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南京的特务机构及特务系统很多,据不完整的调查统计,大约有300余处,其中包括伪党机关(国民党三青团)、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18处,集中营4处,蒋匪警宪机构93处,还有属于国防部的特务机关如保密局、绥靖总署、人民服务总队等。反动派是惯于伪装自己的,一面在野蛮、残酷地镇压革命,一面又用一切话语来欺骗人民,他们尽力设法把特务面目隐藏起来,从来不把这些凶恶的特务机构暴露在大街上,而是尽量地把它们密藏在人们所不易注意到的小街小巷里,以达到蒙蔽人民的目的。旧南京是半殖民地的城市,除了直接受国民党统治外,还必受帝国主义的控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是国民党的太上皇。除大使馆而外,还有什么美国顾问团、联总、中美合作所与特务机构,有名的AB大楼,就是当时最卑鄙顽固的办公楼与宿舍。作为蒋匪区首都的南京,在解放前的最黑暗面就是集中地表现在这些方面。
南京解放前在城市建设方面,生产事业极其薄弱,表面上始终保持着一个官僚消费性的城市,为市民消费服务的工业是一点也没有的。官僚资本企业有38个,大多是规模很小,设备简陋,只能修配;私营工业更是支离破碎,奄奄一息。相反地因为南京曾作为国民党的反动军事政治统治中心,设有很多军事机构,如伪国防部、伪陆军总司令部、伪海军总司令部、伪空军总司令部、伪联勤总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等,因此那些为反动派政治军事服务的军事工厂与仓库特别多,如金陵兵工厂、火药厂、无线电厂、电信修理厂、军械修理厂、军械库及仓库等,数量不下几十个。虽然这些军事常服设备都不是完备的,而且很多是旧有的,如金陵兵工厂就是清朝原有的金陵军械厂的底子,军械械的军火主要都靠美国运来的,也就是说蒋介石对于军事工业实际没有建设什么,然而它们都起了镇压革命的坏作用,这是旧南京城市建设的另一个特点,也反映了建设为政治服务的性质。
南京过去的住宅区,虽然大半是自然形成的,但是居民的分布是反映着城市的阶级结构。(注)山西路一带最属高垒的,环境良好的官僚、资本家、帝国主义分子的豪华住宅与汉中路下关等地低矮潮湿、简陋不堪的工人、城市贫民的棚户区,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都,实现了国民党反动派与帝国主义的统治,其城市管理机构(各种建设事业及公用设施)的全部政策具有阶级性质,它仅为富有者、帝国主义分子所居住的新区,都设备得非常完备,有宽阔的沥青路、整齐的行道树、完善的上下水道系统和供电系统,而且在山西路第一住宅区还单独设立了小型的污水处理。这里的建筑密度是全市住宅中最低的,约在20%左右。有64.8%的建筑是精致化花园,各式各样的花园洋房、小别墅、美国式、荷兰式、中国宫殿式、近古方盒子式等,每家都有门房汽车间,住宅内部设备奢侈豪华,有些领导官僚帝国主义还装有暖气设备,据统计1700户大官僚贵族阶级的房屋共有60万平方米,平均每户400㎡。
相反地,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国家各大城市不可避免的特征,就是贫民窟现象”。(注)在南京的偏僻地区,如汉中门、下关等地,就完全成了城市中最贫苦部分中的最简陋的房屋。被三大敌人剥削得一无所有、下无立锥之地的工人阶级与最底层革命群众,无立足身,只能在那些肮脏潮湿的破落地、危房里,光线极暗,铁路违章搭建,形成了“棚户区”“贫民窟”。
据1934年伪政府的统计,当时南京就有37000户万人住在棚户。解放后全面南京市遗留下来的棚户共有39处之多,计房屋10000余幢,最大的棚户是在下关(四所村)汉西门等地区。居住者90%是工人、农民、小贩与城市贫民,根据下面3500多户的统计,每户建筑面积约15㎡,居住面积只有10.5—12㎡(以70%计),即每人约3㎡。建筑密度60%以上,居住拥挤,房屋低矮,建筑质量差,缺乏光线暗淡,污秽不堪,既无水电设备,又无下水道的空白点,到处是垃圾大便,臭水塘里死鼠遍地,夏天则是蚊子蚊子苍蝇,傅梁等蔓延迅速,故这里的死亡率也是特别高的。这种反映在居住上的尖锐对比,是旧南京城市贫民窟的明显特点。
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窃据了南京以后,一方面为了极尽尽情掠夺,榨取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血汗,另方面把大量搜刮来的钱财用来在城市内过着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因此,在旧南京内具有城市有别用来接待劳动人民钱财的流氓场所与银行、商店以及供这一小撮剥削者奢侈腐化生活的娱乐场所和各类服务性行业。
1948年南京的人口约有135万人,其中真正的产业工人只有二万多人,大部分是一些不劳而食的消费性或寄生性人口,真正公务人员与其眷属,加上失业无业人口共达76万余人,占南京人口总数一半以上。解放前南京有19个行业20053户,其中工商业、金融事业除少数民族资产阶级外,绝大部分都集中为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所操纵。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在三万余工商户中,工业和手工业户不及十分之一,规模大的官僚资本有30多个,而且多是装配性质及市政消费性质的,它们所用的原料、机器几乎全部仰赖美帝国主义国家进口,失去它的生产独立性,是一种典型的半殖民地化的工业,商业的发展呈现着资本主义市场的假象。
解放前全国有四行二局,是中、交、农、四大封建买办银行系统的统治之下,而这四大银行系统的统治者就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四大封建买办银行与四大封建买办家族的统治特点,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直接合而为一,并且经济的力量是直接利用政治的力量,运用利用政治公开强制的掠夺方法发展起来。四大银行系统直接支配国民党政权,并且以国民党政权的(注一)国家银行,名义直接继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经济,作为蒋家小朝廷南京的南京就是当时四大家族垄断全国经济的中心。
据统计解放前南京有银行70余座之多,其中伪国家银行之所谓四行,独有立银行22座,小型的私营银行与钱庄21座。以上所谓“国家银行”实际就是四大家族的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二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与一库(四大家族和其中组织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管管)银行又占全部银行家数的70%以上,这一切所谓“官营”银行,可以说,都在四大家族的金融独裁的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之下。这也就是说,四大家族金融统治是统一的。(注二)这些银行建筑,在南京来说是异常气派的,它们是高大雄伟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如新街口金融路一号的交通银行、白下路353号的中国银行、新街口的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等。城市建设为剥削阶级经济服务集中反映在这里。
这些官僚、买办、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在南京聚敛了庞大的财富后,当然要把这座城市造成供他们过一掷万金的奢侈生活的安乐窝。于是旧中国的南京就成了一座酒楼栉比林立,千厅戏院、堂馆的畸形消费城市。当时南京就有酒楼、饭店、妓院、戏院及商场不需服务的其他服务性行业,房屋建筑量,与其相应的车站制造、木材五金、各种服务行业,如银楼金店、旅馆、茶室、木盆堂、木刻、镶璜品以及汽车行等,得到空前的繁荣。据统计解放前南京有八百余家营造厂及砖瓦窑业,大小浴室旅馆36家,车行74个,银楼32家,洗染业(主要是洗西服)54家,影剧院24家,中西餐馆47家,还有无数的妓院和烟馆。新街口是当时的商业中心,表面上有着极为繁荣的市面,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大街的绮丽的后面却都是无数贫苦人民低矮破旧的住所,拥挤而惨暗的摊贩市场,成为了被压迫人民的活动场所,这正具体表现了南京过去资本主义城市的特点。
解放前南京市的道路表面上看一些主要街道如中山路、中山东路、太平路、中策路等尚平整,然而道路的分布情况是很不合理的。城北干道很少,中华门外城乡物资交流的集散道路,仅交通干道只有一条,交通极拥挤,除中华路外,诸如环城都是小街小巷,狭向狭窄,高低不平,劳动人民多赖步行和人力车通行,路面广阔更不宽敞,连正式小路也没有。然而城市中地区之间的道路,在江湖上比其他道路要多得多,特别是山西路公馆住宅区一带,许多主要交通干道虽年久失修,路面龟裂,但是为了个别统治阶级的方便,修筑了标准最好的柏油马路。例如为了伪主席林森在石象路、在一段28公里的公路上浇灌了柏油路面,伪主席林森住如意里5号,虽是一条偏僻巷子也修了柏油路,而且只修到5号门前为止,成贤街是为某子文去北极阁住宅方便而修筑的,镇江路是为美国大使馆住宅特地修的柏油路,为了住在北京东路AB大楼的美国顾问的出入便利也特意修筑了一条大直路。有时剥削阶级常为向南京的一些大街的开阐而喝得意,然而在这得意的背后是多大劳动人民因筑路拆屋无家可归而痛哭,反动派反而因筑路而对人民残暴恶毒,如开中山马路时,强占民房,强拆民房,第一批无主量路划定路线,第二批是保甲限期迁移,第三批是拆房作迁移抵押,第四批是拆屋,第五批修路。“首都计划”中对此问题也有所提及,但那都是颠倒是非的一套关于迁屋的“铺案方法属公平易行”的自然废话,又说“主张稍微损失,总愿市民过分之要求”,则更属血口喷人。
上下水系统也是这样,城中医院完整,城南则很多下水道利用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地下管道,以及小河小沟,秦淮河就变成了当时的露天排水沟。棚户区当然更糟,秋雨时多遭水淹,统计一次有3700户,3万人的棚户曾被水淹。
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的特点是经济的与政治的直接合而为一,他们对于南京的城市建设也不放过利用作为首都建设的组织者之使,大作土地投机。首都计划、道路一节中就这样说:“在政治将新道路二旁地段名尺以内用地价收买,将道路路线确定后,所购置之地铁路除筑路而外,必有余地,此种余地因交通之便利,以之出售,任公可获大利,也就是他们自己决定何地要发展,立刻用低价收买土地,等计划宣布,此地地价立即暴涨,再以高价售出,转手之间,大量金钱流入私
有产阶级利用作为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新住宅区的土地,大部分是贫苦农民所有的,当时,反动派以土地重划为幌子,没有经过一定的手续,把全部土地征收过来,然后再分别租给豪门大贾,以及和他们有关系的人。另一方面,就以人民的血汗来大兴土木,建筑住宅区的道路,以及一切公用设备,以满足他们的享受,同时该地区的地价亦随着猛涨到数十百倍。所以当时在该地区内分得一块“寓公”,不但得到了高度的享受,而且是白面目白的富家翁。
《南京的发展、规划及建筑》是1960年中国建筑研究室编印的内部资料,未经正式出版。
中国建筑研究室(1953—1964)学术简介
机构全称: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中国建筑研究室
主持学者:刘敦桢(主任,中国建筑史学奠基人)
并行机构:公共建筑研究室(1956—1964,杨廷宝主任、童寯副主任)
延续机构:1979年重建为建筑研究所(杨廷宝任所长
一、发展历程
- 1953年:正式成立,接续中国营造学社学术传统
- 1953—1964年:系统开展古建筑、园林、民居、都城规划研究
- 1964年:机构撤销,资料与团队整体保留
- 1979年:杨廷宝重组为建筑研究所,学术脉络完整延续
二、核心人员
中国建筑研究室:刘敦桢(主任);成员:郭湖生、刘叙杰、陈昌贤、陈宗钦、晏隆余、赖聚奎、蔡冠丽、胡思永等
公共建筑研究室:杨廷宝(主任)、童寯(副主任)
- 1979年后:杨廷宝、童寯、齐康、杨德安、过静华、黄一鸾等
三、主要成就
1. 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
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成为该领域奠基性教材。
2. 苏州古典园林研究
完成大规模测绘与摄影,著成《苏州古典园林》,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3. 传统民居开拓性调查
全国首开民居系统研究,出版《中国住宅概说》。
4. 南京都城与城墙研究
1960年完成内部油印本《南京的发展、规划及建设》,附大量实地照片,是南京古都规划与明代城墙研究的一手权威文献。
5. 学术传承
奠定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学科体系,培养几代建筑史学与设计人才。
四、学术定位
新中国最重要的建筑史学研究机构之一,是中国营造学社之后、东南大学建筑史学科的直接源头,成果至今影响都城保护、古城规划、古建筑修缮与世界遗产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