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仓巷78号》
仓巷的梧桐叶落了又生，城南的秦淮河水涨了又落。七十八号院门前那对石鼓，被几代人的衣角磨得光亮如镜，沉默地见证着每一季风雨。2009年秋日，推土机的轰鸣声第一次如此逼近这座三进院落。七十岁的杨锦华站在那棵三百年的银杏树下，突然听见了时间的风声——那风穿过青砖灰瓦，穿过斑驳的木门，穿过一个半世纪的晨昏，在她耳边低语。
一、青砖里的秘语（1860-1864）
咸丰十年的春天，江宁城的柳絮飞得正盛。杨桂年亲自挑选了仓巷这块地皮。这位刚升任江宁布政使司从六品经历的官员，特意请了金陵最有名的风水先生，前后看了三回，才定下宅基。
“藏风聚气，背有靠，前有照。”先生捻着胡须说。
院中那棵银杏，是杨桂年特地从紫金山寻来的幼苗。他亲手扶着树苗，看着仆人们填土浇水，对身旁的长子说：“银杏长寿，望我杨家亦如此。”语气里是读书人特有的内敛期盼。
四年后，太平天国攻陷南京。那年夏天特别闷热，蝉鸣撕心裂肺。杨家上下二十七口人挤在后院地窖里，整整十九个昼夜。地窖低矮潮湿，仅靠几处隐秘的气孔通风。十六岁的杨慧贞每天透过砖缝往外看——她见过天兵黄色的头巾在巷口飘过，见过清军反攻时炮火映红半边天，见过邻居家的房子在火焰中坍塌。
最难忘的是某个血色黄昏，一个受伤的年轻太平军士兵倒在门前。他的左腿受了伤，草草包扎的布条已被血浸透。杨慧贞犹豫再三，趁着暮色偷偷递出去一碗水。那士兵挣扎着抬头，脸脏得看不清模样，只有眼睛亮得惊人。他从怀里摸出一本破旧的《天朝田亩制度》，塞进砖缝，哑声说：“姑娘留着，世道会变的。”可太平天国灭亡后，杨桂年升任大连金州厅衙海防同知，从五品。
这句话和那本小册子一起，被杨慧贞深藏在记忆里。她将册子与杨家的《论语》合在一处，埋在了第三进东厢房的地砖下。这一埋，就是一百零二年。
二、一院四姓（1912-1937）
杨家：漏水的舟
民国元年的春节，仓巷78号的门楣上第一次飘起了五色旗。那旗子是杨启文亲自去夫子庙扯布裁制的——这位杨家第三代长孙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归来，脑后那条象征前朝的辫子已在归国航船上剪去，如今一身中山装笔挺，在国民政府实业部谋了个编纂的闲职。
杨老太太摸着簇新的旗面，丝绸的凉意透过指尖。她叹了口气：“你祖父若在，怕是要说咱家出了反贼。”话虽如此，年夜饭的八仙桌上，到底添了道“共和春卷”——韭菜鸡蛋馅，取“久财”之意。
院里的确需要这份寓意。自杨桂年谢世，这个曾显赫一时的官宦之家便如漏水的舟，渐渐沉坠。几个叔伯分家另过，女眷相继病故，到1923年盛夏那场暴雨后，第三进正房的屋顶漏得如同筛子，杨家竟凑不齐三十块大洋请瓦匠。
雨水沿着檀条往下淌，在青砖地上积成一汪汪的光，映着杨启文苦笑的脸。他蹲在门槛上，看水滴从房梁坠落，一滴，又一滴，在积水里激起涟漪。妻子王氏默默递过来一只铜盆，“接着些吧，明日还能用。”
那晚，杨启文在灯下给远在北平的堂弟写信：“老宅颓圮，族人离散，唯院中银杏尚茂。每读杜工部‘国破山河在’之句，心有戚戚焉。”
赵家：旧时光里的声与色
赵家搬来是1928年的事。
赵老爷子名守诚，人如其名，守着一肚子老规矩、老故事。他在北洋时期给某位师长当过文书，亲历过直奉战争，撤退时一颗流弹擦过头皮，留下一道永久的沟壑，也带走了他对功名的最后一丝执念。晚年携妻带子回南京，最宝贝的行李除了一箱线装书，便是一台美国产的维克多牌留声机。
那机器真是神奇——黑色的大喇叭像朵倒开的牵牛花，黄铜发条拧紧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放下唱针，薄薄的唱片旋转起来，便有一个女声袅袅飘出：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第一次听见周璇歌声的那个夏夜，全院人都涌到了赵家门前。杨老太太本来在佛堂念经，闻声也扶着门框探出头来。月光洒在青石板上，白花花一片，留声机的声音清凌凌的，混着晚风中茉莉花的香气，把整个院子的时空都搅动得恍惚起来。
赵老爷子成了孩子们的“故事库”。每到傍晚，他便搬出藤椅坐在银杏树下，一壶茉莉香片，一把蒲扇，从《三国》讲到《聊斋》，从紫金山的传说讲到秦淮河的旧事。讲到精彩处，他会故意停下，等孩子们急不可耐地催促，才慢悠悠呷口茶，继续开讲。
他的故事里常夹着私货：“听见没？那岳飞精忠报国，你们将来长大了，也得有这份心。”
赵家独子赵庆生那年八岁，生得虎头虎脑，最爱学父亲讲故事的模样，常把“话说”挂在嘴边。他后来偷偷告诉玩伴，父亲那台留声机下面，其实压着一本泛黄的《革命军》——那是赵老爷子年轻时在北平读书时藏下的，书页边缘已磨损得起了毛边。
蔡家：新式人家的旧式体面
蔡家是在1930年搬进来的。
蔡光军原是“永昌祥”丝绸公司的账房总管，打得一手好算盘，能在哗哗的珠算声中听出半分钱的差错。他的妻子李秋蓉则出自南京第一家私人百货公司“兴隆号”李家，是老板的掌上明珠。这门婚事当年在城南传为佳话——账房的精明配上商贾的魄力，任谁都说天作之合。
蔡家四口搬进倒座房那日，阵仗颇引人侧目。一儿一女皆着新式学堂制服，男孩蔡明潭是立领学生装，铜纽扣擦得锃亮；女儿蔡玉华则是一身阴丹士林蓝旗袍，齐耳短发，臂弯里还抱着洋娃娃。家具是红木镶大理石的西洋样式，最稀罕的是一架德国造的自鸣钟，整点时会有镀金小鸟探出头来啾啾报时。搬来后蔡家又添了两个儿子，明庸、明桂，这是后话。
“不过是暂住。”李秋蓉笑着对前来帮忙的杨家人说，递上的见面礼是四盒“采芝斋”的松子糖。她说话时眼角微弯，语气温软，却自有一股不容置疑的妥帖。那是一种经商的家庭才能熏陶出的、在谦逊与自信之间精准平衡的气度。
蔡光军每日清晨七点一刻准时出门，黑色公文包，灰色长衫，金丝眼镜。傍晚归家总在六点之后，有时更晚，身上常带着淡淡的墨香与算盘珠的桐油味。他话不多，但对院里孩子极和气，过年时会按人头包银角子压岁——每个红纸包里都是一枚崭新的“孙小头”，亮晶晶的。
蔡明潭与杨启文的次子杨明远同年，都是1925年生人。两个男孩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玩伴。春天在院里抽陀螺，鞭子甩得啪啪响；夏天去秦淮河摸螺蛳，裤腿卷到膝盖以上；秋天爬上银杏树摘果子，口袋里装满白果；冬天则在廊下抖空竹，嗡嗡声能传遍半个巷子。
杨明远性子静，爱读书，能坐一个下午不动；蔡明潭却活泛，善诗画，能用雨花石在青石板上摆出整幅“三英战吕布”的阵势。
1933年深秋，两个孩子蹲在银杏树下看蚂蚁搬家。黑压压的队伍沿着树根的沟壑蜿蜒，扛着比身体还大的食物碎屑。蔡明潭忽然说：“我爹说，再过些年，咱中国人自己也能造火车轮船。”杨明远正用草茎拨弄一只红头大蚁，闻言抬头：“那你将来做什么？”
“长大我要学机械。”八岁的少年眼睛发亮，像暗夜里的星子，“去德国学。”
他没说出口的是，父亲书房里那些机械图册——蒸汽机的剖面图、齿轮的啮合原理、船舶的推进装置——他早已偷偷翻过无数遍。那些复杂的线条在他眼里不是天书，而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密码。
李家：墙里开花墙外香
李静婉搬来时，已是1932年。
她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国文教员，三十岁守寡，独自带着八岁的女儿李梅。搬家的行李很简单，最显眼的是两个大书箱和十几盆月季。花是亡夫生前种的，她舍不得丢，一路从城北护到城南，每盆都用草绳仔细捆扎了根部。
这女子与众不同。不穿旗袍，常着一身浅灰或月白的衫裙，料子是寻常的棉布，却裁剪得体，衬得人修竹般挺拔。齐耳短发用一枚素银发卡别住，露出光洁的额头。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玉珠落在瓷盘上。她在院子东南角辟出一块花圃，月季从春开到秋，深深浅浅的红，衬着白墙黑瓦，竟有几分宋画的意境。
李静婉在院里办了个女子识字班，不收钱，只在每月的初一、十五上课。学生是附近几条巷子里想识字的女孩子，从四五岁到七八岁都有。她用自编的教材，从“天地人”开始教，也教简单的算术和地理。小黑板挂在廊柱上，粉笔吱吱呀呀地写着，女孩们跟着念，声音细细的，却透着股韧劲。
“女子识字，不是为做女状元，”李静婉常说，“是为心里亮堂，眼里有光。”
她女儿李梅，那个总是安安静静跟在母亲身后的小姑娘，会帮忙分发纸张笔墨。她的字是院里孩子中写得最好的，娟秀工整，像她的人一样。
四姓同檐
四家人，四种活法，渐渐在这三进院子里交融出独特的光景。
杨家的书卷气，蔡家的新派作风，赵家的旧式风雅，李家的文明开化——白日里各忙各的，黄昏时分却总会在某个角落交汇。那交汇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像几条原本各自流淌的溪水，最终汇入同一片池塘。
蔡家的自鸣钟敲六下时，赵家的留声机往往正好响起。李静婉在月季花旁教女孩们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那边银杏树下，赵老爷子已开讲“桃园三结义”。杨启文从衙门回来，常带些新出的报纸刊物——《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蔡光军看了，会推着眼镜说些经济时局、关税政策。孩子们在廊下穿梭，杨明远和蔡明潭已开始偷偷传阅《新青年》《语丝》，虽然半懂不懂，但那些文字里的火焰，已经悄悄点燃了什么。
1936年中秋，院里办了第一次“四姓团圆宴”。那是个晴好的夜晚，月亮又圆又亮，像一面新磨的铜镜。四张八仙桌拼在一起，摆在银杏树下，桌上铺着蔡家带来的白色桌布。各家拿出拿手菜：杨家的桂花鸭，鸭皮油亮，肉酥烂；蔡家的蟹粉狮子头，每个都有拳头大；赵家的什锦砂锅，热气腾腾，汤色奶白；李静婉则做了一碟精巧的荷花酥，酥皮层层叠叠，真的像荷花一样。
酒过三巡，赵老爷子兴起，站起来唱了段《贵妃醉酒》。他年轻时学过戏，虽然嗓子老了，但身段还在，一抬手一投足，仍有韵味。月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照在众人含笑的眼睛里，照在满桌的菜肴上，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银边。
留声机里周璇正好唱到：“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歌声婉转，在夜风中飘荡。没人想到，这竟是战前最后一个安宁的中秋。
告别的季节
1937年深秋，南京城的空气里已能闻到硝烟的味道。报纸上的消息一天比一天紧张，街头开始出现撤往内地的学生和官员。银杏树的叶子正黄得灿烂，一阵风过，簌簌地落，像一场无声的告别。
蔡明潭和杨明远蹲在银杏树下——就像四年前那样，就像他们从小到大无数个黄昏那样。两个十二岁的少年沉默了很久，最后蔡明潭说：“机械怕是学不成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杨明远听出了里面的什么东西——一种早熟的、沉重的、不属于这个年纪的东西。
“你去哪儿？”杨明远问。其实他知道答案，全院人都知道。蔡家正在收拾行李，准备随学校西迁。
“跟着学校往西撤。”蔡明潭站起来，拍拍裤腿上的土，“总要有人留住读书的种子。”
他转身时，杨明远看见他后颈上有道新疤——那是上月日军空袭时，被飞溅的瓦片划伤的。伤口已经结痂，暗红色的，像一片枯萎的枫叶。
东墙边，李静婉的女子识字班刚刚下课。女孩们陆续离开，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种与年龄不符的肃穆。小黑板上还留着今日教的诗句，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李静婉没有擦掉这些字。她站在黑板前，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粉笔，在下面添了一句：
“留取丹心照汗青。”
暮色四合，四姓人家的灯火次第亮起。杨家堂屋里，杨启文正在整理藏书，把最重要的几箱打包；蔡家窗口，李秋蓉在灯下缝制路上的干粮袋；赵家传来留声机的声音，这次放的是一曲《松花江上》；李家花圃边，李静婉在给月季浇水，动作轻柔，像在与老友告别。
谁也不知道，这个看似寻常的黄昏，即将成为未来多年里最怀念的寻常。银杏树的影子在青石板上越拉越长，终于融进了夜色里。仓巷78号的灯火，一盏，一盏，缓缓熄灭，等待着未知的黎明。
远处，秦淮河的水声潺潺，一如既往。它见过太多离别，太多归来，太多开始与结束。它只是流着，沉默地流着，带着这座古城所有的记忆，流向时间的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