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年底，国民党在战场上接连失利，撤往台湾的安排已在暗中推进。许多国民党要人开始转移家眷与财产，戴季陶却多次向身边人表明：自己不去台湾。
蒋介石派人催促，他仍不松口。直到蒋介石托人带去一句话：“你不走，蒋纬国也不能走。”戴季陶的态度才发生转变，同意先赴广州，再等机会前往台湾。
蒋介石与戴季陶的关系，早在1913年便已建立。那一年，两人响应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们在上海躲避追捕，随后逃往日本。那段动荡经历，使两人有了近乎过命的交情。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孙中山回国并赴广州成立护法政府。蒋介石任参军，戴季陶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蒋介石和戴季陶也随之到了上海，并与张静江合办恒泰交易所。
也正是在上海，一位日本女子重松金子牵着一个男孩来到交易所，点名要找戴季陶。蒋介石见到后，很快意识到这可能是戴季陶在日本流亡时期留下的旧事。
据素材所述，戴季陶在日本期间与房东女儿重松金子关系密切，重松金子怀孕后，戴季陶因国内局势变化回国。不久，重松金子在日本生下孩子，并独自抚养。后来她带孩子来到中国，是希望孩子能够认祖归宗。
戴季陶见到孩子后心怀愧疚，想将母子留在身边照顾。但他的妻子钮有恒态度坚决，不能接受重松金子母子进门。戴季陶一时进退两难。
此时蒋介石提出办法：孩子留下，由他交给姚冶诚照料；重松金子还年轻，可以给她一笔钱，让她回日本重新生活。戴季陶接受了这个安排。这个孩子，后来便是蒋纬国。
蒋介石收养蒋纬国后，一直将他视作儿子。蒋介石日记中关于蒋纬国顽皮、生病的记录，也能看出他对这个孩子的牵挂。
戴季陶虽然把孩子交给蒋介石抚养，却始终关注蒋纬国的成长。蒋纬国起初称他为“伯伯”，后来戴季陶为使自己能更名正言顺地关心蒋纬国，请蒋介石同意收蒋纬国为义子。此后，蒋纬国改称戴季陶为“义父”。
1938年，蒋纬国与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一起赴德国学习军事。戴季陶给戴安国写家书时，也会给蒋纬国寄一份，叮嘱为人处世的道理。蒋纬国遇到重大决定，也常向戴季陶请教。
蒋介石清楚，蒋纬国在戴季陶心中有特殊分量。1928年起，戴季陶担任考试院院长，前后20年。1948年他想辞职时，蒋介石曾让蒋纬国去劝，但戴季陶仍坚持辞去职务。这件事虽未成功，却说明蒋介石确实会借蒋纬国影响戴季陶。
到了1948年下半年，戴季陶只担任一些闲职，与第二任妻子赵文淑住在南京。他不愿背井离乡，也不愿死后葬身异地。学生郑彦棻问他是否愿去台湾，他回答得很干脆：“不必！”
然而，当蒋介石带话说“如果他不走，蒋纬国也不能走”时，戴季陶不得不重新权衡。他明白蒋介石的性格，也担心蒋纬国的处境。因此，尽管内心并不愿离开大陆，他还是答应赴台。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与赵文淑搭乘宋美龄的专机“美龄号”，先飞往广州，准备再从广州乘船赴台。
广州对戴季陶有特殊意义。他曾追随孙中山在这里活动，也曾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到广州后，他住在东园宾馆，深居简出，多以回忆往事打发时间。后来于右任也来到广州，两位旧交常在夜里长谈。面对个人暮年与国民党局势的败坏，两人时常感到悲凉。
1949年2月11日，长期困扰戴季陶的神经痛再次发作。疼痛与失眠之中，他吞下70颗安眠药。2月12日早上8点，家人叫他起床时，发现他已没有心跳。戴季陶终年59岁。
在1940年以前，蒋纬国一直认为自己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后来，他在蒋介石办公室看到一本《亚洲内幕》，书中提到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后来过继给蒋介石。自此，他开始对身世产生疑问。
蒋纬国曾向戴季陶求证。戴季陶没有直接回答，只递给他一张蒋介石的照片，让他自己比较。多年后，蒋纬国逐渐意识到，这种含蓄的方式或许已经是一种回答。
据秦孝仪回忆，蒋纬国曾说过“我是戴季陶的儿子”，并表示要找到生父墓址，以尽孝道。后来戴季陶骨灰移送台湾时，蒋纬国曾在家中设灵祭奠；之后骨灰又送回大陆，安葬于四川昭觉寺。
1989年，蒋纬国出席“戴季陶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并写下《戴传贤先生，我的亲伯》。他在文中说，自己从小奉“先君”之命拜戴季陶为义父，常称其为“亲伯”。
蒋纬国后来也曾用一种平静的方式谈起这段关系：人们认为他是蒋介石的儿子也好，是戴季陶的儿子也好，姓什么并不重要，自己心安就是了。
回看1948年那次赴台决定，真正改变戴季陶态度的，并不是普通的政治命令，而是蒋纬国这个名字所牵动的复杂亲情。蒋介石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用一句话击中了戴季陶最难回避的软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