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三部尚书颜颐寿

颜颐寿(1462~1538)，字天和，号梅田，岳州府巴陵县（今湖南岳阳）人，唐朝名臣颜真卿后人，明朝弘治三年(1490)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南京户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刑部尚书。

颜颐寿1490年入士，1494年任河南淇县知县其间，出色治理，为民办实事，宵衣旰食，席不暇暖，深受人民爱戴，升任贵州道监察御史，当地百姓挽留不得，为其立生祠，永远在淇县人民心中。曾任淇县训导宰廷俊题写了一首诗《名宦祠题颜公》

生祠伟矣立当时，敬奉分明慕四知。

岂但淇门声誉重，试看凤阁雨霖施。

冠华事业人无敌，盖世功名孰与持!

自古大才终不泯，他年还有鼎葬思。

从此，他一路顺风，官运亨通：正德二年（1507），升光禄寺少卿。正德三年（1508），升大理寺右少卿。正德五年（1510），升督察院右佥都御史，佐理院事。正德十年（1515），丁忧守制五年后补原职，仍理院事。正德十二年（1517），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理院事。正德十六年（1521），升刑部右侍郎转升本部左侍郎。嘉靖二年（1523），升南京礼部尚书转任南京户部尚书。嘉靖三年（1524），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四年（1525），改都察院左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书记兼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笔者注），掌院事。嘉靖五年（1526），改刑部尚书。

然而明嘉靖初年一起大案“李福达案”却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这个案子最初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民间小案，山西徐沟县人薛良，举报当地一个叫张寅的富商是朝廷的在逃通缉犯。说他本名叫李福达，曾在山西参与谋反，充军逃脱后，改名李五，流窜到陕西进行白莲教的传教活动，煽动叛乱，失败后再次逃脱，才化名为张寅，并落了户籍。后纳粮买官，竟当上了山西太原卫指挥使。由于李五确实是官府登记在册的通缉要犯，所以山西官府不敢怠慢，立即立案调查。山西地方官及御史马录审讯结果证明，张寅即李福达，拟李福达谋反罪。

被告人张寅家里与武定侯郭勋有些来往，郭勋便写了一份请托信同山西官场上打个招呼，帮张寅了了这桩官司。但马录是朝庭郭勋的反对派，于是马录一封弹劾，连同郭勋的请托信一起递了上去，登时，引发朝野上下的关注。

武定侯府子孙三代都与皇室联姻，既是勋臣又是国戚，但论及在朝中的地位和权势，还是郭勋这一代最是巅峰。反对派不再敢挑战皇帝的权威，但却是与郭勋势不两立，尤其是给事中刘琦、御史高世魁等30多位言官交章弹劾郭勋“交通逆贼，明受贿赂”，李福达“既应伏诛，郭勋亦无可赦之理”。几经周折联合奏本更离谱：郭勋手握重兵，难免将来不谋反！到了这个时候，嘉靖皇帝坐不住了，决定提调所有案卷、人证来京重新会审！

大明的会审一般由刑部主导，都察院、大理寺和锦衣卫镇抚司共同参与。如果案情严重的话，还会扩大到九卿、五府、科道官全部参与。当下刑部最大的领导——刑部尚书，叫颜颐寿，这个主审的差事自然就落在他头上。

主审官颜颐寿感到压力很大，四审时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一方面认定张寅、李五、李福达是同一个人，另一方面由于张寅谋反的证据不足，可以罪减一等，只是判张寅有煽动蛊惑罪。但嘉靖不满意，他要一个天下百姓、群臣都信服的解决方法，铁了心就是想揭穿这个诬陷的阴谋。

既然在山西案子就没审明白，那就把山西审案官员都召到京里来质证。不管颜颐寿再怎么说明张寅、李五、李福达是同一个人，嘉靖都听不进去。还明旨申斥颜颐寿等人：“且不究治，都着戴罪办事，待再问明白，一总发落”。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颜颐寿等审案官员哪里还不明白，这个案子如果不能让皇帝满意，那他们自身就凶多吉少了。

于是，五审，山西审案官员到京把之前的判定结论全部推翻了，那个最先弹劾郭勋的马录也承认自己失职，连陕西方面的证人石文举也很识趣地说自己是误认。最终判定一切都是子虚乌有，张寅无罪。这种结果并不能平息嘉靖皇帝的怒气，嘉靖皇帝决定还得六审！这下好了，原本坐在堂上的主审官颜颐寿等人变成了阶下囚，与案犯一同受审。

八月初五，嘉靖帝下令改组三法司，命宠臣张璁、桂萼、方献夫分别主持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事务，彻查此案，并追责制造冤案的官员。张、桂、方三人迎合嘉靖帝意旨，再审马录，严刑拷打,五毒备至，“录不胜刑，自诬故入人罪。”最终，嘉靖帝全部采纳了桂萼的意见，将此案定为诬告陷害罪，李福达被释，颜颐寿等法司及科道官员40多人下狱，其中10多人刑讯而死。随后，颜颐寿罢职家居，终身未被起用。嘉靖帝命都察院刊布诏条，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