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1辑|段旭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鉴定的司法运用——以“医讼”为中心

民国证据法“真实发现主义”下，法官有对事实不清的自由调查权，医讼中，法官则依法定职权指示法医、西医开展专业鉴定。医界曾欲控制鉴定权，以影响裁判结果。1931年，南京医师公会提议全国医师公会促成地方医师公会对地方医讼鉴定；1934年，俞松筠号召医师尽早参与个案司法，在《医事汇刊》发文督促医法两界成立“公断处”；1936年，第四次全国医师代表大会第四十九号议案认为，法官应聘请法院所在地医师公会为鉴定人，以其鉴定书为根据判决。

除以上体制建设的公开讨论外，医界多有断言“医师无过失”，指责“法官忽视鉴定”。在众多案件中，医界始终认为鉴定理应被完全采信。但另有医讼评论认为，假使不依鉴定能够形成事实确信，则不必采纳专业鉴定。然而，两种评论均存在偏见，各方评论没有全面考察个案全貌，以至无的放矢。

（一）不同认识：鉴定作为“案情质料”还是“调查材料”

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官应将‘鉴定’作为案情‘质料’”。余云岫曾指责钱明熙案裁判“拒采鉴定”称：“南京审判钱明熙的地方法院，竟至不采取法医的鉴定和专门的医家证明，竟可以不用确切不可动摇的证据来定人的罪，竟可用无根的传说，无名的人证，把钱医师定了一年六个月的徒刑。”而宋国宾攻击江明案裁判“采纳有误”称：“如此精准之鉴定，南昌地方法院何以完全不加以采择，而反根据毫无医学常识之仵作的检验书乎?此实令人不解。”“汇抄”跋文也曾写道，法官“忽视医学上之根据，判决之文难服人心，而上诉之举牵连不断”，以此提示凭借鉴定、尸检方可使“法官不得存一毫武断之态度于期间也”。1935年，中华医学会理事会牛惠生和宋国宾便向司法行政部谏言：“惟近据被控医师之报告，仍有少数法院之法官，对于此项鉴定文件抹煞不问者；亦有未经正式医学团体之鉴定，而遂加判决者……盖法官虽明于法律，而未必洞悉医理；若仅衡以人情，绳以法条，而不顾及其医学上之特殊情形，则真情难得，或有累于明德。是以凡正式医学机关根据医理事实之鉴定文件，正为法官判断之唯一良助，不言可知。”

此种评论的核心即“医讼裁判要以鉴定为定案根据”。然而，由于表达中“采择”“忽视”等词汇与司法用语难以对等，因此较难看出医界本意是认为司法忽视鉴定、拒采鉴定还是不信任鉴定，其批判究竟指向证据资格还是证据价值不甚清晰。从后来者视角看，医界是从裁判后果主义出发，以证据科学性为视角，在“终极真实”意义上将鉴定内容融贯在本应由司法论证的案情中。其强调的是应将鉴定内容化约为事实认定的信仰。所以，看似医界在叙说司法程序中法官对证据视而不见、拒绝采纳，但借用证据采用、采纳、采信的现代概念却不难发现，该表达指向不在于“采择”之“采”，而是“采纳后的信用”，因为医界指责的根本始终没有超出纠正“不公裁判”这一目的。

然而，民国司法实践并未顺从医界意愿，将“证据—证据事实—要件事实—裁判结果”的司法过程化约为“事实—裁判”。况且从事实论，医界与司法所产生的根本冲突在于：鉴定内容究竟是否理应作为裁判前提的“客观真相”?

以此为疑问可以观察第二种观点，即具有言辞经验性，甚至不确定性表述的鉴定证据，很难凌驾、超越论辩并取代法官认定。彼时已有表达在否定医界说法、支持法官保留证据的自由评价权。该观点认为鉴定是“司法程序中的证据材料”，法官心证呈现的证据评价应受到尊重，并不必然以鉴定为裁判根据。同样是在余云岫评价的南京钱明熙案中，梁俊青将法官认作“法律看门人”，不赞同“必依鉴定”的说法：“法官为独立性质，例可不受任何势力之影响。故医学专家之意见以及法医之鉴定书，有权取舍，充其量不过视为参考之资料而已。其足以左右法官之判决意见者乃为人证物证以及当事人之口供，假如人证物证以及当事人之口供应对不当，则纵有千真万确之理由，亦可能被判决败诉。”民国证据法通说也持该观点，如民国著名证据法学者周荣便概括道：“吾国民刑事证据法无详细规定，由法院衡情认定之。”

（二）各方评论背后的个案司法真相

事实上，舆论中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判决是否必依鉴定，而是两观点对案件的基础性描述有所失真。不论是“案情质料”还是“证据材料”的评论，都严重误判了医讼中的鉴定“份量”。甚至，与评论描述的“忽视鉴定”相反，医讼案中的法官“在认真审查鉴定”。如上文所述钱明熙案、江明案，笔者通过查阅民国期刊报纸发现，两案法官皆在事实论证中参照鉴定。只不过是鉴定的证据运用存在常识解读，鉴定知识被法官作为事实溯源的前提法则进行重新推理。

具体言之，钱明熙案中，法医之鉴定载明“确系急性阑尾炎，麻药并无过量，死因由于患者对该药之敏感性”，对该证据，法官认可鉴定意见中述明的病症、用药，但在药物敏感性的注意义务归属中，将西医的“过敏”与常识的“身弱”类比等同，为医师归责。而江明案中，虽然宋国宾批评法官“不用如此精准之鉴定”，但是笔者据卫生处之鉴定发现，鉴定所载内容可以说是“文不对题”，根本无有关联性以致无法为法官解惑的表述。其中仅载“鼻中瘤子用手解察，几充鼻咽全部，因其妨碍呼吸，似有割治之必要”。显而易见，鉴定所述必要性与法官判断因果关系无关，难以依据和采信。

基于鉴定难以还原关键案情的事实，与“确认—不确认鉴定”的裁判范式不同，法官将日常经验融于鉴定解读，通过否认诸如过敏不可防等知识，依常识推理诊疗失当事实。但无论如何，两评论讨论的客观基础，即“法官不依据鉴定/不信任鉴定”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法官不仅没有否定鉴定证据的证据价值，反而在究明“鉴定内容能回溯哪部分事实”的问题上，从“仰以察古”视角看，这些评论提示了有继续考察“具体、现实的医师中鉴定运用”的必要，从而类型化探究法官核查鉴定却不依鉴定的原因。

“汇抄”记载上诉的16桩“业务过失案”中，14桩案件裁判曾参考鉴定。如钱明熙案、江明案两案一样，法官都比较重视鉴定。基于此，下文围绕“汇抄”所载判决考察法官心证中的运用鉴定的证明思维和方法。

（一）证据一致性：“鉴定”与“供述”同一

重视证据锁链构建，着重对照证据、寻求内容同一是裁判的重要特征。法官会考察医师供述和证言的同一以确定医师行为状态和意义，以此构建“一般行为状态和事实模式”。完成一般事实构建后，转而关注医师行为的专业意义，最终完成叙事/案情的“整体叙事”。裁判中会使用“印证”方法，但在此之前是先行“鉴真”工作。印证之同一比照法的使用需要以鉴定内容十分精准为前提，否则法官难以比照证据内容；同时，可以想象的是，不精准对应案情的鉴定也并无法强化口供证明力。该类典型案件主要有：林惠贞案、俞松筠案、尹乐仁案和郑信坚案。

林惠贞案中，林惠贞为身患肾结核炎的徐盛氏治疗胃肠病，用硝酸银和鸦片丸一周后，患者死亡。徐盛氏之夫徐冬生诉称，药品硝酸银和鸦片丸有毒且未注明药剂毒性含量。林惠贞辩称用药规范，同时以英美实践作为辅助证明材料证明诊疗适当。法医魏立功对制药底方鉴定称“用药符合习惯、底本记明剂量无有毒害性”。汪企张医师供称“致死原因即由肾结核的病延下来……硝酸银、鸦片等类，我们医界常用于胃病”。最终一审判决医师胜诉。随即徐冬生上诉，但被高等法院驳回。

该案中，各证据内容已然建构完整叙事。汪企张的供述溯出病家奄奄一息的状态（或为构成案情的中心证据），汪企张证言与鉴定、答辩状中的辅助证明材料一同证明“药物无毒”，由此判决称“病家死于病而不死于医”。本案中，法官多在对比“材料一致性”和“叙事完整性”。从卷宗中可察明三处痕迹来支撑该观点。第一，如判决书文末所述，自诉人对证言、鉴定皆无异议，病家自然不死于医，这说明法官倚重比照同一法考察证据各端有无明显瑕疵，可以说从程序上法官已然关注鉴定与供述的同一。第二，由于有自诉人又行上诉的现实，即使容易怀疑法官有剪裁“程序事实”和虚伪表示“自诉人对证言、鉴定无异议”之嫌，但如上表达恰表明法官在“刻意注重”证据同一。第三，二审判决中，法官指出“医界常用以治胃病，法医魏立功所述‘亦’同”。“亦同”一语更直接反映证据比照的常规方法。

俞松筠案中同样有相似判案逻辑。田鹤鸣控告俞松筠称，其妻子产后，医师竟然使用冰袋和未消毒皮带灌肠，这导致了痢疾并发，最终引致死亡。田鹤鸣对此有两点主张：第一，中医认为产妇是忌受寒的，不可用冰；第二，痢疾是传染病，灌肠则是诱因。俞松筠辩称，冰袋治疗乳炎是惯用诊疗措施；皮带当然是消毒的，医院有证人证明灌肠器具例行消毒。证人顾志慧具结，“皮带经消毒”。医院宝克医师的鉴定载明“虽任皮管上带有多量细菌性痢疾，而传染于人，实为不可能之事，若此管经过消毒方法，更无论矣”。医师朱仰高到庭供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八月四日时病家已罹患细菌性痢疾。据以上证据，法院作无罪处理。由此可见，鉴定与医师说法一致，导致法官的心证复刻一定的证据事实。同样地，郑信坚案件中，法官对比来自法医的两份鉴定和九份专家意见，认定“血清无毒且尚有就一些治疗能力”的事实，因此不追究医师责任。

尹乐仁案中也有同样证明逻辑。南通乐仁医院的尹乐仁前往曹姜氏家中诊治脑膜炎，脊椎注射“马血清20cc”，其间钢针意外断在椎间。尹东仁称“若要取针，病家须前往医院”，随即返程。然而，病家翌日暴死。和解未果，数月后医师被提起公诉，控诉指出，尹乐仁在交通便利条件下，既能应召请为病家诊治，则理应尽完全诊治义务，在断针后未积极复诊，即构成业务过失。一审裁判在未行鉴定之下，核对口供、查验物证后草就裁判，认定尹乐仁“针断旋即逃之夭夭”的行为事实构成过失致人死亡，判处尹乐仁一千元罚金。至二审，法院则采信同济大学医学院鉴定意见（“针断不致死，病家死于病而不死于医”）认为，死亡与医师行为无因果关系，宣告无罪。检方声明继续上诉，但结果不详。本案中，检方与辩方的辩论的核心主要是“医师是否能为而不为”。而法院巧妙地依据“精准鉴定”——“即使不拔针也无害”的论证路径为医师行为出罪。虽然本案裁判思路系对罪的不同理解而引发事实还原的中心替换，但在证据运用中，考察鉴定与医师供述一致性仍是案件重点。

（二）自主经验介入：对鉴定的多种解读

一些案件中，鉴定陈述仅陈述医学理论，鉴定当属“知识陈列”“经验表述”而非“结论”，故而裁判会超越“形式确认/不确认鉴定”模式。即法官通过依据鉴定而不以其为案情根据的形式，对鉴定进行解读并掺入自身理解，从而表现为“异化的实质审查”。如此一来，裁判作业的常识性理解弥补了鉴定推测带来的误差。这类案件主要可归纳为“对推测性鉴定再推定”“运用科学原理”“曲解鉴定阐释”三种样态，具有显著代表性的案件是邓青山案、汪元臣案和钟秀芝案。

第一种情形，对推测性鉴定的再推定。钟秀芝医院看护王幼梅为罹患肺炎的朱张氏错投烧酒，病家越二日身死。彼时检验称，病家死于病而非死于医，并无法确定药物是否加剧病势。一审中，验断书也载明：“委系生前因病身死……现该尸体无中毒形状，然肺病忌酒，观其突然转症，似不为无因。”但庭审中，一口供却称“王幼梅脸上有点恐慌”。基于此，一审判决便载明口供和检验，草率判决，认为“烧酒和水漱口之剂配合药料给朱张氏饮服，以至于死了无疑”，对看护长王颐、看护王幼梅各处一年徒刑。

至二审，安徽高等法院的判决思路就更加清晰一些。法官先是述明病家烧酒的来源、用途，又致函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询问酒精加剧肺炎发展的可能性。尔后，法医研究所来函称：“略为对肺炎重症时期之患者，如给以二两六钱烧酒一次内服，殊有增进病势之可能。”与此同时，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为维护会员权益去函二审安徽高等法院，“盖酒精有时用为治疗肺炎之剂，不但无伤肺之可能，且有治愈肺炎之效力”。即便如此，二审还是将“似不为无因”和“殊有可能”推测为因果关系确定，认定王幼梅“误投烧酒”行为促进病势，认定有罪。

第二种情形，法官以鉴定中的科学原理为依据开展推理。邓青山为平素体弱的胡尔新注射白喉血清，胡尔欣旋即气绝身亡。一审中，法官先查明血清来源、用途，再根据卫生部作出的说明认定药物无毒称：“就此点观察之，何能以此归责于被告?”但是，法官在“笔录”中却发现疑点，“据喻南士供称：胡尔欣平常身体比常人弱”。同时，九江西医公会鉴定说明医理，即“万分十五几率在注射后猝然殁亡”。于是法官认为，“常有病的样子，有癖忌性可知”，判处邓青山八百元罚金。二审中，维持原判，三审判处九百元罚金。尔后纠纷诉至最高法院，医师末了逢遇大赦。显然，该处法官认定体弱即对应于万分十五的癖忌性之列。

第三种情形，法官对符合自身经验的鉴定内容进行截取。在汪元臣案中，因梅毒患者裔瑞昌拒绝开刀治疗腿骨不适，汪氏对其行摇骨术后裔瑞昌腿骨横向骨折，于是汪氏随即开展夹板正骨，但最终预后不佳。为了控诉汪氏，裔瑞昌列有六位证人陈述了一种事实经过：裔瑞昌术前能起坐转身，汪元臣怠于注意将其左大腿骨掰断，无法坐立。而汪元臣列九位证人辩称治疗无过失。

一审法院调查发现，裔瑞昌术前可拄杖行走，后丧失行走能力。于是委托弘仁、卜熊两所医院鉴定。弘仁医院鉴定载：骨折存在，接骨不齐约1/4寸，不行开刀无纠正办法，现无法起卧；同时指出，接骨微有不齐原因是断端稍有移动。卜熊医院鉴定载：不能起坐转身厥有二因：证之瓦色曼氏反应定理及省立医院之治疗报告，“可信”该病人下半身已受背脊内梅毒之侵蚀而麻木；X光显示关节强硬、附骨肌肉萎缩或髋关节失去运动能力；健全之骨决不至摇断股关节以致预后不佳。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汪元臣作为医学博士自应能注意梅毒骨脆弱，扭断腿骨是积极伤害行为，鉴定所称“腿骨稍有移动”必定存在，否则不会预后不良。法官甚至描述：若非是夹板手术不牢固，则定是“掮抬夫役技艺不精”，即使是后一情况，也仍是医院过失，更是汪元臣的过失（汪元臣是院长）。

至二审，法官认定摇断腿骨不是犯罪行为，疏忽大意于接骨是消极犯罪行为；同时，裔瑞昌对术前行走能力描述先后矛盾，二审据此发回重审。之后情况不明。

综上所述，在以上三种样态中，仍有对照证据的证明方法存在。由于鉴定内容的不确定和误差导致印证失败，因而其知识内容也未能为法官“解惑”。

由第一种情形可见，在王幼梅案中阐述“殊有可能”的鉴定是“概率性”推测。即便有宋国宾去函法院驳斥“肺病忌酒”观念，但法官的常识经验更接受来自原告的阐述。随后，法官依照法定权力采纳鉴定，在证据评价中展开鉴定的推测解读。鉴定内容的不确定性和概率性作为法官参与解读的基础原因。此间，鉴定更像是辅助证明材料，专业认识仅发挥“指引”功能。另外，法院查明看护神态恐慌，更使法官对行为危险性产生怀疑。而这又能受到两种过失认定鉴定的交叉支持，最终使怀疑化为看护有罪的信任状态。

由第二种情形可见，在邓青山案中“万分之十五”和“癖忌性症状”的表述是经验表达。与江明案相似，法官将鉴定内容与口供“病家身弱”作对比交叉。事实演绎推理中，法官不仅运用了法律方法而且运用科学方法，通过利用科学法则与自身经验的混同，认为鉴定中的“病家癖忌”与证言指称的“病家身弱”一致，由此得出医师忽视病家癖忌性的结论。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医界认为法官不依据鉴定，并解释癖忌性（过敏）是尚未攻克的难题，但这种述说不影响法官的判断，也没有戳中法官运用鉴定的要害。因为法官判案逻辑中并未否认而是利用了作为大前提的鉴定。换言之，法官只是对癖忌性的性状理解有误差，对避免癖忌性的困难并没有理解错误。

由第三种情形可见，在汪元臣案中，来自两所医院的两种鉴定性质不同。弘仁医院的鉴定类似勘验的客观描述；卜熊医院的鉴定是经验说明，其虽载明“健全骨骼不至于摇断”，但仍是学理说明而非鉴定结论。并且，两种鉴定内容载明的“可信”和“或称”措辞又将鉴定内容引向不确定。伤害结果与医师接骨有无因果关系，通过比对鉴定与法官的认定发现，法官最终以经验和自我信念对证据解读，其不仅依据“稍有移动”推测手术接骨不齐，还推测为看护过失，而且将“掮抬夫役技艺不精”归因于作为院长的汪元臣医师，属实难以理解。这并非个例，王幼梅案的一审也曾因王幼梅之过失连带了直属领导看护长。

事实上，“鉴定内容表述不确定”引致法官对鉴定深入推理，但诸种有罪判决却又令人疑惑，即便法官拒绝“必依鉴定的绝对论”，那“事实的不确定为何生产有罪判决而不是无罪判决?”有的人将其归于法官能力不足并认为：“医讼每日渐多，若非法官贤明是认不清事实的。”但是，当鉴定内容不确定时，法官难以完整闭合证据链还原事实。对此，在审判中，法官拥有强大的裁判经验，发挥经验认知、审判能力，从而误判事实。其中，王幼梅案的法官对口供的注意如是，汪元臣案对院长监督、技术要求的双重要求亦如是。这般判决过程，法官不是认不清事实，而是过度发挥了认清事实的能力，这与传统裁判更为相似。

通过对“汇抄”的梳理，笔者发现，法官“认真地理睬和运用鉴定”，但未带来与之相称的社会效果。从科学分工视角看，法官作出的事实认定有职权僭越之嫌，在对鉴定的解读中隐形承担了检验人、鉴定人的工作。可是，全面回溯医讼事实不现实，科学及科学方法无法避免误差，而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故而，真正应考察的是“裁判是否于法有据”。证据运用是否合法?法律规范对证据运用的规制是否容忍没有约束的心证，以致排斥鉴定?揆诸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判旨和训令发现，有关鉴定的证据规则呈现混乱态势，不少训令、判旨自相矛盾。以下从规范层面对法官运用鉴定的正当性予以探析。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不同于拱手专家判断的“遵从”模式，民国时期的鉴定运用存在实质审查，法官秉持法律方法裁案，也适时运用鉴定和驾驭科学方法回溯事实。而作为制度的自由心证支持了法官经验的发挥。

心证作为审判理性的表现、司法官理解的外化，关乎经验与理性，证据解读行为具有个别性，理应受规范约束。而在“真实发现主义”下，民国的证据法规范始终将证明力评判全部托付法官，“认定犯罪事实，应依证据，而证据之凭信力如何，法院依自由心证之原则本有斟酌取舍之权”。“所有的证明力都仅仅是心证的外化”。但是事实上，后来陆续颁布的鉴定证据规则有法定化趋势，与心证存在矛盾，真实发现要求与法官心证间也存在一定张力。

（一）鉴定并非必要证据方法

“从可以到应当鉴定”的证据规范演变历经较长时间。就医讼而言，直到1947年，司法行政部才发布必须由医界鉴定的训令。而在此之前，有关鉴定的指示并不强硬。最高法院判例仅声明，具有可能关联性的证据方法应由法官调查；各地高院同样仅用“可以”一词对证据方法予以规定。概言之，对鉴定的需求，裁判旨意表现为“有需要，可鉴定”“无必要，不鉴定”，需要与否也由法官判断。

20世纪30年代，司法行政部等高层关注检验重要性，要求将复杂案件交予法医鉴定。司法行政部、河南高等法院、河北高等法院、安徽及浙江高等法院等先后指令下级法院，事实有疑、有鉴定之需可送北平大学医学院检验。1935年，司法行政部训令华北各高院疑难重案送往北平大学医学院鉴定。次年，四川高等法院称：“南方各法院委托真茹法医研究所或其他机关个人之初验或复验案件送至教研室办理。”

部分判旨认可鉴定的效能，如一些鉴真事项中，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关于花押真伪之鉴定，判例要旨指出：“呈案契据花押之是否相同或仅属类似本难作为裁判上之唯一之根据，……审判官由推定并未依法鉴定，自属难资折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对笔迹核验的判旨指出“核验笔迹，依法应由长于专门学识经验之人按照法定程序加以鉴定，方足以为判决之根据”。

但是，又有一些解释并非如上所述。同样在1930年左右，仍是对“书据鉴真”的指导，一则1932年的判旨称：“私文书之真伪，固得依核对笔迹证之。核对笔迹。若無命行鉴定之必要时，法院原可依其自由心证断定其结果。”这与先前1928年判旨所述“不必选任、依据鉴定”的观点暗合，即“若通常书据一经核对即能辨别真伪者，法院得依其心证判断不必选任鉴定人”。

有些判旨直接地表明司法维护鉴定的认识，“核对笔迹依法可由审判官之自由心证以为认定，不能以未付鉴定借为攻击”。民国十八年（1929年）曾有判旨指出：“若法院认为无须专门学识之人以为鉴定，则原审不令人鉴定不能谓为不当。”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则裁判则类型化说明，除非无法依据常识判断真伪，否则不必依据鉴定。最终，截至1933年，判旨也有认为笔迹可以不经鉴定，法官经验足矣的观点。

综上，至少在1930年左右，司法对待鉴定的态度是其并非审判必需，处在常识判断边缘的待验事实不必然有鉴定参与。鉴定与不鉴定的选择，可由法官经验判断然后采择“鉴定”作为“证据方法”。法官经验作为调查启动前置条件受到高层认可。

（二）“司法臆断”提供经验介入的土壤

从民国司法行政部以及最高法院对程序的指导看，可察的训令如“查各法官问案多不预先详阅问卷，定调查之方针，故初次开庭往往循行故事，不得要领”。这表明与现今司法程序表现不同，民国几乎不存在文书主义，也不可能阅卷预断，在正式开庭前，法官对案件不会非常上心。“法官循行故事不得要领”说明，法官发挥裁判理性的场域更多仅在即时的庭审活动中。

此外，庭后文书制作也不合现代司法要求。在司法行政部设立判词制度，禁止堂谕之际，司法行政部发现判词内容存在诸多于法不允之处，如1932年司法行政部第三八二号训令专指裁判用“难保”“自属当然”显属臆断，“乃近据各法院送核判决书往往不求发现事实之真相，仅凭个人理想之推测率以‘难保’‘自属当然’等字样为结论，并无确切肯定之断语”。

最高法院同样注意到“理想推测”，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八月十二日刑事上字第二七二号判例指称：“刑事诉讼法第二八二条所谓犯罪事实应凭证据认定。该项证据系指合法及真实之积极证据。”这一判旨本意系对一上诉案的纠正，其中明确指示出法官仅凭品格证据（被告人“素有不端行为”）认定事实不当。从法官考核升迁看，“听断是否明敏、判决是否平允无从臆断”作为法官升迁的重要考核标准也同样反证着“臆断”系普遍问题，否则理当难被冠之以“公开”的考核标准。

因此，民国司法多有实质理性裁断，在竭力防范主观裁断。督促证据裁判强调真实发现主义时，由于缺乏心证规范体系，经验限度难能规制。一旦鉴定出现在裁判中，鉴定证据规范的自我混乱、心证规范体系的缺失以及恣意推理的司法惯性最终导致法官自信于鉴定解读。

（三）司法对检验旧学及经验的保留

由于专业鉴定没有法定为“对心证的约束”，于是在医讼裁判中，法官或可凭借经验、或可凭借信用鉴定。但有疑问的是，法官经验为何排斥鉴定，鉴定为何没有成功“教育”法官?

从民国司法行政部以及最高法院指导中发现，司法对检验的指示存在一些支持、引导、培养司法官自己获取检验、鉴定知识的规范，这强化了法官心证经验介入的知识基础。在四川高等法院发布支持鉴定规范（1936年）前的十二年，即1924年的一则指示曾称，司法官应持有一定“检验认知能力”，“为规范检验工作，下级检察官应加强对《洗冤录》的重点研习”。即民国早期司法官培养仍然承继传统司法文化，由司法官主导检验。

当然，即便对《洗冤录》认可和信任的1924年指示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丧失效力，《洗冤录》自身却并未从民国司法中消失，高度重视鉴定的理念也没有成型。这从1932年的裁判旨意中可察。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六月三日刑事上字第九七二号判例载明：“洗冤录之记载，虽足供检验之参考，如于犯罪有无之证明尚有疑义，仍非遴选法医详细鉴定不能以为判决之基础。”由此，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中西两种知识在共同冲击法官认识，旧式检验、勘验知识现实提供着侵蚀鉴定的知识性条件。

通过对医讼评论的考察，可以发现民国法官没有如同时人批评的一样忽视鉴定。时人产出此类观点，是因为法官有“恣意解读”鉴定的行为。医讼案对证据运用的事实认定有两种过程：第一类认定是较为常规的证据运用方法，由于鉴定内容准确，可运用简易司法证明方法——“证据同一”——构建事实。无论法官内心是否接受这种“内容同一即为真实”的印证证明，也无论印证是否为纯粹、外部、客观化的证明，认定都达到了案情清楚的效果。第二类认定事实方法中，由于鉴定实质审查内置着证据解读的方法、技艺，才被外界视为“不依据鉴定”。

究其判案逻辑，如果不存在法官眼中的“案情查明困难”，那么就没有鉴定的必要。在广泛臆断判案的土壤中，法官可以借由常识替代鉴定。同时，传统司法带来的知识体系很可能是经验肆意于判决的内在条件。因此，从后来者视角看，证据运用中对鉴定内容的解读，不能仅归因于法官的经验不足，而是更多应关注制度空缺与规范不协调的影响。因此，在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双重挤压的司法改革之际，注定不属于法官的科学专业化推理任务由法官主导。而与当下对比，民国法官裁判的一种特点或许值得借鉴，即法官积极对待专业证据塑造案情，对某些事实状态还保留着推演冲动以及自我确信，甚至切身体会着诸种行为和理解着科学理据，而这也是传统司法魅力的绵延体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