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南京保卫战(四)守不守?

南京守不守？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虽已决定迁都重庆，但对南京守不守的问题仍是艰难的抉择。

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对南京城防进行了战略评估，但实际部署中却存在诸多问题。

根据《参谋本部所拟南京方面之防御方案》，南京防御体系分为复廓（城墙）与外围两道防线，然而，这一防御计划在执行中遭遇严重挫折：

预定防守南京的部队大部分尚未抵达，不是被各地截留便是被调到上海战场，南京保卫战前，国民政府投入南京的守军约11万人，但实际可战之兵不足8万人，其中还包括约3万未经训练的新兵；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中国军队未能在吴福线和锡澄线站住脚，一路败退；军事工事修建未完成，完成的质量也大大缩水，导致"城郭阵地还是残破不全的老样子"；吴福线和锡澄线的纵深不足150公里，无法支撑有效防御。

相比之下，日军进攻南京的兵力更为精锐，不仅人数达到约20万人，且急于通过占领中国首都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日军士气正盛，松井石根等指挥官甚至认为"二十日内即可攻占南京"。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南京守军与日军在装备上存在巨大差距——最明显的是火炮。

中国军队仅有约252门火炮，且多为清末民初的旧炮（如克虏伯150毫米、210毫米后膛炮），最大射程仅11000米；而日军拥有700余门火炮，包括射程达10800米的九一式105毫米榴弹炮、射程达10750米的三八式75毫米野战炮等。

技术方面也存在缺陷——中国军队的火炮仍使用一战时期的直接瞄准法，而日军已采用现代射击技术。

还有就是装备老化问题：中国军队火炮因年代久远频繁炸膛，据《澄镇宁要塞各个区作战心得概要书》记载："各区原有旧炮，年代虽嫌过久，使用尚幸不多，预计似颇堪用，殊于此次使用结果，炸膛之多，出乎意料。事后考察，盖因前次兵工署改良各区弹药时徒增装药量及初速，而未计及火炮年代所致。"

更严重是的弹药储备不足：南京城防的弹药储备仅够维持一周，难以应对日军的持久进攻。

存在严重缺陷的防御工事，火力弱且人数较日军少的疲惫之师，在日军装甲力量、猛烈炮火、海空军协同攻击下——日军还会使用毒气弹——守城面对诸多困难——从军事角度说——根本守不住。

面对严峻的守城局势，1937年11月中旬至下旬，蒋介石连续召集高级幕僚会议，讨论南京城防问题。与会者包括李宗仁、白崇禧、刘斐、陈诚、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等军事高层。这些会议围绕"守还是不守"的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李宗仁与白崇禧的持反对意见：两人一致主张南京不可守。

李宗仁分析："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上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路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白崇禧则"极同意"李宗仁的意见，主张避免无谓牺牲。

刘斐的"象征性防守"方案：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提出了折中方案："日军拥有海陆空优势，国军将处在立体包围之下，加上上海会战损失太大，国军未经整训，无法恢复战力。建议用十二至十八个团象征性的适当抵抗后主动撤退。"

刘斐认为，不应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争胜负，而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则，通过空间换时间拖垮日军。如果日军占领中国的每一个县都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他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非垮不可"。

陈诚的撤退建议：陈诚作为从淞沪战场撤回的前敌总指挥——对前线惨烈的战况有直观地认识，也深知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的巨大损失，他认为"南京孤立，无现代要塞设备，不易坚守"。"敌人在战术上虽获胜利，但在战略上实已失败。现在我军应速脱离战场，撤至皖南，以南京为前卫阵地，以贯彻我持久抗战之目的。"

陈诚的构想体现了其对战略撤退和整编部队重要性的认识，主张通过保存有生力量来支撑长期抗战。

唐生智的"死守"主张：唯有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主张死守。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

不得不怀疑的是——尽管有争议，唐生智的这一主张并非基于军事考量，而是出于政治投机和恢复军权的个人野心。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会前蒋介石做了唐生智的工作也是可能的——唐生智是为数不多的一级上将，任命他为卫戍命令有更多的政治意义。

蒋介石则对南京城防的态度存在明显的矛盾：

南京作为首都，"国际观瞻所系"，直接放弃会影响国际形象和国内抗战情绪。蒋介石在11月14日的第一次会议中表示："南京是应该守一下的。"——从政治考量的角度看，连首都都不守，何以面对国人？这是蒋介石不得不高度重视的问题。

但军事现实又表明，南京不可守——淞沪会战后，中国军队损失惨重，部队亟需休整补充，无力守城。

蒋介石在1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南京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

还有一个原因“此时的蒋介石仍抱有国际干预的希望，认为南京的坚守可能促使苏联或德国出面调停。1937年11月11日，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向蒋介石特使张冲转达口信："如中国抗战到了生死关头，俄当出兵，绝不坐视。"蒋介石对此深信不疑，这就是他向将领们保证："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大变。"——的原因。

蒋介石于11月30日致电斯大林："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大最后之力量。现'不得已退守南京'，'当此存亡之交'，'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然而，这种国际干预的期望最终被证明是不现实的，斯大林于12月初回电表示，苏联无法单独对日出兵，除非获得国际社会的共同支持。

在11月17-18日连续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处于矛盾中的蒋介石首先询问众将"南京该守与否"，随后却自行断言："南京一定要守！"面对无人应答的局面，蒋介石甚至表示："我身为三军统帅，诸多事务需要亲自筹划，责任迫使我不得不离开。如果实在没人守，那还是我来吧。"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迁都宣言》，宣布迁都重庆。宣言中明确表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更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表面上看，迁都意味着放弃南京，但实际上迁都重庆的战略目的恰恰是为南京保卫战争取时间和空间。蒋介石深知南京在军事上难以坚守，但又不愿不战而弃，因此选择"短期固守"的策略，希望以南京保卫战争取国际干预的时间窗口，也给国人一个交待。

无论如何，南京守与不守的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从军事角度看，南京确实难以坚守，多数将领主张放弃；但从政治角度看，南京的象征意义又使蒋介石无法轻易放弃。蒋介石选择了"象征性死守"的折中方案，既有政治需求的考虑，又为军事失败保留了退路。

最终，试图在政治与军事间寻求平衡的蒋介石采纳了刘斐"象征性防守"的建议。

关于南京保卫战决策过程中蒋介石召开的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历史学界存在显著分歧。

刘斐将军在1960年发表的《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一文中，详细描述了蒋介石在1937年11月中旬于南京中山陵园官邸连续召开的三次高级幕僚会议，这三次会议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关于南京战守决策的关键节点。

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吉荪研究员在1997年发表的《质疑"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决定南京防守》一文中，对刘斐所述的会议真实性提出了系统质疑。

刘斐将军在《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一文中，详细描述了蒋介石在1937年11月中旬连续召开的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约11月14日）：

参与人员：何应钦（军政部长）、白崇禧（军委会常委、副参谋总长）、徐永昌（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刘斐（作战厅长）等数人。

核心讨论：刘斐首先发言，认为南京在军事上难以坚守，因为：

(1) 南京位于长江转弯处，地形上背水一战，日军可由江面封锁和炮击南京；

(2) 日军可从陆上芜湖截断南京守军退路，形成海陆空立体包围态势；

(3) 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损失惨重，未经整补难以恢复战力。

会议结果：多数人支持刘斐"象征性抵抗后主动撤退"的主张，但蒋介石表示"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还是应该守一下"，决定"如何守"再议。

第二次会议（约11月15-16日）：

参与人员：除第一次与会者外，新增唐生智（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总监兼警卫执行部主任）、谷正伦（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等。

核心讨论：唐生智首次提出"南京应守"的主张，理由是：

(1) 南京是中华民国首都，对国际视听影响重大；

(2) 是孙中山总理陵寝所在地，不守有违道义；

(3) 可掩护淞沪撤退部队休整和后方部队调动集中。

会议结果：李宗仁仍反对死守南京，认为"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合围，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但蒋介石对唐生智的主张表示"值得考虑"。

第三次会议（11月18日晚）：

参与人员：除前两次与会者外，可能还有其他高级将领。

核心讨论：蒋介石再次询问谁愿负责固守南京，现场一度陷入沉默。最终唐生智站起身慷慨陈词："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

会议结果：蒋介石采纳唐生智的建议，当场任命其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决定在南京进行短期固守，以争取国际同情和国内抗战信心。

刘斐的文章还详细描述了蒋介石在会议中的态度变化，从最初犹豫不决到最终接受唐生智的请缨，体现了蒋介石在军事与政治考量之间的挣扎。

李吉荪研究员在《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刊登的《质疑"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决定南京防守》一文中，对刘斐所述的三次会议提出了系统质疑。（质疑的内容烦请有兴趣的读者自行查阅）

以下是个人观点，欢迎批评指正：

1. 刘斐观点的合理性

会议的基本事实：刘斐所述三次会议的基本事实是存在的。蒋介石确实于11月中旬在南京中山陵园官邸召开了关于南京战守问题的会议，唐生智确实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军事分析的正确性：刘斐对南京地形劣势、日军立体包围态势以及中国军队未整补的客观条件的分析是符合军事实际的。

决策过程的描述：刘斐对会议中关于"守与不守"的争论描述，与蒋介石日记中"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的矛盾心理高度一致。

2. 刘斐观点的局限性

时间线的不准确：刘斐所述会议时间（11月14日、15-16日、18日）与蒋介石日记显示的行程（11月20日后已离开南京）存在明显矛盾。

刘斐作为军事委员会作战厅厅长，可能对其参与的会议记忆有偏差或进行了有意识地重构，以突出军事决策的权威性和系统性。

3. 李吉荪观点的合理性

李吉荪通过蒋介石日记与军事档案的对比，揭示了会议时间与行程的矛盾，为质疑提供了有力证据。

李吉荪质疑南京在军事上已无坚守可能，这一判断与日军11月15日后已推进至南京外围的历史事实一致。

李吉荪强调南京防守更多是政治决策而非军事决策，这一观点与蒋介石日记中"南京不能守但不得不守"的矛盾心理相符。

4. 李吉荪观点的局限性

过度依赖日记：李吉荪过度依赖蒋介石日记这一单一史料来源，忽略了其他可能的决策渠道和会议形式。

简化决策过程：李吉荪的质疑倾向于简化南京保卫战的决策过程，将其完全归因于政治权宜，而忽略了军事高层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复杂博弈。

未考虑舆论压力：李吉荪未充分考虑蒋介石在南京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和国内主和派舆论，但这些因素确实深度影响了蒋介石的决策。

但无论南京保卫战决策过程是否如刘斐所述存在三次高级幕僚会议，这场决策对中国抗日战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京保卫战确实起到了"国际观瞻"的政治象征作用。尽管守军最终溃败，但南京保卫战的抵抗精神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同情。这一决策确实为后续争取国际支持奠定了基础。

南京保卫战的军事部署确实具有被动性。日军11月15日已突破统制线西进南京，而中国高层在11月中旬的决策更多的是应对日军行动的被动反应。

南京保卫战最严重的失败在于撤退指挥的混乱。唐生智12月11日下达"卫参作第44号"命令，严令"非有命令不得放弃"，但12月12日又奉蒋介石命令下达撤退命令——撤退命令不象是此前已经有了计划，而象是在“等”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仓促拟定的。那么，撤退——只是在等蒋介石的命令吗？

而撤退命令执行混乱，导致滞留城内的中国守军被日军大量屠杀。

再者，明知南京一定守不住，而未提前组织民众撤退也是一个巨大的败笔。

总之，无论怎么说，关于南京守不守的决策本质上是“政治妥协而非军事共识”。蒋介石日记中"南京不能守但不得不守"的表述，反映了其在军事现实与政治象征之间的艰难抉择。唐生智的"主动请缨"可能更多是政治需要的产物，而非军事能力的体现。

一直以来，南京保卫战的战略意义存在争议。支持者认为其体现了中国军人的抗战决心，为后续抗战树立了精神旗帜。反对者则认为南京保卫战是一次不必要的军事牺牲，守军多为新兵且装备简陋，本可用于更有价值的战场。

尽管蒋介石明知南京"孤城不能守"，但仍坚持"不得不守"，这一决策确实为争取国际同情和国内抗战信心起到了作用。然而，这一决策也导致了严重的军事损失和人民的巨大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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