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土肥原交底，晴气接线
2月10日，日本参谋本部以参谋总长训令交晴气庆胤少佐任务：联络丁默邨、支持其活动，协力华中派遣军上海租界政策，整理土肥原机关残余业务，配属冢本诚宪兵大尉、中岛信一少尉。
丁默邨、李士群此前已通过日本使馆清水董三搭上土肥原线，在虹口重光堂递《上海特工计划》——“以组织对组织，以特工对特工”。
起点据点不是76号，是忆定盘路（今江苏路）诸安浜10号，挂“中华扬子轮船公司”牌子。
这一阶段的“日本节制方”是参谋本部—晴气线，不是后来的影佐梅机关。经费口径：自3月起每月日军参谋本部拨30万日元，发500支手枪、5万发子弹、500公斤炸药。该经费与汪伪无关，汪政府还都前76号在法律上不是汪属机构，只是租界内日军资助的准军事组织。
1939年3–5月：晴气定址76号
3月前后，晴气庆胤亲自选定公共租界越界筑路极司菲尔路76号（原安徽主席陈调元宅，今万航渡路435号）为场所，耗资修缮。
3月21日，河内“汪案”曾仲鸣替死，汪精卫去意已决，上海这摊特工从此不再只是“反军统反中统”，而要接汪系“和平运动”的盘。
5月，全员从诸安浜10号搬入76号（部分记述写“3月定址修缮，5月迁入完毕”），原洋式二道门改牌楼式，花园大花棚改看守所，修地牢水牢，驻入日本宪兵分队（涩谷准尉线）。
迁入初期的内部架构：主任秘书+总务科+交际科+警卫大队+3支行动大队+看守所，诸安浜旧班底延续。
1939年4–7月：汪到沪，丁前台李后台
4月25日汪离河内，5月6日抵沪住虹口重光堂，由影佐祯昭、犬养健接应；周佛海5月底随汪到沪。
此时76号内部格局：丁默邨挂主任名分（军统特检处长出身），李士群抓行动、人事、经费签字。丁李都需对方符号，但实权在李手。
5月后，梅机关（影佐主脑）从参谋本部系统接手“汪工作”，晴气转为梅机关总联络代表——日本节制从“晴气单线”叠成“晴气驻点+影佐机关”双轨。
1939年8月：76号开“六大”，特工变党器
8月28日，汪在极司菲尔路76号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和平反共建国”。特工总部第一次被当作“党中央会场”用，76号从暗杀机关升格为汪系建政道具。
1939年9月：特务委员会挂牌，组织架构四连跳
9月5日，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在沪成立，下设特工总部，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任副主任。名义次序丁先李后，但李士群说了算。
同月周佛海搬愚园路1136弄59号，汪住31号，伪府班底搭配期，李通过周、汪直接接触拿掉丁的中间缓冲。
9月内编制连跳三次：
9月初挂牌时设三委员会
第一委员会（马啸天）
第二委员会（顾继武）
抚恤委员会（李兼）
9月底改四厅制：王天木、林之江、何天风、苏成德分任厅长
11月四厅撤，改四处四室
一处对军统（万里浪）
二处对中统（胡均鹤兼CP股对中共）
三处对忠救军
四处管租界
另有机要、总务、情报、电务四处
此为1940年3月后“八处四室”雏形
同一时期，南京区同步开张：
唐惠民挂名、陈明楚实操，在南京颐和路21号（紧邻日本南京宪兵司令部）设立“特工总部南京区”，对外称“日本南京宪兵队特务班”。
76号从一开始就不是“上海一家”，而是日方按军区布点的华东特工网枢纽。
1939年12月–1940年2月：郑苹如案，丁默邨出局
1939年12月21日，中统郑苹如诱刺丁默邨于静安寺路戈登路口西比利亚皮货店。
日本宪兵队捕获郑交于76号。
1940年2月由林之江执行枪决。
丁受郑案影响，被削权。
1940年3月：还都南京，丁李名分交割
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南京“还都”成立；76号特工总部正式称“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仍驻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不在首都而在上海，因机构早于汪政府存在、且沪西租界边缘便于日汪军统三角博弈）。
同日，丁默邨获任中央政治委员、军事委员、行政院社会部长——明升暗降，特工总部主任名分自1940年3月起不再由丁兼任。丁时俊（丁弟）原任76号交际科长，同期被李清除出76号编制。
丁时俊5月24日在南京夫子庙被杀（郑案后丁李彻底撕破，丁氏兄弟曾拟在瞻园伏击李未中），周佛海5月25日日记“默邨意气用事……其弟因伤致死，情绪恶劣，亦属可原；唯同志不顾大局，徒知呈意气急权势”——丁李权力切换收尾。
12个月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为76号后来的模样铺路。它既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魔窟，也不是什么铁板一块的恐怖机器。它是日本参谋本部拨款单、汪精卫的政治野心、丁默邨和李士群的私人恩怨，以及上海租界越界筑路那条灰色地带上，各种力量挤压出来的产物。
当1940年春天南京城里的锣鼓声散去，极司菲尔路76号的铁门后面，真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