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房里的历史:《南京照相馆》观后 || 徐建勇 【9月刊稿】

清涟文化，致力繁荣！

第二届老舍文学创新奖文学作品大赛

暗房里的历史

——《南京照相馆》观后

（散文）

一

我从小就爱看电影，直至古稀之年，依然酷爱观赏抗战题材的影视剧。我还有个特点就是：喜欢了解故事中所反映的原型人物与真实的素材，这更能体现、丰富故事中的情节内涵，令自己遐想无限，有种回味无穷的感觉。近期从网络上看到《南京照相馆》火爆上映，还挤进暑期档影片前三名，票房突破40亿元。影片的火爆、观众的愤怒与泪奔、网络的热评，促使我更加想了解影片中原型人物与故事中人物的关联。

通过网络搜索及一位老南京人的描述：《南京照相馆》是根据照相馆学徒工罗瑾保存部分日军照片，为日后审判战争罪犯留下证据的事迹改编。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后，日本又于1937年12月相继侵占南京。那年14岁的罗瑾，在南京长江路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做学徒，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惨绝人寰的暴行。短短几周内，30万同胞被屠杀，面对日寇毫无人性的恶行，他既害怕又愤恨，每天提心吊胆地煎熬着。

暗房发现“血证”

1938年元月的一天，有个日本兵闯入照相馆，拿出两个胶卷，要我们为他冲印照片。当时我们没在意，收下胶卷让他三天后来取。然而第二天下午，当底片在显影液中渐渐显影，罗瑾全身血液几乎凝固：衣不蔽体的妇女、砍下的头颅、被刺刀挑起的婴儿、秦淮河岸堆积如山的尸骸……他急忙告诉账房先生“舅爷”。舅爷看了照片，顿时神色阴沉，再三叮嘱他切莫声张，以免引来灾祸。

罗瑾深知危险，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但即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想办法保存下这几张血淋淋的照片。趁其他人不注意，他将底片拿到暗室加印，把照片藏在角落的案板下，用胶布横竖交叉牢牢固定。此后，每当有日军来冲洗胶片，他都格外留意，发现记录烧杀、奸淫的照片就秘密留存，共计30多张。他还挑选出16张照片做成相册，用硬纸壳绘制封面：为表达心中的震惊和愤恨，他在相册封面上画了一颗“滴着鲜血的心”，旁边又画了一把日军刀，还在右上角写下一个“耻”字。将相册裹好后，他小心翼翼地藏在房梁上。

日军为防止大屠杀真相败露、引发国际谴责，开始搜查南京市内的照相馆。其间，日本军官曾将战刀抵在罗瑾胸口，厉声威胁他是否私藏照片，罗瑾毫不畏惧。为保护这本记录“血证”的相册，罗瑾多次转移藏匿地点。1941年，南京伪政府搞集训，罗瑾进入南京毗卢寺通信集训队，他害怕日本兵搜查，就把相册悄悄藏在寺内厕所的墙缝里，用泥糊好。可几天后，他突然发现墙缝裸露，相册不见踪影，懊悔不已。察觉到危险的罗瑾，为以防万一，立即逃离南京，此后辗转流徙于苏州、上海、福建等地生活。

中华民族历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赶跑日寇，迎来胜利的彩虹。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战犯们矢口抵赖、拒不认罪。国民政府遂号召市民提供日军暴行证据。1946年8月5日，罗瑾在集训队的同学吴旋，将相册上交给南京临时参议会。原来，这本丢失的相册被吴旋在墙壁突出处意外发现，之后转藏于寺庙的大佛座下。这16张照片成为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战犯谷寿夫看见铁证如山的相册，顿时颤栗，面如死灰，慌乱得不能自持，只好接受正义的审判，俯首认罪，最终被执行枪决。

二

了解上述历史真相后，我更想看看《南京照相馆》了。那天，女儿发来短信说影票已经买好，让我们周日下午去影院看这部故事片，以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当电影院的灯光重新亮起，我依然坐在那里许久，手指仍无意识地摩挲着座椅的扶手，脑海里的影片情节在翻滚，仿佛那些黑白影像的颗粒还残留在皮肤上。《南京照相馆》以独特的视角，将1937年那个血色冬季的真相，显影在当代银幕上。那些被日军自己拍摄的暴行镜头，最终成为刺破历史迷雾的利剑；而幸存者后来用相机捕捉的审判瞬间，则完成了对影像暴力的终极反制。

在这双重影像的辩证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伤痕，更是人性在极端境遇下的两种选择——要么成为变态扭曲者的帮凶，要么成为捍卫真相的见证者。前者的暴行天理难容，后者则让人们看清了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以及人民对侵犯者抵抗的坚强意志。

日军手中的照相机，最初是作为“战利品”进入南京城的，却异化为记录暴行的工具。那些戴着白手套的军官，以“科学考察”为名拍摄的所谓“军事行动”，实则是精心策划的罪恶档案。他们用德国制造的相机对准手无寸铁、被捆绑的平民，用胶片捕捉刺刀下的妇孺，还特意冲洗出照片作为“战绩”展示。这种影像暴力比物理暴力更为阴险——它试图通过镜头将暴行审美化，将屠杀转化为可以反复观看的“历史资料”。

电影中，一个日军军官擦拭镜头的特写令人毛骨悚然：当他用刺刀挑起襁褓中啼哭的幼儿，将其摔死的刹那，影院内悄然无声，人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盯着屏幕，随后传来观影者的抽泣声。这哭声是对那时可怜同胞的无奈同情，更是对残暴者的无比痛恨！当血迹被镜头虚化为朦胧的背景，人性也随之被技术理性彻底消解。这些照片既是罪证，也是施暴者自我催眠的工具，他们以为将暴行装进相框，就能将其定格为“正当的军事行动”。

然而历史的反讽在于，这些用生命保存的相册，最终成为无法抵赖的铁证。战后审判时，当检察官将日军自己拍摄的照片投影在法庭屏幕上，那些曾为暴行辩护的人面色惨白。镜头里的日本兵咧嘴大笑，背景中是被砍下的人头；冲洗厂老板按照“特殊订单”加印的相册，此刻成了控方最有力的物证。

电影中有一场戏极具象征意义：战犯试图用“照片可能被篡改”来质疑证据，但当法庭展示出原始底片时，那些银盐颗粒记录的暴行细节，让谎言无所遁形。这些照片从“战利品”变为“罪证”的过程，揭示了影像最本质的力量——它不仅是现实的复刻，更是时间的琥珀，将瞬间凝固为永恒。日军用相机记录暴行时，不曾想到这些影像会成为自己的绞索，这正是历史正义的微妙之处：施暴者越是企图通过影像控制记忆，记忆就越会通过影像反噬施暴者。

三

在照相馆的地下隐藏室内，发生了一幕生与死的谦让。相馆老板一家，连同另外几位落难者，意外得到日军所谓“恩赐”的两张通行证。这通行证标志着生与死——有了它，就能走出城门到达安全区，拥有生存希望；没有它，困在“地狱”里的人，便离死亡越来越近。

面对这决定生死的证件，他们没有丝毫犹豫，都想把生让给别人，把死留给自己，尽显中华民族高尚伟大的人性品格。相持不下时，他们只好用传统的抓阄办法，决定谁持证离开。可善良的他们不知道，邪恶的日军已在城墙门口等候，准备枪杀持证者。无论通行证做得如何天衣无缝，等待持有者的依然是死亡——因为那是伪君子（日军摄影师）提前通知前方士兵，必须虐杀持证者。这一情节，进一步揭露了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这一角色的伪善与奸诈。

会日语的翻译王广海，初期对日军抱有幻想，以为只要当好翻译，就能得到鬼子的关照，继续生存。岂料日军根本不把他当人看，亲眼目睹日军滥杀无辜的暴行后，他最终觉醒，参与到抗争中。而林毓秀（跑龙套的演员），总觉得自己只是个演员，只要为日军唱好戏，靠演技就能维持生计。可她没料到，自己多次遭到日军百般凌辱，还被强迫怀抱死婴“和善”拍照。这些经历让她逐渐醒悟，最终转向参与抵抗运动。就连维护秩序的巡警，在目睹暴行后也觉醒了。

这些人物均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塑造，展现了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抉择与精神觉醒。影片通过细腻的群像刻画，还原了历史现场的复杂人性。

当老金（照相馆老板）为掩护林毓秀（演员）与幼儿尽快奔向安全区，用相机拍照的方式阻挡前来追杀的日军时，虽未能完全拦住凶猛的鬼子兵，最终壮烈牺牲，但他拖延了鬼子兵前行的时间，为林毓秀及幼儿的逃离赢得了机会，也保护了作为铁证的照片。老金明知这样做必死无疑，却依然选择赴死，还希望活着逃出去的人，有朝一日能将真相公之于众。普通的老金，在这一刻显得无比高大。

电影《南京照相馆》中，当金老板将冲洗胶片的液体奋力泼向日军摄影师伊藤的脸时，伊藤双手捂着灼伤扭曲的脸，显得更加狰狞，还发出痛苦的嚎叫！这“嚎叫”声让观众感到愉悦——罪恶得到了应有的惩处，这是对人们心灵的一种慰藉。这一情节，展现了普通人在战争中的抗争与良知觉醒。据剧情描述，金老板发现日军摄影师伊藤试图篡改历史影像后，愤怒地将定影液泼向对方，这一行为象征着对侵略行为的反抗。定影液作为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关键道具，既暗示了冲印照片的情节，又隐喻着对历史真相的坚守。

《南京照相馆》中，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原型为小津安二郎）的结局被设定为：战争结束后，被井上大佐命令用短刀剖腹，随后又被补枪焚尸。这样的处理，旨在掩盖他拍摄南京大屠杀罪证的真相，避免其家属追究死因。同时，电影结局中，观众期待看到的场景也得以呈现：日本随军摄影师伊藤秀夫（原型为小津安二郎）与中国邮差阿昌较量时，火苗点燃了积存的胶片，又引燃了汽油桶，引发剧烈爆炸。那爆炸声如同愤怒的火焰，吞噬了整个照相馆。无论侵略者用何种方式妄图掩盖真相，最终都葬身于人们抗争的熊熊烈火中，而阿昌、老金等人，则在烈火与热血中获得了永生。这便是日军摄影师伪善面具被撕破后的最终结局。

四

电影高潮处，一位幸存老人在镜头前展示身体上的伤疤，他的叙述与投影的历史影像重叠，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个场景，暗示了影像救赎的终极意义——它不仅是记录工具，更是疗愈媒介。当受害者的记忆通过影像获得物质形态，当沉默的创伤被转化为可视的历史，那些被暴力打断的生命叙事，才得以延续。

影片结尾，现代南京的年轻人在档案馆观看这些照片时，他们的表情从震惊到沉思，最终化为坚定的目光——这正是影像救赎的闭环：从暴行到证据，从创伤到记忆，从历史到未来。

《南京照相馆》最终告诉我们：摄影机既可以成为暴行的帮凶，也能化作真相的见证。那些被定格的黑暗瞬间，既是历史的伤疤，也是照向未来的明镜。当我们在和平年代回望这些影像时，不仅要记住暴行的残忍，更要珍视影像记录者——无论他们是被迫还是自愿——在极端境遇下对真相的坚守。在这个图像泛滥的时代，这部电影提醒我们每一个持相机的人：你选择记录什么，就选择了成为什么样的历史参与者。南京的相册已经合上，但它的启示永远清晰：唯有直面黑暗的镜头，才能永远对准光明。

战后影像出现在1946年的南京军事法庭。当检察官向战犯们展示当年他们拍摄的“百人斩”比赛照片时，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刽子手，脸色瞬间惨白。照片中他们举着军刀嬉笑的形象，与法庭上颤抖的双手形成残酷对照。电影用蒙太奇手法，将历史影像、现实场景与审判画面交织：照片里被砍下的滴血头颅，与战犯惊恐的面孔

交替闪现；当年用来炫耀战绩的签名照，如今成为指证他们罪行的自白书。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战犯起初还狡辩照片是伪造的，但当法庭出示原始底片和冲洗记录时，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正是自己当年引以为傲的罪恶“杰作”。施暴者用镜头美化暴行，最终却被镜头钉在了耻辱柱上。

电影还特别设置了一条平行叙事线：南京的幸存者如何重建他们的影像记忆。大屠杀结束后，幸存的照相馆师傅们重新举起相机，用镜头记录废墟中的新生。他们在被炸毁的夫子庙前，拍到重新升起的国旗；在国际安全区内，拍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同时，还拍摄了幸存者们集体指认战犯的庄严时刻。这些影像与日军的暴行照片形成鲜明对比：同样是记录南京，前者是毁灭的见证，后者是重生的宣言。

影片结尾处，现代南京的年轻摄影师们，重走历史影像的拍摄地点，用数码相机复现经典场景。他们站在国际安全区的原址，用同样的构图拍摄今日繁华的街道；在当年万人坑的位置，记录下樱花盛开的公园。这种跨越时空的影像对话，既是对历史的致敬，也是对记忆的重新诠释。当一位年轻女孩将老照片与她的数码照片并排展示时，观众能清晰看到：同样的取景框里，曾经的废墟已是车水马龙。

这种影像的传承与创新，让历史记忆在新时代获得了新的表达方式。正如电影中一位影像史学家所言：“真正的纪念不是重复伤痛，而是让伤痛转化为照亮未来的光。只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只要缅怀先烈，才能更加珍爱和平。”

【编后荐评】

这篇散文以《南京照相馆》为切入点，串联起罗瑾保存日军暴行照片的真实历史与影片情节，层次清晰地展现了历史真相与影像力量。作者结合自身观影体验，细致剖析影片中影像从“暴行工具”到“正义铁证”的转变，以及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觉醒与抗争。文字饱含对历史的敬畏、对先烈的缅怀，既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痛记忆，又凸显了“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主题。叙事兼具史料的厚重与情感的温度，让读者在回望黑暗中，更懂守护光明的意义。

作品与知音优雅相会  佳作与美刊相映生辉

当代文学家·顾问阵容

厚名家亦厚新人  重当代更重未来

本期作者风采

文学是一座桥，让我们感受世界的丰富和美好！关注当代文学家，心有所系勤耕耘！

收稿微信：cmj86188

【聘签约作家】

（2025年第3期秋季9月刊征稿中）

*请自行认准本平台所涉一切刊号、书号，入作协、评职称请仅以当地文件为准！本平台不承诺不确保不担责，也不允许任何工作人员口头承诺、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