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案子翻出来就能勾着人往回看,越看越觉得邪门,不是离奇是荒唐,好好一个官当着,脑子糊涂到把牢里关着的间谍给放了,还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个舞女,蒋介石听说后气得拍桌子,这事要从一张图纸丢了说起。
1937年2月25日早上,元宵节刚过,南京雨花台刑场上停了一队车,荷枪实弹的军人围着四个犯人,监斩官心里盘算着早点办完回家吃汤圆,其中一个瘦高个犯人颤着声音问,委座要咱死咱不得不死,可是咱不服,只是放走了一个犯人而已,为什么要杀掉我们四个人,监斩官冷冷回了一句,你难道还不知道被你们放跑的是什么角色,否则这么个案子还会惊动蒋委员长吗,话音落下,监斩官在布告上签了字,枪声响起,四个人倒在地上,这起轰动民国的越狱案才算落了幕。
事情要从1936年5月说起,国民政府军委会少校参谋熊子庄负责画防御图,日本人野心越来越大,各条防线都在修工事,他赶着半个月交活,不得不把机密资料带回家连夜干,有天晚上他加班到深夜,困得不行锁上书房门就睡了,第二天早上推开门一看傻了眼,桌上的战略防御图没了,连钱包和一套军官制服都丢了。
熊子庄慌了神,赶紧找黄埔同学,当时的南京警察厅刑警大队第二侦缉队长傅成望帮忙,傅成望勘查完现场拍着胸脯说,犯人就一个,目的是求财,图纸是用来包军官制服的,这就是个普通盗窃案,熊子庄听了这话心里踏实了点,给办案的刑警每人塞了个红包。
可没过几天,蒋介石那边接到中调科主任徐恩曾的加急电报,日本特务已经拿到防御图纸,正在加紧翻译,蒋介石看完电报气得脸都青了,这是他都还没看过的机密,居然先被日本人弄走了,立马下令查是谁负责的,很快就查到熊子庄头上,逮捕令当天就下了。
蒋介石把案子交给徐恩曾办,死命令一下,不光要抓住日本特务,最好把南京的特务机构一锅端,徐恩曾早就盯上了南京一家叫"大茂洋行"的铺子,名义上老板是个日本籍的韩国人朴中民,背地里其实是日本人的特务机构,幕后老板叫松本二郎,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郎的助手,也是南京特务机关的机关长。
徐恩曾想到个办法,让朴中民约松本二郎见面,用个中国姑娘当诱饵,松本二郎是个好色的,听说有美女立马答应了,晚上见面时,女探员把他骗到酒店,埋伏的人一拥而上把他拿下,还给他扣了个"强奸未遂"的帽子,松本二郎被捕后死活不承认自己是日本人,咬定自己叫吴兴良,是韩国人,蒋介石索性就坡下驴,既然他说自己是韩国人,那就按韩国法律判,松本二郎因为"强奸罪"和"间谍罪"被判15年,关进南京中央监狱。
日本人一听松本二郎被抓,立马派了"鹰机关"机关长小野昭来营救,小野昭把临时指挥中心设在镇江,先买通了监狱里的狱警牛阿孝和狱政官鲁一城,每人给40两黄金,又搞定了副典狱长徐胜,给了他60两黄金,监狱这边的人都打点好了,还差法院的人配合。
小野昭把目光放在了南京地方法院督察长李柏龄身上,这人好财也好色,经常泡在风月场所,小野昭雇了个编外特工扮舞女,艺名叫"红蔷薇",专门去勾引李柏龄,李柏龄没几次见面就拜倒在石榴裙下了,红蔷薇趁机提出想跟他一起回日本结婚,李柏龄虽然有点犹豫,但心里一万个愿意,红蔷薇说钱不是问题,工作可以找她认识的日本商人帮忙,前提是要帮这个商人一个忙。
李柏龄被引荐给小野昭的助手,对方直接给了他30两黄金和日本护照,把越狱计划全盘托出,声明事成之后再加付20两黄金,还答应把他和红蔷薇安全送到日本,李柏龄脑子一热就答应了。
1936年12月26日,星期天,监狱里只有值班的人,两个人假扮南京地方法院的法官,拿着李柏龄伪造的文书来到南京中央监狱,说是来办理释放一名改判囚犯"吴兴良"的,值班的鲁一城打电话给副典狱长徐胜确认,监狱里面由牛阿孝负责放人,就这样松本二郎光明正大从南京中央监狱走了。
这四个人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12月30日,军政部长何应钦派人来监狱探望犯人,秘书无意间听说松本二郎被释放了,回去报告给何应钦,何应钦觉得奇怪,在会议上随口跟司法院长居正提了一句,居正大惊失色,赶到南京地方法院查,发现改判命令根本没下达过。
这事很快传到戴笠耳朵里,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又是暴怒,当即下令严查严惩,戴笠以当天值班表为突破口,迅速把鲁一城和徐胜揪出来,严刑拷打下两人全招了,狱警牛阿孝也被抓了,红蔷薇和李柏龄的事也被挖出来,李柏龄还在家里傻等着红蔷薇,听到风声想回陕西避祸,结果在家里被逮捕了,他那个为之抛弃一切的爱人早就跑到东北去了。
1937年2月8日,最高法院对这四人判处死刑,不得上诉,2月25日元宵节这天被执行枪决,也就是开头那一幕,李柏龄到死都不明白,为了个舞女搭上性命值不值,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