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丨南京慰安所(下)

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45联队上等兵 西村元介

（接上篇）“49号”“50号”“51号”，屋子里出来一位“妈妈桑”，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喊着。

我将写着“49”的号牌递给“妈妈桑”，“妈妈桑”掀开帘子放我进去，对我说了声“13号”，然后扭头拦住后面急着要闯进来的“50”要牌子。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房屋有些老旧，屋里的光线也有些暗。因为原来是粮库的缘故，窗子开得高也不是很大，阳光从南面窗子照进房间，形成了一排间隔均匀又十分整齐的光束。

房间东西向用砖临时砌起了一道一人高的隔墙，将屋子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每个区域分成多个隔间，南面区域的墙上写着“13-18”的号码。

我先看到的隔间帘子上写的是“18”，因此我找的“13”应在南区最东侧的位置。

说是隔间，其实没有墙体区分，只是以每张床位来区分，中间拉着白色的布帘。

屋子里充满一种污秽难闻的气味，“慰安妇”所用来“工作”的床多为竹床，因此刚一进入房间，耳边“咯吱咯吱”的床体晃动声此起彼伏，有个别日本士兵不断发出亢奋的叫喊声，有的还在一边“运动”一边骂着粗话，屋子里却很少听到慰安妇“配合”的呻吟。

我想这些“慰安妇”的身体和精神早已麻木了，她们一天到晚虽都在经历不同的人，却始终一次次做着同样的事。也许，她们已经早已不知道什么叫“快感”了。

“13号”在南面区域的最里侧，当我掀开写着“13”的帘子，看到一位赤身的日本女人，正在床上用一块几乎看不出原来颜色的布擦拭身体，而灰色的床单上是一块块干了又湿的液体残留。

见新来了“客人”，女人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并未作出过久停留，“职业习惯”般地对我说了句：“欢迎光临”。

我走到床边，她跪在床上帮我解开裤带，随后躺在床上娴熟地张开双腿说道：“帝国的勇士，让百合子来服侍你吧！希望我的服务能让您满意，为天皇、为帝国更加英勇地作战！”

她的名字突然触动了我的心弦。因为我的姐姐也叫百合子，我仔细辨认躺在床上的女人，确认未曾见过，尽管她和姐姐的名字一样。

一想起我那苦命的姐姐，又看到她和姐姐差不多相同的年龄，不知为何，刚来慰安所时的“兴致”突然减了一半。

我家很穷，姐姐嫁了一户同样生活条件差的人家，后先后生了三个孩子。想起姐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上又背着一个孩子在稻田里插秧的情景，就连6岁的儿子都知道下地干活了，我突然感到一阵难过。为了支持“圣战”，她和男人把家里唯一的耕牛都捐出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小林百合子。”

“你来自日本哪里？”

“和歌山县。”

“我来自三重县，我们的家乡离得很近。”

“喔”，她对我的谈话似乎没有兴趣，面无表情地答道：“快点吧，时间已经不多了，后面还有其他的士兵们等着呢。”

“我有个姐姐，和你差不多年龄。”

她从床上爬起来拉着我的手催促着：“帝国的勇士，快点吧，再不抓紧时间‘妈妈桑’就来催了。”

“我什么都不做，你就陪我说会儿话可以么，也当是让你休息一会儿时间。”

她难以置信地望着我：“你……你可是花了军票的，来这里该做什么不知道么？难道就舍得这样白白浪费掉么？”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真诚地对她说：“可以陪我说会儿话么？”

她想了想，最后对我轻轻点了点头，说：“可以给我一支烟么？”

我们的对话就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场合和烟雾缭绕中展开，很多时候都是我问她答。说实话，自参军以来，我一直对来自本土的女人做“慰安妇”这个“职业”感到好奇，不知是否出于自愿。

小林百合子今年25岁，她告诉我慰安妇是“随军到战地部队，负责‘安慰’官兵的女人”。几个月前，日本国内招募“女子挺身队”，工作是随军洗衣做饭，并承诺给予报酬，帝国对“女子挺身队”的宣传是：“让自己的身体与灵魂都奉献给天皇陛下，奉献给参加圣战的赴汤蹈火的勇士。”

当小林百合子随军以后，才得知自己的工作不是拿枪打仗，也不仅是洗衣做饭，还同时伴有“慰安”的工作。百合子告诉我，平时还好，但士兵们无论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他们便会把兴奋、愤怒和绝望等不同情绪都发泄在“慰安妇”身上，她一天最多接待过上百名士兵。

我突然问了她一句也许不该问的话，这句话若是让长官听到，是会被严厉惩罚的，我突然问她：“你后悔吗？”

她猛吸了一口烟，神色非常淡定地对我说：“为了帝国的崛起，为了将来日本国民能过上好日子，我甘愿奉献出我的一切，无论是身体还是生命。”

“妈妈桑”前来催促了，说时间到了。我把剩下的半盒烟留给了百合子，百合子对我连声道谢。

走出“慰安所”的大门，我想解释起来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我居然和一位第一次遇到的“慰安妇”聊了30分钟时间。

而我也第一次觉得，“慰安妇”真的很可悲。

（下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