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谈判条件。
基本内容是:
一、中国应放弃容共和抗日排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给以协助。
二、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
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四、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
附加的口头说明是:
一、中国应表现出有实行防共的诚意。
二、中国在一定的期限以内,派遣媾和使节到日本所指定的地点。
三、我方考虑大体上在本年内答复。
开列的条件细目有:
一、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二、中国放弃排日和反满政策。
三、在华北和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
四、华北在中国的主权之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应设置适当的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特别应实现日、满、华的经济合作。
五、在内蒙古应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古相似。
六、中国须确立防共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
七、在华中占领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地区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
八、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要的协定。
九、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
这些条件,是日本在攻占南京、自以为胜券在握后,彻底撕下“谈判”伪装而抛出的亡国条款。
所谓“承认满洲国”,即是强迫中国正式割让东北;在华北、内蒙、上海设立非武装地带与特殊机构,等于将华北、华东核心区域变为日本直接控制的殖民地;要求中国确立“防共政策”,实质是干涉中国内政;而“必要的赔款”,更是侵略者的公然掠夺。

分割占领中国领土,奴化中国政权,实施经济掠夺,最后被侵略者要对武力劫掠者进行 “必要的赔款”,日本右翼政客和军人延续近代以来“大日本帝国”的思维方式,认为日军铁路所至之处他国必会俯首称臣——“中国在一定的期限以内,派遣媾和使节到日本所指定的地点”—— 就是说,在日本人规定的期限内,中国人必须打着白旗前往规定地点向日本求和。
这已不是谈判,而是强迫投降与受降仪式。
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将日方条件报告柏林后,直言不讳地认为:“这些条件远远越过了十一月二日的条件”,让“中国政府接受是极其困难的”。
德国高层也意识到,如此苛刻的条款,任何主权国家都难以接受。
但广田弘毅外相的回答是:“军事局势改变了,又有舆论的压力,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案了。”
——日本军国主义的真实逻辑是:战场上的胜利,就是谈判桌上的全部道理,军事优势既成,中国只能无条件接受——投降。
德国外交部将狄克逊的报告转告了陶德曼。
陶德曼要求会晤蒋介石,却被告知蒋介石“生病了”。所谓“生病”,实为国民政府不愿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进行正式会谈,毫无疑问,这是委婉而坚定——外交拒绝。
随后孔祥熙和宋美龄会见了陶德曼,两人首先对日本开列的条件感到“极其惊讶”,继而明确表示:“举行和平谈判的努力不成功,中国将继续抵抗到底,甚至使国家经济崩溃,使中国人民投入俄国的怀抱,亦在所不计。”这一表态,是国民政府在民族危亡关头,向德国、也是向日本发出的强硬信号:宁可战至崩溃,绝不接受亡国条件。

中国的态度令德国人很是“为难”。
陶德曼继续劝说国民政府,甚至警告说,如果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会导致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恶化。
可是,中国方面再也没有任何答复了。
沉默,就是最坚定的拒绝。
见不到蒋介石,也得不到来自中国政府的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日本的政客们逐渐焦虑起来。
日军参谋本部通过各种渠道努力打探,才零星地得到以下情报:
一、狄克逊与广田弘毅外相会晤后,傍晚拍电报给陶德曼,要求中国政府立即答复;
二、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法尔根豪将军,已明确劝告蒋介石接受日本人提出的条件;
三、东京中国大使馆说他们对于国内的立场和态度一无所知;
四、陶德曼当面问过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对日本开列的条件有无答复,张群的回答极具中国特色:“还在研究中。”
“还在研究中”这句外交辞令,在日本人听来,是拖延、是敷衍、更是羞辱。他们无法理解,首都已陷、国土丢失过半,中国政府为何仍不肯俯首称臣。
日本人充满了困惑和愤懑。——本质是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狂妄——已经迷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已经看不到中国人抵御外侮的决心与意志。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日本天皇主持召开御前会议。
——“这样的御前会议是日俄战争以来的第一次。”
参加会议的有陆军部和海军部统帅,参谋本部部长、次长以及全体内阁大臣,“并特邀枢密院议长出席”。——如此高规格的会议,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已上升到国家最高战略抉择层面。
会议最终确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其要点是:
一、“如中国现中央政府此刻重新考虑而悔悟过来诚意求和”,另根据谈判细目所开列之“日华谈判条件进行谈判。”
二、“如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象,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日本准备彻底抛弃蒋介石国民政府,转而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以华制华。
第二天,一月十二日,日本外交次相堀内谦介会见狄克逊,表示:“希望尽全力要中国政府立即答复。如果到了十五日还没有接到答复,日本政府将不得不保留行动的自由。日本一而再地放宽了答复的期限,但已不能再等待两天或三天以上了。还有,‘答复’二字意味着表明明确的态度或关于每个细目的明确的质问,所谓‘正在研究中’的回答是不够的。”
一月十三日,中国方面终于有了答复,还是正在“研究”,只不过这一次变成了“仔细研究”:
“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大大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来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
中国人的“研究”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日本人看来,这是没有诚意、蓄意拖延——拒绝投降。
一月十五日,最后期限的最后一天,日本再次召开联席会议,会上主战派与主和派争吵得更加厉害。
主战派认为,中国方面没有诚意,哪怕不再以蒋介石为对手,抛开国民政府,也必须使用强大武力直到中国彻底屈服为止。
主和派则认为,不能因为日本单方面制定的期限,“就在全国既未下定决心又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入前途黯淡的长期战争”。——主和派似乎还有些许的清醒。
外相广田弘毅说:“中国方面的复文,很像是日本方面在向中国求和似的。说起来,讲和的条件本应由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结果却是虽然知道日本方面的基本内容,而中国方面并不表示意见,却要求日本方面说明条件。我认为这只能说明中国方面没有诚意,是在采取拖延政策。”
内阁成员立即表示:外相的看法值得信赖,如果参谋本部不信任外相,就意味着不信任政府,政府只有辞职。参谋本部考虑到“政府的垮台要在内外产生坏影响”,不得不对内阁的意见 “予以默认不进行反对”。
至此,日本军政高层的意见统一了:对华强硬到底。
这天晚上,主战派的强硬立场被呈奏天皇。
天皇并未简单支持主战或主和,而是询问了几个很实际的问题,令主战派与主和派同时意识到,此时,面对中国,无论战与和,都不仅仅是军事问题了:
一、在南方还有中国的抗日军队,日军打算怎么办呢?
二、已经成立的华北政权,是不是得由日本负担呢?
三、怎样对付游击队的战术呢?
四、据说陆军想到了 “尽善处理的办法”,是怎么回事呢?
天皇的提问,暴露出日本战略上的巨大隐患:占领土地容易,消化统治极难;击败军队容易,征服民心极难。但狂热的军国主义势力,已听不进任何理性声音。
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发表如下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政府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就是说,日本不再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政府,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充其量只是个流亡政权而已,以后所有日中之间的外交交涉,都与国民政府无关,日本只与他们扶植的中国“新政权”即伪政权“邦交”。
这是近代国际外交史上极为罕见的蛮横声明——你不答应亡国条件,我就换个“政府”答应亡国条件——是谁给了日本权力?
一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命令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回国。
国民政府立即结束了“研究”,命令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回国,同时发表严正声明:“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所谓“陶德曼调停” 就此结束。
中日两国宣布断交。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日本人不可能意识到,他们将要为自己的狂妄愚蛮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日本亲手关闭了外交谈判的最后一扇门,迫使中国只能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也把自己拖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泥潭。
从外交上讲,日本的蛮横与野心,从其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时起,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定警觉。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宣布扶植北平伪政权后,国际社会预见到暴戾的日本军国主义之危险,英、美、法等国由此考虑:是否有必要组成一个遏制日本法西斯势头的联合战线?
而日本对其始终“怀着非常畏惧之心”的苏联,这时候则开始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8年,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大幅增加,苏联志愿航空队来华参战,大批武器、弹药、飞机、火炮源源不断运抵中国,成为中国抗战最关键、最及时的国际支持。
日本人以为,攻下首都、逼走政府、切断外交,就能灭亡中国。他们最终发现:中国虽弱,但绝不亡;日本虽强,但不胜。
一场全面战争、长期战争、令日本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战争,就此不可逆转。
日本人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日本人想看到的——在中国战场上,日本鬼子的伤亡在不断增加——持续的战争消耗让日本国内也吃不消了。
中国人民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中国人决不投降——投降的只会是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