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45联队上等兵 西村元介
(接上篇)“49号”“50号”“51号”,屋子里出来一位“妈妈桑”,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喊着。
我将写着“49”的号牌递给“妈妈桑”,“妈妈桑”掀开帘子放我进去,对我说了声“13号”,然后扭头拦住后面急着要闯进来的“50”要牌子。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房屋有些老旧,屋里的光线也有些暗。因为原来是粮库的缘故,窗子开得高也不是很大,阳光从南面窗子照进房间,形成了一排间隔均匀又十分整齐的光束。
房间东西向用砖临时砌起了一道一人高的隔墙,将屋子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每个区域分成多个隔间,南面区域的墙上写着“13-18”的号码。
我先看到的隔间帘子上写的是“18”,因此我找的“13”应在南区最东侧的位置。
说是隔间,其实没有墙体区分,只是以每张床位来区分,中间拉着白色的布帘。
屋子里充满一种污秽难闻的气味,“慰安妇”所用来“工作”的床多为竹床,因此刚一进入房间,耳边“咯吱咯吱”的床体晃动声此起彼伏,有个别日本士兵不断发出亢奋的叫喊声,有的还在一边“运动”一边骂着粗话,屋子里却很少听到慰安妇“配合”的呻吟。
我想这些“慰安妇”的身体和精神早已麻木了,她们一天到晚虽都在经历不同的人,却始终一次次做着同样的事。也许,她们已经早已不知道什么叫“快感”了。
“13号”在南面区域的最里侧,当我掀开写着“13”的帘子,看到一位赤身的日本女人,正在床上用一块几乎看不出原来颜色的布擦拭身体,而灰色的床单上是一块块干了又湿的液体残留。
见新来了“客人”,女人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并未作出过久停留,“职业习惯”般地对我说了句:“欢迎光临”。
我走到床边,她跪在床上帮我解开裤带,随后躺在床上娴熟地张开双腿说道:“帝国的勇士,让百合子来服侍你吧!希望我的服务能让您满意,为天皇、为帝国更加英勇地作战!”
她的名字突然触动了我的心弦。因为我的姐姐也叫百合子,我仔细辨认躺在床上的女人,确认未曾见过,尽管她和姐姐的名字一样。
一想起我那苦命的姐姐,又看到她和姐姐差不多相同的年龄,不知为何,刚来慰安所时的“兴致”突然减了一半。
我家很穷,姐姐嫁了一户同样生活条件差的人家,后先后生了三个孩子。想起姐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上又背着一个孩子在稻田里插秧的情景,就连6岁的儿子都知道下地干活了,我突然感到一阵难过。为了支持“圣战”,她和男人把家里唯一的耕牛都捐出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小林百合子。”
“你来自日本哪里?”
“和歌山县。”
“我来自三重县,我们的家乡离得很近。”
“喔”,她对我的谈话似乎没有兴趣,面无表情地答道:“快点吧,时间已经不多了,后面还有其他的士兵们等着呢。”
“我有个姐姐,和你差不多年龄。”
她从床上爬起来拉着我的手催促着:“帝国的勇士,快点吧,再不抓紧时间‘妈妈桑’就来催了。”
“我什么都不做,你就陪我说会儿话可以么,也当是让你休息一会儿时间。”
她难以置信地望着我:“你……你可是花了军票的,来这里该做什么不知道么?难道就舍得这样白白浪费掉么?”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真诚地对她说:“可以陪我说会儿话么?”
她想了想,最后对我轻轻点了点头,说:“可以给我一支烟么?”
我们的对话就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场合和烟雾缭绕中展开,很多时候都是我问她答。说实话,自参军以来,我一直对来自本土的女人做“慰安妇”这个“职业”感到好奇,不知是否出于自愿。
小林百合子今年25岁,她告诉我慰安妇是“随军到战地部队,负责‘安慰’官兵的女人”。几个月前,日本国内招募“女子挺身队”,工作是随军洗衣做饭,并承诺给予报酬,帝国对“女子挺身队”的宣传是:“让自己的身体与灵魂都奉献给天皇陛下,奉献给参加圣战的赴汤蹈火的勇士。”
当小林百合子随军以后,才得知自己的工作不是拿枪打仗,也不仅是洗衣做饭,还同时伴有“慰安”的工作。百合子告诉我,平时还好,但士兵们无论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他们便会把兴奋、愤怒和绝望等不同情绪都发泄在“慰安妇”身上,她一天最多接待过上百名士兵。
我突然问了她一句也许不该问的话,这句话若是让长官听到,是会被严厉惩罚的,我突然问她:“你后悔吗?”
她猛吸了一口烟,神色非常淡定地对我说:“为了帝国的崛起,为了将来日本国民能过上好日子,我甘愿奉献出我的一切,无论是身体还是生命。”
“妈妈桑”前来催促了,说时间到了。我把剩下的半盒烟留给了百合子,百合子对我连声道谢。
走出“慰安所”的大门,我想解释起来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我居然和一位第一次遇到的“慰安妇”聊了30分钟时间。
而我也第一次觉得,“慰安妇”真的很可悲。
(下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