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怒骂:这批淫棍!1947年的南京有多脏?国会开成了青楼.

1947年11月的南京，寒意初透却掩不住城内的喧嚣。蒋介石端坐席间，望着满堂他亲自遴选的“国大代表”，气得指尖发颤，在日记里狠狠写下一句泄愤的恶语：“这群不知廉耻的败类！”被他痛斥的，绝非外人，正是那些他标榜为“民主标杆”的精英之辈。

会场之外，河南大地饿殍遍野，饥肠辘辘的百姓走投无路，只能以卖儿鬻女苟延残喘，半袋粗粮就能换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会场之内，这群“民意代表”却将夫子庙搅成了声色犬马之地，把庄重的制宪会议，办成了一场醉生梦死的酒肉狂欢。这从来不是什么民主的盛会，不过是国民党政权穷途末路之际，一场荒唐的丧事喜办。

前线战事吃紧，后方却奢靡无度，这帮蛀虫的贪婪，早已刻进了骨子里。1947年的南京城，空气里没有半分前线的硝烟味，反倒飘着浓得化不开的脂粉香，混着鸭血粉丝汤的醇厚香气，透着一股诡异而刺眼的奢靡。

此时的前线，刘邓大军已然挺进大别山，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防线，如同薄纸般被轻易撕开，兵败如山倒的颓势已然显现；而后方的南京城内，那些“国大代表”们，却在忙着一场截然不同的“较量”——争席位、占包厢、抢头牌，将权力场变成了享乐场。

那几个月，南京夫子庙彻底沦为了奢靡的代名词。六华春、卞氏饭庄、老万全这些久负盛名的老字号饭庄，门口密密麻麻停满了悬挂“国大”专属证件的黑色轿车，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各位候选人的日程，比戏台子上赶场的名角还要忙碌，一天之内要奔赴七八场饭局，应酬不断。酒桌上的菜肴，无一不是鱼翅、海参、鲍鱼这类山珍海味，道道都是硬菜。彼时法币早已大幅贬值，老百姓得扛着麻袋去买米，一麻袋纸币换不来半升粗粮，可这帮代表们挥霍起公款来，却眼皮都不眨一下，奢靡无度到了极点。

更令人不齿的，是夜幕降临后的荒诞戏码。为了讨好这帮手握“民意”的代表，南京城内的娱乐场所全都卯足了劲，火力全开。舞厅设在二楼，灯火通明、丝竹不绝；三楼则干脆摆起了“酒池肉林”的奢靡排场，乱象丛生。就连酒家的女工，也被改称为“宴会助理”，名头听着洋气，实则干的仍是不堪入目的皮肉勾当，只为迎合这帮代表的低俗趣味。

这其中，还上演了一出广为流传的荒诞名场面。有一位名叫“雅云”的交际花，凭着出众的容貌，被称作“会场头牌”。在一场宴会上，当着满座宾客的面，她竟当众一手撩起监察院长于右任的长髯，另一只手端着一杯绍兴黄酒，径直灌进了这位“党国元老”的口中。

若是在其他朝代，这般行径早已算得上大不敬，轻则杖责，重则治罪。可在当晚的宴会上，全场非但没有半句指责，反倒哄堂大笑，一片哗然。于右任擦了擦嘴角的酒渍，非但没有动怒，反倒乐呵呵地提笔，给这位交际花写了一副亲笔春联，尽显纵容与荒唐。所谓的党国体面、精英尊严，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在酒精与荷尔蒙的双重刺激下，国民党极力标榜的“法统”尊严，被一个交际花轻易按在酒桌上肆意摩擦、践踏。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听闻这些乱象的汇报时，满心都是愤怒与不解，他始终想不明白，自己极力推崇、大肆宣扬的“宪政民主”，怎么就演变成了一场不堪入目的大型嫖宿现场，一场荒诞绝伦的闹剧。

票是花钱买来的，进了南京城，自然要把“本钱”加倍“吃”回来。这帮代表之所以如此下作无底线，核心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压根就不是来履行民意、商讨国是的，而是来“捞本”的。

所谓的“国大代表”，底色早已腐烂不堪。翻开那份代表名单，映入眼帘的，清一色都是土豪劣绅、帮会头目、投机商人和暴发户，没有几个真正心系百姓、心怀家国之人。

当时的国大代表选举，根本不是什么民意选举，而是一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金条铺路，法币堆底，谁掏的钱越多，谁就能戴上“国大代表”的头衔，获得相应的权力与利益。既然代表资格是花钱买来的，那么到了南京，吃官府的、喝官府的、玩官府的，在他们眼里，便是天经地义的“回本”之举，是理所当然的商业逻辑。

再加上1947年的国民党政权，早已深陷末世的阴霾之中。虽说金圆券崩盘还得等上几个月，但朝野上下，没人不清楚，国民党这艘破船，早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沉没。

这种朝不保夕的绝望感，最终转化成了这帮人的扭曲挥霍欲。既然明天可能就会变天，手中的权力和钞票随时可能化为乌有，不如及时行乐，把今天能享的福都享尽。于是，他们攥着国民政府发放的“出席补助”，在秦淮河畔夜夜笙歌、醉生梦死，恨不得把一辈子的奢靡，都浓缩在这几个月里尽情挥霍。

这场闹剧的荒诞与腐朽，早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实在看不下去。有一位来自天津的国大代表，目睹这般乌烟瘴气、纲纪尽失的乱象，悲愤交加，索性抬着一口黑棺材，直接堵在了国民大会堂的门口。他要以死谏的方式，控诉选举的不公，痛斥官场的贪腐横行，揭露这场“民主盛会”的虚伪面纱。

这一幕，极具黑色幽默：一边是形同灵堂的死谏，透着悲怆与绝望；一边是秦淮河上彻夜不息的艳舞笙歌，满是奢靡与荒唐。那口漆黑的棺材，无声地控诉着一切，成了这场所谓“民主大戏”最刺眼、也最讽刺的注脚。

蒋介石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心中的苦涩与愤怒，比任何人都要深重。他骂这帮代表是“败类”、是“无耻之徒”，可这份怒骂，终究只是一种无能狂怒，改变不了任何现状。

他既不敢轻易抓人——毕竟这些人名义上是“民选”代表，动了他们，便是自打耳光，破坏自己标榜的“宪政”，落人口实；他又根本管不住——整个国民党官僚系统早已烂到根里，每一根毛细血管里，都流淌着贪婪与腐朽的血液，从上到下，早已无药可救。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群政治流氓，打着拥护他、拥护党国的旗号，一点点啃食、玩垮他苦心经营的江山，却无能为力。

最具讽刺意味的对比，从来都不在南京城内，而在城外，在前线与后方的巨大割裂之中。1947年的中国，仿佛被硬生生分成了两个世界，一边是人间地狱，一边是奢靡天堂。

就在南京的国大代表们享用着“一人一桌一席位”的豪华大餐，挥霍无度之时，黄河花园口决堤的后遗症正在持续发酵，河南、山东等地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史料记载，彼时的灾区，半袋粗粮，就能换走一个活生生的孩子，百姓们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朝不保夕。

前线的国民党士兵，衣衫单薄褴褛，在寒冬大雪里冻得瑟瑟发抖，食不果腹，还要面对激烈的战事，随时可能丧命；而后方的国大代表们，却身着光鲜洋装，搂着所谓的“宴会助理”跳着贴面舞，喝着琼浆玉液，吃着山珍海味，极尽奢靡，早已忘了前线的炮火，忘了灾区的苦难，忘了天下的百姓。

这种极致的阶级撕裂，这种赤裸裸的不公，比战场上的机枪大炮更具杀伤力，它一点点耗尽了百姓的希望，也一点点掏空了国民党政权的根基。

而此时的共产党，正在做着截然相反的事情。1947年，解放军始终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必还，损坏东西必赔，与百姓同甘共苦、水乳交融。在解放区，干部与士兵同吃一锅饭，同穿一样的补丁衣服，不分彼此，一心只为百姓谋福祉，只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一边是国民党“不自重的败类”，醉生梦死、贪婪无度；一边是解放军钢铁般的战士，纪律严明、心系百姓。这场战争的胜负，其实在南京城的酒桌上、在秦淮河的笙歌里，就已经注定了。

蒋介石在日记里骂出的那句恶语，其实早已暗含了结局。一个政权，若是连其核心的精英阶层，都沦为了欲望的奴隶、贪婪的蛀虫，丧失了最基本的廉耻与底线，那它便彻底丧失了存在的政治合法性，被时代淘汰，只是早晚的事情。

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他们或许不懂那些复杂的宪法条文，不懂所谓的“宪政民主”，但他们看得清楚，谁在真心为他们办事，谁在搜刮民脂民膏；谁在吃苦受累，谁在挥霍享乐；谁在为家国奋斗，谁在为一己私欲蛀空江山。

南京这场历时数月的“国宴嘉年华”，不仅耗尽了国库最后的积蓄，也彻底透支了民国政权最后的一丝气数，耗尽了百姓最后的一丝期待。当那些国大代表们心满意足地抹掉嘴角的油水，各自离去时，他们或许从未想过，民国的丧钟，早已在这场奢靡闹剧里悄然敲响。

一年多后，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冲破长江天堑，直捣南京，彻底终结了这个由买办、蛀虫和政治流氓堆砌起来的腐朽王朝。而蒋介石日记里那句泄愤的怒骂，终究成了整个民国政权的墓志铭，镌刻下一个腐朽政权的荒唐与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