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这个案子，让人后背发凉。
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为了完成查处任务，把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交给社会人员，再由社会人员诱骗6名未成年人吸食，然后他带人去"查获"。
2026年4月，六合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马某犯欺骗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款两万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三名参与的社会人员也一并获刑。
一个本应抓毒贩的人，自己当起了"毒贩"。一个本应保护孩子的人，给孩子递上了带毒的电子烟。
有人说，这是个例。
行，那咱们就看看，到底是不是个例。（大家可以在网上随便搜一下，就知道案例的真实性）
2001年8月，甘肃临洮。出租车司机荆爱国接了一个姓马的乘客，到了地方，乘客下车走了，他调头往回开。没走多远被警察拦下，从车后座搜出一个帆布包，里面是3669克"海洛因"——后来复检发现，那玩意表面只涂了薄薄一层真货，中间完全是石灰粉。
一审，死刑。
这案子是怎么出来的？临洮县公安局主管缉毒的副局长张文卓和缉毒队长边伟宏，为了完成当年的缉毒任务，跟一个叫马进孝的毒贩联手做的局。那年大半年过去了，缉毒队"连一个像样的案子都没破"，张文卓很着急，就动了歪心。
如果不是后来马进孝在其他案子里被抓，为了立功把这事抖出来，荆爱国已经死了。
人都死了，不是你的罪也是你的。
顺便说一句，这不是甘肃孤案。同样的套路，马进孝前后跟五名警察"导演"了三起贩毒假案，受害者除了荆爱国，还有出租车司机杨树喜和坐台女彭清，三个人一审全被判了死刑或死缓。三个差点被枪毙的冤魂，就为了几个警察的考核指标。
再把视线往北拉。
2016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农垦公安局克山公安分局，因为查获的吸毒人员在全省垦区公安系统排名倒数第一，多次被上级领导批评。局长李某开了个全局大会，暗示干警可以找人冒充吸毒人员完成任务。
于是，"有偿雇佣"开始了。部分干警和协警拉来不吸毒的亲戚朋友冒充吸毒人员，编造虚假吸毒案件26件，导致21人被行政拘留。
局长李某后因滥用职权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现在你告诉我，这是不是个例？
有一个传播规律得跟大家念叨一下：当一个案子在网上发酵到你看到的时候，现实中往往已经遍地狼藉。这不是玄学，是规律。
南京这桩案子2024年1月发生，2026年4月宣判，有足够长的时间被"消化"，但它还是爆出来了。还藏着多少没爆出来的？翻翻我文章的评论区，随手一划拉就不胜枚举。开酒吧的朋友茶余饭后的闲聊里，那些为了给保护伞冲业绩把年轻人送进去的事，根本就不新鲜。
既然不是个例，那就得问一句：这种恶到底是从哪长出来的？
有人说，是畸形的考核机制闹的。这话有道理。齐齐哈尔那个案子，就是为了在全省排名中往前挪一挪；甘肃那些警察，是为了一年1300克的缉毒任务指标；南京这位副所长，"为完成涉毒查处任务"几个字白纸黑字写在判决书上。
但把锅全甩给KPI，就太便宜某些人了。
公共政策里有个著名的"眼镜蛇效应"：印度殖民政府为了消灭毒蛇，悬赏收购蛇尸，结果民众开始养蛇来领赏。政府发现不对取消了悬赏，养蛇的人把蛇一扔，野外的眼镜蛇反而更多了。
破案指标跟这个一模一样。设指标是为了打击犯罪，结果有人为了完成任务开始"造犯罪"。打击越多，犯罪越多，方向彻底反了。
但咱们得说清楚——考核机制有问题，不等于个人没有选择。马某面前有两种选择：完不成任务挨批评，或者栽赃陷害几个孩子。他选了后者。这不是"被逼无奈"，是他自己心甘情愿选了那条路。
警察是毒品的打击者，不是毒品的"投喂"者；孩子是被呵护的对象，不是拿来冲数据的耗材。能忘了这个的人，考核指标再正常也能找到作恶的由头。
说到这，必须扯开另一个话题。
每次出现艺人涉毒，某些人立刻高潮，"永远封杀""不得翻身"，恨不得踩到泥里再碾几脚。可一个派出所副所长骗六个未成年孩子吸毒，同样的这群人，沉默得像不存在一样。
原因不复杂。
一种叫做"追捧权力"。哪怕这权力已经烂到根上，也要为之辩护，因为在他们那套逻辑里，体制本身就是不能质疑的。
另一种更普遍——"安全位置的假正义"。骂一个失势的艺人，零风险，还显得自己义愤填膺，道德高地站得稳稳当当。骂一个滥用职权的派出所副所长？那得顺带质疑考核制度、问责链条，甚至整片土壤——风险太大，成本太高。
所以他们的正义，本质上是一场安全范围内的公开展演。
最后得说清楚一件事。
把这种案子拿出来说，不是要消解公众对警察群体的信任，恰恰相反——是要保护那些不愿意作恶的好警察。
当一个系统逼着警察作恶的时候，好人是最痛苦的。他们不想害人，但摆在面前的选择是：要么参与作恶，要么被边缘化、被批评、被调离、被降级。把这种事曝光、围观、追问到底，就是在帮那些不想造假的好人减轻压力。
有句话说得好：考核的初衷不是催生罪恶，但错误的考核必然催生深渊。
任何人都不该为几个数字去践踏无辜者的命运。执法者的手，不应该沾上被栽赃者的血。
法治的底线不是用指标堆出来的，是靠每一次拒绝作恶的选择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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