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19.2万余件馆藏文物史料、1216套6318件国家珍贵文物，记录着任何淡化、粉饰、歪曲、否认都不可改变的历史真相。
外国人镜头记录下的屠城影像、侵华日军拍摄的战场照片、250位侵华日军士兵的口述音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呈堂证供……13日，《为了共同的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海外征集藏品展》将在南京拉开帷幕。记者提前探展，揭秘文物史料背后的故事。 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一架16毫米摄影机，悄悄地将镜头对准了遭受日军暴行的南京市民，记录下日机轰炸南京、日军搜捕青壮年、日军暴行受害者在医院治疗等珍贵画面。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约翰·马吉不仅出庭作证，其拍摄的影像资料也成为呈堂证供。
左上图：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南京大屠杀暴行所用的电影摄影机；下图：约翰·马吉的胶片盒等文物；右上图：约翰·马吉塑像及1938年5月美国《生活》杂志刊登的10幅由约翰·马吉胶片翻拍的南京大屠杀照片。（拼版照片） 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1991年，美国“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会长邵子平，在约翰·马吉之子大卫·马吉家中地下室发现了胶片。2002年，约翰·马吉的摄影机及部分胶片由大卫·马吉捐赠给纪念馆，后于2015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2019年，经过进一步的挖掘整理，37分钟版的马吉影像入藏纪念馆。 “37分钟是目前已知时长最长、内容最全的版本之一，比如在南京鼓楼医院接受救治的受害者数量、幸存者伍长德的动态影像、幸存者夏淑琴亲人遇难的现场等，极具文物和文献价值。”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说。 2008年5月，一个名叫冈崎俊一（化名）的日本人来到纪念馆捐赠了一本相册。他说：“这是第一次拿给世人看。”
2008年堀越文夫之子捐赠的相册封面。受访单位供图
这本相册来自他的父亲堀越文夫。1937年，日本银行职员堀越文夫被征召入伍，编入侵华日军第一〇一师团第一四九联队，当年9月他从上海登陆，曾参与进攻上海和南京, 收集保存了日军侵略中国的相关照片。此后，堀越文夫在江西患肺结核，1939年回到日本。 相册内共有125张泛黄的历史照片，其中5张照片直接反映了南京大屠杀暴行，包括南京紫金山下中国人尸体堆积如山，日军在南京中华门悬挂“祝南京陷落”等标语，日军士兵持步枪刺刀站在中国人尸体旁炫耀等。
相册中日军在南京中华门悬挂“祝南京陷落”等标语的照片。受访单位供图
专家介绍，当时日军对官兵从中国战场回国实施清查制度，不允许官兵私带战场照片等物品回国。冈崎俊一表示，或许正因那时父亲生病住院，才未受到军事当局的检查而保存了这批照片。 “我不想说”“你回去吧”……1997年日本小学历史教师松冈环开始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时，“南京健忘症”出现在许多侵华日军士兵身上。这没有阻挡松冈环调查下去的决心，最终留下了250名侵华日军士兵的口述资料，而其中只有3人是真心悔过。2006年，松冈环将这批珍贵的口述资料捐赠给纪念馆。
松冈环采访侵华日军士兵时录制口述证言的磁带。受访单位供图
几十年里，调查采访受害者和加害者，向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各国人民讲述南京大屠杀历史，占据了松冈环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面对日本右翼分子的攻击和威胁，松冈环说：“正义和良心驱使我这样做。” “如今，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大多已经去世，这些口述也成为加害方最后的自白。”纪念馆负责人表示，南京大屠杀实施者的口述史，与受害方幸存者、第三方欧美人士的口述相互印证，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细节。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名检察官来自不同国家。其中，加拿大检察官亨利·诺兰，负责审理日本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惨案元凶松井石根。他带领检方收集了大量证据指控松井石根在南京大屠杀暴行中负有主要责任，不断戳穿松井石根的谎言，将松井石根定罪。
诺兰档案影印件。受访单位供图
旅加华人余承璋从2017年起开始收集整理出33册3000多页“诺兰档案”，包括诺兰生平资料、证书和手稿等，并于2019年捐赠给纪念馆。
亨利·诺兰在法庭上质证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受访单位供图 “松井石根在法庭上表示他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但事实不会因巧舌如簧而消失。”纪念馆负责人表示，诺兰档案进一步彰显了南京大屠杀历史早有法律定论，不容篡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