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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出版社论文推介】涂帆(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勃鲁姆提纲》与卢卡奇革命策略战术的列宁主义化

2026-05-09 15: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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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勃鲁姆提纲》的研究现状及其理论定位

作为青年卢卡奇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份重要文献，《勃鲁姆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卢卡奇思想发展史中占据了独特地位。它既是青年卢卡奇对匈牙利革命实践道路探索的成果，又是其青年时期政治实践的绝唱。国外学界对《提纲》的研究主要涵盖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理解卢卡奇本人思想转变的意义；其二是《提纲》的政治效应。彼得·吉本（Peter Gibbon）指出，《提纲》延续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列宁》中的基本逻辑。青年卢卡奇始终强调民主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内在张力。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提纲》中（Gibbon，1985）。马科斯·德尔罗伊奥（Marcos Del Roio）着重分析了卢卡奇从“民主专政”到“新民主”，再到“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连续思索。卢卡奇始终将民主视为一种革命过程中的过渡形式，其最终的目标在于掌握革命领导权，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提纲》中所谓“民主专政”是一种在诸如匈牙利这种经济落后国家推动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化的策略选择（Del Roio，2021）。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认为，《提纲》是卢卡奇与兰德尔派在匈牙利共产党党内反对贝拉·库恩极“左”路线的政治表态。《提纲》所阐发的理论立场与列宁在第三国际早期所采取的策略高度相似，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卢卡奇分析民主斗争与工农联盟的论述中（Le Blanc，2013）。相较于国外学界，国内学界对《提纲》的研究仍相对薄弱。总的来看，上述讨论视角各异，但都有力地说明了《提纲》作为理解卢卡奇早年思想的枢纽的复杂而关键的地位。在卢卡奇晚年自己的回忆中，他也承认了自己对《提纲》的复杂感情，《提纲》中的理论构想与其所面对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

卢卡奇在晚年的访谈中曾多次谈及《提纲》。他始终坚信《提纲》中政治立场的合理性。1967年。他回忆这一文本时曾说：“我企图通过恢复和采用列宁1905年的口号——工农民主专政——在第六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路线中找到一个缺口，藉以使匈牙利党采取更现实的政策。我没有成功。……事实上，后来的历史进程也完全证实了勃鲁姆提纲。因为匈牙利在1945—1948年的时期具体实现了我在1929年所主张的工农民主专政。”（卢卡奇，1986：300）卢卡奇认为，《提纲》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并非仅仅是理论规划，而是建立在他对匈牙利社会阶级结构及其革命可能性的现实判断之上。他试图在匈牙利极“左”派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与右倾的“资产阶级民主”路线之间寻找一条符合匈牙利国情的道路。然而在当时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氛围中，卢卡奇的举措注定徒劳无功。

卢卡奇（1986：303）在晚年的回忆中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倘若我所持观点如此正确，却仍遭遇彻底失败，那么这只能表明我并不具备真正的政治才能。故而，我毫无顾虑地放弃了实际政治工作——我已然认定自己缺乏这方面的天赋。”这一失败使得青年卢卡奇开始减少政治参与，直至他转向美学等门类的纯理论研究。他晚年回忆道：“这次论争和我在其中实行的策略性退却给我带来的头一个大好处，是我有可能摆脱繁多的公务活动，完全集中精力进行理论工作。”（卢卡奇，1986：203）卢卡奇从此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彻底离开了政治领域的斗争。

可以看出，卢卡奇对《提纲》的态度十分纠结。他不愿完全否认其历史合理性，但又不得不正视《提纲》不被接受的政治现实。如何从理论层面剖析这一合理但政治上失败的文本？针对该问题，可回溯至青年卢卡奇于《战术与伦理》中构建的战术—策略的框架，运用这套辩证结构拆解《提纲》的理论困境。

在《战术与伦理》中，卢卡奇建构了战术与策略两种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性概念，其分别涉及“如何做”与“做什么”两个方面。战术被定义为连接现实政治斗争与其阶段性目标的中枢性活动，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战术的具体运用，从长期来看取决于现存的阶级力量对比，在短期内取决于局部的政治形势变化。在卢卡奇的分析中，像参与议会、罢工组织或武装自卫等具体的革命手段均属于战术范畴的一种。所有战术在原则上必须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如何评价战术是否合理，关键依赖于评估战术是否能促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

与战术相对，策略关乎革命应向何处去的根本性问题。正确的策略首先必须建立在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宏观把握之上，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正确判断。卢卡奇认为，列宁主义的诸多基本原则，诸如“拒绝改良主义”“发展工人先锋队”等，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当下，建构了一套稳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体系。这套策略体系为所有具体战术行动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辩护，因此，策略与战术不同，其不因短期形势的变化而随意更改。在卢卡奇那里，战术与策略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过程。策略是战术的根本遵循。脱离策略的战术将沦为“无目标的盲动”，如缺乏群众基础的冒险主义起义和沉溺于经济改良的机会主义等错误行动。战术是策略的实践途径。脱离战术的策略则会成为“悬浮的乌托邦”。革命目标必须通过“工厂占领”“苏维埃建设”等一系列具体的战术行动从历史必然性转化为现实可能性。战术-策略体系中，阶级意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战术与策略二者通过作为中介的阶级意识相互影响。战术在具体革命实践中培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而策略则在宏观角度上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简而言之，在《战术与伦理》中，卢卡奇认为一次正确而有效的革命行动，既取决于其先进的策略，也依赖于坚决的战术。

要精准把握《提纲》在卢卡奇思想演进中的地位，还应当对本文所提出的“列宁主义化”化进行界定。所谓“列宁主义化”，指的是卢卡奇在革命策略和战术层面的一次根本性转换。卢卡奇从早期的伦理共产主义的抽象策略，转向以分析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以掌握革命领导权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列宁主义化”标志着卢卡奇革命思想从哲学思辨走向政治实践，从保卫革命纯粹性走向具体情况下的革命灵活性，从宗派主义走向工农联盟的深刻转型。《提纲》正是这一“列宁主义化”转型的标志和成果，其系统性呈现了卢卡奇将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创造性运用于匈牙利具体国情，制定一系列战术措施，从而在“策略-战术”的框架下建构一套独特的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方案。

Ⅱ.走向《勃鲁姆提纲》之路：青年卢卡奇初步列宁主义化的革命策略思索

如前文所述，在青年卢卡奇革命思想的列宁主义化过程中，卢卡奇的革命策略从抽象伦理分析转向具体政治分析。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在策略层面上，其进程肇始于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卢卡奇对列宁著作的不断学习和反思的过程之中。《提纲》是这一过程的标志性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卢卡奇将其建构的抽象的伦理策略改造为根植于社会历史分析的具体政治策略。这为理解《提纲》在策略层面上的意义提供了关键线索。

卢卡奇对革命策略思考的第一个阶段起始于对于1919 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短暂实践之中。随着匈牙利革命失败，卢卡奇流亡维也纳。在这一阶段，其革命策略经历了一个极“左”的宗派主义时期。他将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策略目标高度伦理化——无产阶级革命被视为颠覆现有道德体系的伦理革命。这一策略的哲学基础完全建立在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之上。卢卡奇（Lukacs，2014：21）明确指出：“革命行动最深刻的理论意义在于，其中手段和目标的形而上学对立被消解了……行动本身就是目标在历史进程中的展开，目标是行动的内在组成部分。”过程与目标在历史中的展开呈现出黑格尔式辩证关系的外在形式。然而，批判的武器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在匈牙利革命陷入低潮之际，如何将抽象的哲学原则提升为具体的革命总体策略才是作为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的卢卡奇应该迫切解决的关键问题。卢卡奇对革命策略的哲学化表述将会直接导致匈牙利共产党内部对革命实践出现抽象化认知。革命行动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为“消解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伦理决断。这种伦理决断反映在无产阶级当中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此时，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理解完全从属于这一哲学化的策略框架。他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妄图垄断革命领导权，主张“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成为革命的精神核心”（Lukacs，2014：63）。然而，这种阶级意识是一种有待达成的伦理觉悟，即一种“精神自觉”，而非建立在特定社会存在之上，通过具体的政治实践、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等方式去耐心培育和激发的现实意识形式。此时卢卡奇革命策略的核心在于唤醒这种纯粹的阶级意识，似乎一旦这种意识普遍觉醒，革命便能自然成功。

这种哲学化策略的严重脱离了匈牙利的社会实际。在一个半封建、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卢卡奇的“消解形而上学”的策略未能转化为契合具体国情的政治路线。他积极推动的“文化革命”等行动更多地服务于抽象的“意识觉醒”目标，其未能触及匈牙利革命最为核心的社会问题——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此时卢卡奇的总体策略中缺乏对农民阶级在革命中地位与作用的现实分析。正如他后来反思中所提及，这种极“左”的宗派主义策略脱离实际，无法指导革命取得胜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反动集团推翻，在现实层面宣告了卢卡奇伦理化哲学策略的失败。可以说，缺乏对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无法有效整合现实社会力量的革命策略，无论其哲学表述多么深刻，在政治实践中必然乏力。

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至维也纳的卢卡奇，仍然秉持其原有的激进革命策略，他称其为极“左”的“弥赛亚宗派主义”策略。这种策略可简要概括为通过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纯粹性来证明自己革命策略的正当性，这一倾向集中体现在《议会问题》一文中。针对当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关于是否参与资产阶级议会的争论，卢卡奇在理论层面上认可议会斗争作为“防御性战术”的必要性，但在策略层面上认为其并非具有革命意义的实践形式。他主张“只要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在一定规模上具备实现可能，议会制便毫无存在必要”（Lukacs，2014：53-64）。针对社会民主党内部将议会斗争视作革命的机会主义倾向，卢卡奇（Lukacs，2014：53-64）坚定反对，并指出“议会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混淆阶级意识的工具，其‘全民代表’的神话只会模糊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从形式上看，卢卡奇拒绝和资产阶级合作，坚持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进行持续斗争，这显然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应当坚持的基本立场。然而，对议会制的全盘否定，意味着卢卡奇主动放弃了在阶级斗争相对稳定时，借助资产阶级政治场所开展宣传，揭露敌人，争取群众的各类具体战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革命策略因此变得纯粹却封闭，坚守原则却丧失了在复杂现实情境中推进革命的可能性。他将策略的灵活性等同于对原则的背叛，进而将革命策略收缩为一种拒绝与现实妥协的宗派信条。

这种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很快遭到列宁的严厉批判。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直接点名批评了卢卡奇的《议会问题》。列宁（2013：127-128）指出，卢卡奇“‘防御’策略和‘进攻’策略的区分是臆想出来的；对十分明确的历史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没有注意到最本质的东西（即必须夺取和学会夺取资产阶级借以影响群众的一切工作部门和机关等等）”。这一批评精准地指出了卢卡奇革命策略的核心问题。真正的革命策略要求政党必须深入到资产阶级影响的各个领域去争夺领导权，而卢卡奇的策略却因追求形式的纯粹而主动放弃了这一重要阵地，使得匈牙利共产党孤立无援。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对欧洲革命形势的分析以及对列宁著作的钻研，卢卡奇初步实现了其革命策略的列宁主义化转变。这一转变集中呈现于《列宁》一书之中。他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目标的前提下，从根本上调整其革命策略的方法论，着力探寻基于现实的具体的革命策略。这一策略调整为《提纲》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在《列宁》里，卢卡奇彻底超越了他此前的抽象哲学革命策略，认识到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书斋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指导现实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科学。他指出：“革命的现实性：此乃列宁思想的核心，亦是他与马克思的决定性关联。”（Lukacs，2009：9-13）革命的策略必须构建在对所处历史时刻现实性的精准把握之上。卢卡奇高度认可列宁的先锋队政党理论，认为列宁所主张的党并非反对派所诋毁的少数精英的宗派组织，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现实化身，是连接群众自发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纽带。他明确表示：“列宁的组织形式是不可或缺的”，党是“真正的中介形式”，是“促使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得以产生，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Lukacs，2009：9-13）。党不仅是执行策略的工具，其本身就是策略的核心要素。党是确保革命政治方向、培育阶级意识、组织一切斗争形式的策略性枢纽。缺乏这个高度组织化的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策略主体，任何革命策略都只是抽象的空想。与此同时，卢卡奇在《列宁》中还将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这一列宁主义的精髓提升为制定策略的根本原则。他批判此前自身与其他左派共产党人的教条主义谬误——革命策略的稳定性必须建立在对不断变化的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而不是抽象的哲学论证之上。策略提供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方向和基本尺度，而不是教授无产阶级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公式。在策略上对列宁主义的深刻认同，为卢卡奇在《提纲》中构思一整套符合匈牙利国情的策略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可惜的是，《列宁》一书并未将列宁主义的诸多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匈牙利无产阶级运动之中。但不难看出，在深入研读列宁著作，反思匈牙利革命失败的过程中，青年卢卡奇将其早期的极“左”思潮和弥赛亚宗派主义改造为了基于现实性的政治策略。《提纲》所提出的民主革命阶段论与工农民主专政论，恰是这一列宁主义化后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在匈牙利具体国情下的系统性呈现。

Ⅲ.从边缘战术到核心战术：农民问题在卢卡奇思想列宁主义化演进中的思路转换

在卢卡奇革命策略的列宁主义化进程中，农民问题始终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战术环节。卢卡奇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演变始于对匈牙利革命失败的经验总结。经由学习列宁著作和现实地研究农民问题，在《提纲》中卢卡奇建构了一套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战术体系去解决农民问题。

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为卢卡奇揭示了忽视具体战术问题的直接后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际与国内危机交织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独立后建立的卡罗利资产阶级联合政府面临全面危机，无所作为，没有认真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导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与此同时，协约国通过威克斯通牒施加巨大的外部压力。在内忧外患的逼迫下，走投无路的资产阶级政府只得将政权交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盟。这一政权更迭方式本身就决定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极为复杂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矛盾，其中，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本应成为革命政权最为紧迫的战术核心。

然而，新生共和国在农业领域推行的土地国有化与集体化政策在战术上完全脱离实际。1919年4月3日颁布的《土地国有化法令》宣告“匈牙利的土地归劳动人民的社会所有。不劳动者不得享有土地”，并规定“一切大、中地产……均无偿转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阚思静，1984：58）。这一政策在匈牙利历史上首次消灭了半封建地主所有制。然而，作为一项具体战术，后续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导、农民普遍渴望拥有自己土地的国家，共和国领导人拒绝了广大无地、少地农民分配土地的迫切要求，试图“并非通过分配土地建立小农户，而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的方式实现土地改革”（阚思静，1984：58）。这种战术选择忽略了匈牙利农村的现实状况。战后经济崩溃、生产力遭受极大破坏、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达到顶峰。强制推行一步到位的农业集体化，本质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战术冒进，是将未来社会的策略目标错误地当作当下必须执行的战术手段。

这一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新生的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失去了广大穷苦农民的支持。广大贫苦农民感受不到苏维埃新政权和以前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区别，他们渴望成为土地所有者，而国有化政策使他们愿望落空，导致多数农民对革命漠不关心，部分农民甚至采取敌视态度。最终，因农业上的极左政策而未能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了无本之木。当协约国仆从军发动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叛乱时，城市无产阶级组织十万工人师团奔赴前线，而农村却没有什么动静。失去了广大农民这一最主要的同盟军和兵源保障，无产阶级的孤军奋战难以维系，存在了133天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最终被扼杀。对此，列宁（2017：320）曾总结道：“匈牙利农民没有帮助匈牙利工人，因而他们又陷于地主的统治之下”。

在维也纳流亡时期，卢卡奇在农民问题上的战术分析仍带有极“左”色彩。在1923年写作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严格依据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论断，强调农民尽管在客观条件上具备阶级形成的经济基础，即“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但却因缺乏组织性和自觉的全国性联系而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自为的阶级”（卢卡奇，2004：121）。卢卡奇（2004：121-122）进一步指出：“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自然，农民群体也就不存在阶级意识。卢卡奇认为，农民的阶级意识实质上是“借来的东西”。这种借来的阶级意识，天然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对革命有害无益，甚至可能倒向反革命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阶级意识与阶级利益处于一种“彼此不相容的关系之中”（卢卡奇，2004：122）。卢卡奇的这一论断否定了农民能够积极参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在战术层面，他依旧未能重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潜在的同盟力量。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对列宁著作的钻研以及对革命实践经验的反思中，卢卡奇实现了在农民问题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术转向。农民问题成为卢卡奇设想中无产阶级革命不可或缺的核心战术环节。这一转变在《尾巴主义与辩证法》中初现端倪。在《尾巴主义与辩证法》中，卢卡奇摒弃了先前否定农民作为独立阶级存在的偏执观点。他承认，农民确为一个阶级。但农民的意识“无法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水平相契合”，因为其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客观上不具备按照自身阶级利益来领导和组织整个社会的能力”（卢卡奇，2024：68）。基于此，卢卡奇（2024：69）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战术命题：“无产阶级是农民实现进一步发展的中介，此种进一步的发展既契合社会存在的发展规律，也符合农民意识的发展趋势，同时不会受到农民意识的局限。”农民群体在阶级意识上的局限不应成为在战术上排斥农民的依据，相反，这恰恰需要无产阶级通过具体的战术，如施行满足土地诉求的政策等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改造。争取农民的支持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核心战术环节之一。这为《提纲》中系统化的农民问题战术设计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通过对农民问题的持续反思，卢卡奇最终在战术层面走向了列宁主义。匈牙利革命的未来关键在于无产阶级政党能否运用灵活战术，特别是在解决农民问题上灵活地运用战术。在这一进程中，卢卡奇在方法论层面确立了将农民问题作为核心战术问题加以处理的范式，这也为《提纲》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Ⅳ.战术－策略框架下的《勃鲁姆提纲》：民主革命阶段论与工农民主专政的再审视

1928年发表的《提纲》是卢卡奇革命战术与策略列宁主义化的核心标志。在《提纲》中，卢卡奇提出了作为策略总纲的民主革命阶段论和作为具体战术的工农民主专政论两大措施。

民主革命阶段论是《提纲》的策略总纲。民主革命阶段论的核心在于摒弃了匈牙利共产党内部将无产阶级革命视作和资产阶级进行总决战的思维方式，将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划分为不同性质的多个发展阶段。匈牙利国内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封建残余尚未彻底清除，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历经一个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为短期目标的过渡阶段。这一论断基于对匈牙利社会性质的剖析。《提纲》中明确指出：“在匈牙利的发展过程中，其突出特点之一就在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没有受到限制，而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且仍在持续发展。”（卢卡奇，2024：227）这种半封建性质的社会结构导致资产阶级既缺乏能力又缺乏意愿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而与封建大地主相互勾结，使政权“正朝着一种特殊的‘法西斯化’方向发展”，“完全摒弃了民主改革和资产阶级民主，尽管保留了民主的形式”（卢卡奇，2024：215）。基于此，卢卡奇指出：当下直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孤立无援。匈牙利共产党必须首先领导民主革命，以共和制、土地归农民所有这类民主革命的口号凝聚各个阶级的力量，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民主革命阶段论贯彻了列宁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策略原则。卢卡奇认为，当前匈牙利反封建争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其领导力量和具体走势必须由无产阶级掌控。因此，它绝非一个稳定、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是一种“具体的过渡形式，通过这一过渡，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卢卡奇，2024：218）。这一过渡形式的政治载体是工农民主专政。卢卡奇试图以这种新的革命联盟的形式确保这场过渡的革命最终迈向社会主义。工农民主专政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简单地复写，而是一整套战术安排。为了在《提纲》中说明这一点，卢卡奇首先批判了两种错误倾向。第一种是极“左”派的错误思潮，他们试图在保持革命纯粹性的旗帜下反对加入议会，拒斥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强调直接发动革命，这无疑是陷入了教条主义之中；第二种是社会民主党内部的部分成员所坚持的错误方向，他们一味同资产阶级媾和，试图加入议会，将革命完全转向议会斗争的航线，这显然是陷入了伯恩斯坦一类的修正主义的泥潭中。在民主问题上，卢卡奇（2024：218-219）提出了关键的战术原则：“必须区分两种民主：一种民主是资产阶级在其中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民主；另一种民主则意味着资产阶级虽然仍维持其经济上的剥削地位，但至少已经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了广大工人群众。”匈牙利共产党的首要使命是夺取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并借助议会、出版物、集会等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在更广阔的战术领域中与反革命势力开展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成为“唯一一个为了资产阶级民主而奋斗的党派”，但资产阶级民主绝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的。工农民主才是匈牙利共产党应当积极争取的民主，“这场旨在推翻贝斯伦政权之斗争的核心口号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卢卡奇，2024：216）。通过争取工农民主的不断斗争，无产阶级将建立起反专政反封建的同盟军，为下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

工农民主专政论是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实现形式和组织保证，也是《提纲》战术体系的核心枢纽。卢卡奇（2024：217）明确赋予无产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地位：“民主专政，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的完全实现，是严格意义上的战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战场。”这一专政的任务首先是民主性的，即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土地革命，但他同时强调，这一过程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以防止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因此，工农民主专政的实质是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者、以农民为主要同盟军、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为直接目标、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历史方向的革命政权形式。

为了实现工农民主专政，首要任务就是将农民问题作为战术的关键。但此时，卢卡奇不再拘泥于对农民问题的哲学分析，而是试图在实践中为匈牙利革命中的农民问题提交一份答卷。在卢卡奇（2024：69）的规划中，无产阶级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领路人：“无产阶级是农民取得进一步发展的中介”。这意味着，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组织下，农民和无产阶级将会结成同盟，共同实现革命目标。为了做到这一点，党首先应当“有规律、有组织地与土地劳动者建立起联系，努力在农村的下层中站稳脚跟”。这一措施的前提是党必须对专政时期在土地问题上的错误进行“无情的自我批评”，重新赢得农民的信任。（卢卡奇，2024：228）与此同时，共产党必须成为土地革命的坚定倡导者，主张“无偿没收大地主的财产，以革命的方式占领土地，为农民将土地解放出来！”（卢卡奇，2024：227）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能够突破农民的阶级意识局限，彻底实现革命。但必须要首先避免两种错误，其一是教条地推行集体农业经济模式，忽视农民的实际意识状态，导致农民对党的政策充满抵触情绪；其二是放弃革命领导权，迎合农民的自发性，走向革命的尾巴主义。他借列宁的话警示道，农民对大农场的疑虑必须通过长期的社会教育和积极的革命政策才能得以打消。卢卡奇制定了一整套具体战术，将农民的经济诉求与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目标有机结合，真正将农民问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总体战略的系统性思考。

在《提纲》中，卢卡奇还总结了导致匈牙利革命失败的几种经验教训。这些结论也成为区别坚持列宁主义指导的工农民主专政论和匈牙利共产党党内其他革命策略的重要标志。为实现工农民主专政，首先应当反对匈牙利共产党内部的两种错误倾向。第一种错误倾向是“先锋队替代主义”，这种思潮忽视农民的现实诉求，企图用党的意志代替农民的自觉行动。这种倾向本质上是一种战术上的“左”倾幼稚病。该倾向的代表之一罗伯特主张将党的工作“单纯局限在工厂政治领导小组所进行的工作之中”，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最坚强的抵抗路线”才能领导群众运动（卢卡奇，2024：211）。卢卡奇指出，这种观点忽视了当前匈牙利群众的愈加高涨的革命热情。通过完全排斥参与游行、集会和议会辩论等所谓落后形式，回避了党在当下面对的具体任务，这实质上是意识形态上软弱的体现。第二种倾向是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倾向在联合农民的过程中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沦为农民自发性的尾巴。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尤利乌斯认为，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贝斯伦政权不具有法西斯特质，故而是可以考虑合作的对象。而社会民主党是以民主改革的形式进行斗争的反对党。党应放弃独立行动，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民主改革，将革命转入议会斗争阶段。卢卡奇（2024：210）尖锐地指出，这种路线“只会让党重新陷入专政被推翻之后的那种处境”，即丧失革命可能性，沦为纯粹的激进思想宣传团体。

通过批判上述两种倾向，《提纲》建构了一套辩证的无产阶级革命战术与策略体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这一坚定策略通过灵活多样的战术手段，如土地革命，对民主形式的辩证利用等得以实现。这一策略也表现出与匈牙利的其余左翼政党的谋划截然不同的面向。在《提纲》中，卢卡奇指出，社会民主党将民主革命视为一个独立而稳定的发展阶段，而匈牙利共产党则将其理解为通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动态过渡阶段。而匈牙利共产党与“左翼”激进主义的区别则在于，匈牙利共产党在当前形势下并不主张直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而是通过工农民主专政这一过渡形式，积极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总的来说，民主革命阶段论与工农民主专政论统属一个有机整体，为匈牙利革命构建了一整套理论蓝图。民主革命阶段指明了当前匈牙利国内阶级斗争的历史动态变化，而工农民主专政是随着这种阶级力量对比变化而不断演进的政权载体形式。在《提纲》中，卢卡奇（2024：229）将这一思想具体化为一系列战术口号，如“为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争取贫农以革命占据土地；争取无偿没收所有超过100英亩的地产，为农民提供土地。”等。这些口号将在无产阶级革命战术和策略的体系中构成一个“自相一致的体系”，以简要的形式将这一整套策略和方法灌输给匈牙利人民以激发传递革命的基本方略（卢卡奇，2024：231）。

从战术—策略的辩证视角审视，《提纲》以民主革命阶段论为总体策略，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工农民主专政论为战术关键节点，借助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等具体战术手段，构建了一套旨在积极推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整方案。该方案是卢卡奇将其列宁主义化的哲学思想与对匈牙利国情的具体分析相结合的成果，是其战术－策略框架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实践运用。

Ⅴ.余论：《勃鲁姆提纲》的理论地位与理论价值

遗憾的是，《提纲》最终也未能被匈牙利共产党所接受。1928-1929年，共产国际六大确立了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强调无产阶级直接发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所有强调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和团结非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革命策略都被视作背离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总目标而遭到批判。《提纲》因其民主革命阶段论和工农同盟军思想被简单化地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并遭到共产国际与匈牙利党内的严厉批判。这直接导致了青年卢卡奇离开政治实践，转向纯理论研究领域。这份提纲也被被长期湮没在历史烟尘当中。然而，《提纲》所提出的构想却与20世纪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所规划的人民阵线策略不谋而合。随着欧洲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共产国际逐渐放弃六大所规定的方略，转向建立联合农民，知识分子和先进中产阶级的反法西斯联盟。这一转向和《提纲》中的设想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两者都主张跨越狭隘的阶级界限，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反专制的政治联盟。可惜在历史时刻的错位中，《提纲》只能成为青年卢卡奇政治实践生涯的绝笔之作。

就卢卡奇自身思想发展而言，《提纲》无疑是卢卡奇走向列宁主义的关键标志，这一特征显著地体现在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分析上。卢卡奇从策略和战术两个方面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在策略上，无产阶级应当立足社会特点，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复杂性，承认过渡阶段的存在，并将其视作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由之路；在战术上，匈牙利共产党应当重视农民问题，满足农民迫切的土地需求，团结一切反专制反封建力量以推动革命。这一策略—战术规划，充实了卢卡奇自身的阶级意识理论，贯彻了列宁主义，为处理复杂的阶级力量整合问题构建了完整的方法论指导。就《提纲》的文本内容而言，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系统性提出了一套基于列宁主义的策略—战术的辩证理论体系。在策略上，卢卡奇基于匈牙利半封建社会特点，提出了匈牙利革命中民主革命阶段问题；在战术上，他设计了一套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紧密团结农民阶级，建构反封建反专制联盟以推进革命的民主专政方略。这种策略—战术安排，是卢卡奇在系统研究列宁著作之后，将列宁主义运用在匈牙利革命中的卓越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提纲》不仅是对匈牙利一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更是对于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回答。在匈牙利这种封建残余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并存的特殊国家，无产阶级凭借单一阶级无法发动成功的革命运动。在《提纲》中，卢卡奇勾勒了一条不同于共产国际指示的道路，即以无产阶级为领导核心，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形式的民主革命道路。尽管这一探索由于历史条件制约未能付诸实践，但是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革命方法论依旧为解答落后国家革命问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革命方法论，首先应当反对的就是教条主义。对于落后国家而言，《提纲》的示范意义正在于此：卢卡奇在《提纲》中并不是照搬俄国经验或是亦步亦趋跟随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地进行革命，而是基于匈牙利“封建残余与发达资本主义并存”的独特国情，创造性地将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转化为促进阶级力量整合的民主革命阶段论和解决本国农民问题的工农民主专政论。这一把抽象原则转化为具体战术与策略的过程，正是落后国家探索自身革命道路中应当学习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关键方法论工具。

综上所述，《勃鲁姆提纲》虽因其生不逢时而成为一场“正确的后卫战斗”，但它作为卢卡奇革命思想列宁主义化的成熟结晶，以其对战术与策略辩证关系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落后国家革命道路的独到思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重新审视这份纲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青年卢卡奇的思想全貌，更能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当代中国问题提供历久弥新的思想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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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lum Theses and the Leninist Transformation of Lukacs’ Revolutionary Strategy and Tactics

Tu Fan(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The Blum Theses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document completed by Lukacs in 1929. This document pioneered two unique propositions in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stages and the theory of worker peasant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This marks the complete shift of Lukacs' revolutionary thought towards Leninism. The theory of stages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emphasize that in Hungary, where feudal remnants are deep and the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is incomplete, the proletariat should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the revolution from the democratic stage to the socialist stage through the allianc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flexible tactic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trategic tactical framework proposed by Lukacs in his early years as a perspective, and combines it with the historical fate of the Blum Theses to analyze its posi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Lukacs' thought, revealing its forward-looking thinking and methodological value in Marxist revolutionary theory.

Keywords: The Blum theses; Tactics and strategy;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The Stage Theory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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