到以逼迫替代自愿的取证方式；再到非法分案、剥夺质证、阻断证据调取，这一切并非孤立，而是彼此衔接、层层推进，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冤案办理结构。我办案三十余年，始终相信程序的意义，在于约束权力、防止冤错。但当程序本身被规避、被操控、被反向利用时，任何人都可能失去保障。我不愿用情绪替代事实，但我必须要问：当程序正义被反复践踏，当法律规则被选择性适用，究竟是谁，在为这一切提供空间与默许？我也恳请所有有良知的法律人关注此案，让程序回归法律，让证据回归规则，让正义不再停留于纸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