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公安局某主城区正科级派出所副所长马某搞现代版“杀良冒功”惹祸

【民间观察】南京市公安局某主城区正科级派出所副所长马某搞现代版“杀良冒功”惹祸

题记：南京市是江苏省省会，副省级市。截至2024年底，南京市辖玄武、秦淮、建邺、鼓楼、浦口、栖霞、雨花台、江宁、六合、溧水、高淳11个区，95个街道、6个镇，总面积6587.04平方千米。南京市主城区在官方最新规划中主要指‌玄武区、秦淮区、建邺区、鼓楼区‌四区，传统广义概念中也包含栖霞区和雨花台区。

文/落魄书生-王中银

南京某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为完成禁毒查处指标，诱骗6名未成年人吸食含依托咪酯电子烟并当场“查获”，以欺骗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舆论将其定性为现代版“杀良冒功”。根据司法异地管辖，案件由南京市六合区法院审理，一些网友潜意识误读认为该副所长是六合分局的，六合分局躺着中枪。六合区法院审理与六合分局民警不存在任何必然联系，这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概念。并非审理法院所在地与行为人所属地与犯罪行为发生地等同，刑事诉讼中有指定管辖、移送管辖、集中管辖，非专业网友看到六合区法院判决新闻，第一反应变认为这个人是六合分局的民警，这件事发生在六合，这种直觉式判断虽然不符合专业司法规则，但符合公众认知习惯，这是身份误读产生的认知基础。《新京报》在此次报道中，尽管报道出来此事，但司法信息公开不充分、马某案件中，仅仅提到马某，原南京市公安局某派出所副所长，没明确说明所属的具体分局，这是六合分局躺着中枪的深层次根源。梳理汇总南京市所有区、尤其是主城区过去15年马姓派出所所长、副所长，公开报道的屈指可数，秦淮区某繁华旅游景点辖区，两个字马姓副所长是最大嫌疑对象。司法信息披露模糊性，给误读留下空间，普通公众无法获取完整司法信息，只能被动接受网络和媒体加工后的内容，导致六合分局社会声誉造成损失。根据心理学可得性启发效应，判断事件发生概率时，根据信息获取难易程度推断，容易被回忆起来的信息，被认为发生概率高，副所长马某六合是一个明确地域标签，是案件中信息最具体、最容易被记忆和提取的元素，公众看到六合区法院审理，大脑自动激活六合相关记忆节点，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最容易被激活，提到六合区副所长，首先想到的是该区的公安分局，这种自动联想是潜意识的不受控制的。六合法院和六合检察院大量承接外区司法干部犯罪，媒体报道不清不白，对六合公安分局的队伍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不明真相网友对六合公安产生不信任。司法机关在通报案件时，尽量提供完整、准确信息，明确说明被告人隶属单位、案件管辖依据等关键信息，避免使用模糊表述，对容易引发误解的内容，主动解释和说明，从源头上减少身份误导的产生。

南京市公安局某主城区某区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事件被公众定性为现代版杀良冒功。“杀良冒功”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史中极端恶劣的治理乱象，指官兵为骗取军功、获取奖赏，杀害无辜平民冒充敌军首级，是治理失效、权力失控、伦理崩坏的集中体现。该案核心事实清晰且令人震惊：2024年1月，南京市某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禁毒查处考核指标，勾结社会人员徐某，提供含有国家列管第二类精神药品依托咪酯的电子烟，通过他人召集6名未成年人，在宾馆内诱骗其吸食，随后马某带队“当场查获”，以虚假吸毒案件完成政绩任务。2026年4月25日，法院以欺骗他人吸毒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五年，同案社会人员一并获刑。该案突破执法底线、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践踏法治尊严，引发全社会对基层执法生态、考核机制与权力监督的强烈反思。干部晋升高度依赖可量化、可展示、可核查的显性政绩，如破案数、查处数、经济指标等，隐性工作与长期价值被弱化；为追求政绩达标，基层干部易出现手段取代目的、指标取代初心的异化，为完成任务背离公共服务本质；当真实政绩无法满足考核要求时，虚构政绩、制造案件、数据造假成为理性选择，假政绩随之滋生。政绩型体制为解释本案中马某为完成禁毒指标制造假案提供了核心理论视角：执法异化并非偶然作恶，而是体制激励下的策略性选择。法治的核心是程序正义，执法必须坚守法定程序、证据规则、人权保障，结果主义导向会导致执法彻底异化；现代国家治理合法性源于绩效合法性、法治合法性、价值合法性的统一，执法者知法犯法会严重侵蚀合法性基础，引发治理信任危机；上级治理任务通过科层链条层层下压，形成刚性指标、限期完成、一票否决、属地问责的强约束，基层处于“完不成被问责、必须完成”的挤压状态；基层承担无限属地责任，却缺乏对应的资源、权限与手段，被迫用非正式、灰色甚至违法手段完成任务；基层形式主义、造假行为并非主观故意，而是上级不切实际要求、刚性考核、监督泛化共同倒逼的结果，具有被动性；基层执法者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监督缺位时易出现权力越界、执法犯法，形成“权力灰色地带”。

南京市公安局某主城区派出所副所长马某造假动机可解释和理解，催生“造案达标”式现代版“杀良冒功”。“杀良冒功”作为治理乱象，贯穿中国古代历史，其核心是军功考核异化、监督缺失、权力失控的产物。该现象始发于秦代，商鞅变法确立二十级军功爵位制，以斩首敌军数量作为晋升核心标准，在激励军功的同时，直接诱发杀害平民冒充敌首的恶行；明末成为集中爆发期，陕西杜文焕、辽东李成梁、山西左良玉等将领，为获取军功、领取军饷，大肆杀害平民，导致百姓“恨官军甚于恨土匪”，成为王朝覆灭的重要诱因。动机：获取军功、奖赏、晋升，功利驱动；手段：暴力杀害无辜，伪造战功；对象：最弱势的平民百姓，权力霸凌弱者；后果：官民对立、秩序崩溃、政权失序。古代“杀良冒功”本质是乱世中考核机制异化、权力无约束、治理失效的极端表现。南京马某案标志着“杀良冒功”完成从军事到执法、从乱世到常态、从暴力杀害到构陷造假的当代转型，被舆论称为“造案达标”，与古代形态具有高度同构性，同时呈现新特征。动机一致：为完成考核、获取政绩，功利驱动；逻辑一致：以无辜者为代价，伪造功绩；本质一致：权力异化、突破底线、侵害弱者；危害一致：摧毁信任、动摇治理根基。从军事战场转向基层执法场域；从暴力杀害变为设局诱骗、伪造案件、执法构陷，更具隐蔽性；以执法名义行违法之实，披着合法外衣作恶；聚焦未成年人等最弱势群体，伤害更严重、影响更恶劣。“造案达标”是法治不完善、治理机制异化背景下，“杀良冒功”的现代变种，其治理危害更具隐蔽性与破坏性。

政绩型体制下，基层执法政绩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禁毒查处数、破案率、打击数直接关联考核排名、评优评先与职务晋升。马某身为派出所副所长，身处政绩竞争赛道，面临刚性禁毒指标压力，当真实吸毒案件数量无法满足考核要求时，“制造案件”成为完成政绩的理性选择。其行为完全符合政绩型体制的目标替代逻辑：将“打击毒品、保护群众”的公共目标，扭曲为“完成数字、获取政绩”的私人目标，手段彻底取代目的，指标完全压倒正义。政绩型体制易形成“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基层干部陷入唯指标、唯数据的行为惯性，为晋升不惜突破法律底线、侵害公民权利。马某作案动机明确：为完成查毒任务、谋取个人业绩，并非个人私欲，而是政绩激励异化的典型样本。其行为证明，当政绩考核与晋升前景直接绑定，且缺乏有效约束时，职业伦理、法律底线、人性良知都会被政绩冲动碾压，最终催生“杀良冒功”式恶行。政绩型体制下，假政绩存在层级递进：从夸大数据、虚报战果，到虚构案件、构陷无辜。马某案标志着假政绩从纸面造假升级为实体造案，突破所有底线。为完成指标，他主动提供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勾结社会人员，诱骗未成年人吸毒，再以“执法者”身份查获，全程精心策划、专业操作，堪称执法领域的“杀良冒功”，彻底颠覆执法者形象。法律服从的核心是规范性服从，即执法者基于对法律的信仰、认同与敬畏，自觉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而马某案中，执法者将法律完全工具化，把《禁毒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人民警察法》视为完成考核任务的工具，而非行为准则。其熟知执法程序、证据规则与法律条文，却利用专业知识设局造假，属于知法犯法、选择性执法、极端工具主义执法，彻底丧失规范性法律服从，沦为被指标绑架的“任务机器”。现代法治的核心是程序正义优先于实质正义，执法必须坚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严禁非法取证、构陷他人。马某案中，程序正义被完全抛弃：不存在真实违法事实，不存在主动吸毒行为，不存在合法查获程序，所有环节均为伪造。这种无事实、无证据、无程序的“三无案件”，以执法之名行违法之实，不仅未维护社会治安，反而生产违法、生产伤害、生产不信任，严重侵蚀国家治理的法治合法性基础。马某身为派出所副所长，本应是法律守护者、未成年人保护者、群众信任者，却为政绩诱骗未成年人吸毒，双重伤害弱势群体，彻底颠覆公众对执法者的认知。这种行为导致警民信任崩塌、法治信仰动摇、政府权威受损，其治理危害远超普通吸毒案件，是对国家治理根基的深层破坏。

当代基层治理呈现刚性压力直接传导特征：上级下达不切实际的刚性指标，层层加码、限期完成、一票否决，基层无讨价还价空间，处于“完不成问责、必须完成”的绝境。禁毒工作本为净化社会环境，却被异化为量化摊派指标，基层派出所无力完成却必须完成，形成“逼良为恶”的治理环境。马某作案并非主动作恶，而是刚性指标压力下的被动选择，是治理机制反噬治理目标的典型案例。基层派出所承担无限属地责任，禁毒、治安、维稳、服务等任务集于一身，却缺乏对应的人员、资源、手段与容错空间。面对刚性禁毒指标，基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完成，只能动用非正式权力、灰色手段，甚至突破法律底线。马某拥有街头执法的自由裁量权，能调动社会人员、控制执法流程、决定案件定性，而同级监督、内部监督、程序监督均未及时介入，权力在灰色地带野蛮生长，最终滑向犯罪深渊。基层形式主义、造假行为的根源在上级，上级不切实际的要求、过度的监督检查、重结果轻过程的考核，倒逼基层应付了事、弄虚作假。马某案中，考核只看查处数量，不查案件来源；只看数据报表，不查事实真相；只重任务完成，不重执法规范，为造案造假提供了空间。监督机制空转，未能及时发现、制止恶意造案行为，最终导致极端事件发生。将复杂执法工作简单量化，迷信“数字=成效”，忽视执法本质与公共利益；上级脱离实际下达指标，基层无力承担，被迫造假应付；手段取代目的，指标取代初心，执法沦为完成数字的工具。执法者将法律视为功利工具，丧失规范性服从与法治信仰；忘记执法为民初心，突破底线、侵害弱者；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失控，无视人权与程序正义。摒弃禁毒、治安等领域的不切实际摊派指标，落实“有案办案、实事求是”，严禁数字造假、制造案件；以群众满意度、执法规范度、社会安全感、长期治理成效为核心，弱化数字排名，强化过程监督与价值导向；为基层减负松绑，允许合理未完成指标，杜绝“一刀切”问责，缓解刚性压力。明确执法权是公共权力，不是政绩工具，重点保护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守护法治与良知底线。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减少不必要的检查、报表、会议，让基层回归执法主业；南京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为完成禁毒指标诱骗未成年人吸毒造假案，是现代版“杀良冒功”，并非个体道德沦丧的偶然事件，而是压力型体制刚性传导、政绩型体制激励扭曲、法律工具化泛滥、监督体系失灵多重因素叠加的系统性治理失败。“杀良冒功”不该重现于21世纪的法治中国。南京该案以极端方式警示：当指标压倒正义、压力压倒良知、工具压倒信仰，再完善的法律也会沦为作恶的借口。破除政绩迷信、减轻基层压力、捍卫程序正义、强化权力监督，才能真正杜绝“造案达标”式悲剧，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让基层回归善治本源，让国家治理现代化稳步推进。恳请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关注此网络舆情，避免无辜干警被无辜联想。恳请秦淮区公安分局夫子庙派出所所长朱明浩同志关注此舆情，截止目前南京主城区所有派出所只有贵所有马姓副所长，很容易被舆论联想。恳请关注网络舆论，避免六合分局悲剧重演。甚至可澄清，南京某马姓派出所副所长案件和秦淮区公安分局夫子庙派出所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